张志扬小论：缺席的权利还是渎神的节日？
07-04-26 05:25:50 作者：朴素 来源：天涯
缺席的权利还是渎神的节日？
——张志扬小论
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1959年肄业于华中农业学院农业机械系专业。1962年进武汉钢铁公司第三业余中学任教。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进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历任研究员、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张志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少数思想者之一。其独特地位在于，在中国学术界，他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之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显现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和对话能力。或者更恰当地说，只有深入揭示前者的界限才能为后者的同等身份及其中西对话的真正到来做好学理上的准备。为此区分了“现代中国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并为后者应对施特劳斯新古典主义的挑战而做奠基之礼，从而使“现代性”走出“现代性危机”的两难状况获得可能。在如此持续不断地努力中，张志扬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问题的范畴或命题，如“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语言两不性”、“偶在论”、“汉语言哲学问题”、“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创伤记忆”、“超验中立性”、“宗教是神逃匿的世俗形式”、以及用“主从伦理之双修德性”检讨西方从古至今偏走霸权的“自然正当政治”等。主要著作：《渎神的节日》（香港三联1992年）、《门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语言空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创伤记忆》（上海三联1999年）、《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1999年）、《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上海三联1997年）、《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人民出版社2007年）、《十课题书——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墨哲兰散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文革圣器与记忆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伽达默尔著•张志扬主译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1年）。主要论文：《解释与论证》、《后叙西方哲学史的十种视角》、《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权力意志”的浪漫与媚俗》、《尼采“敌基督”的身位在哪里？》、《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哲学生活——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选择》、《“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古今之争”——列奥施特劳斯重新检讨西方哲学之后》、《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日本西学之鉴——海德格尔忧虑东方艺术与西方概念相遇》、《技术全球化时代，艺术空间在哪里？》、《“西学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学术自主性与三种意识形态》。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学者的闲余文字，然张志扬的散文随笔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文章的补充或提供一种个案分析，正如他在《创伤记忆》里所做的那样。其实思想随笔并不比学术论文好写，刘小枫就说过：“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经历的缘分”，这话看来并非戏言。《渎神的节日：一个思想放逐者的心路历程》整体上属于思辩式哲学论著，但单章而论，却是以个人常态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如小说、电影、读书、评论、交往、交谈、沉思、忏悔等，逐层剥离一个人的遭遇、迷惘、破灭、反省、追问、直到对形而上学，上帝的虚无化即渎神而返回真实的思想与表达以“言成肉身”，散发着个人的生存感悟。带着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无疑更为广阔，张志扬以自己的“我思”建构着哲学的个人化风格，于是他写下一些沉思式的话语，譬如：“谁也不能拯救世俗。它承受着这个世界，像大海承受所有的高山河流。真正的无意义是比死更可怕的活着，即麻木，它淹没一切有意义的追问。”
《创伤记忆》里的“创伤记忆”这一说法听起来多少有些抒情色彩，与哲学的学理有相当的距离。其实“记忆”是西方哲学一直关注的课题。怀德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连串注脚，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具体地理解为西方哲学史是对“记忆”这一隐性概念的持续的发微和索解。日常经验表明，记忆的确是在维持着同一性。一个丧失记忆的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他无法确定他是谁，他的行为和语言必定处于散乱无稽的状态。对于群体(比如一个民族)来说，记忆也同样担当着维护自身同一性的功能。在此方面，犹太民族是典型的例证。一个屡遭劫难，甚至丧失了自己土地，不得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竟然延续下来并葆有鲜明的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记忆被固化为史书，这部史书又被尊奉为圣经并且被每一代人无数遍地“复诵”。换言之，被神圣化的记忆以其强有力的统合力消解了这个民族在现实世界中的漂泊状态。面对“创伤记忆”，张志扬深有感触，他写道：“法国人把1968年的‘五月风暴’叫作他们的‘文革’，它前后加起来还不足四个月的时间，比起中国‘文革’十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吧。可是法国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人物，新思想，对欧美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呢？”（《语言空间》）事实上，无论西方或中国，真正的现代性问题，总是与20世纪的苦难记忆或创伤记忆紧紧关连着的，且不管你是明说暗说、直接间接、规定或隐喻。于是，张志扬一直强调记忆，“重要的是记忆，特别是改变了质性、拒不重复的记忆。我无数遍向文字乞求：你说吧，如果我说不能唤起你说，我宁可沉默也不变成数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记忆帮助我们重回过去，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说，“有三个人至今不忘。”“一个人是卖糯米行糖的，年纪很老了，五十多岁的
样子，颧骨高高的，嘴巴瘪瘪的，下巴外翘，眉眼极善，总是笑成一线，常常戴一顶破草帽。一个人是做戏的，叫“一人班”。这个人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月，两个月，至多春夏秋冬吧，每个季节的场景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季。第三个是卖印色油的，中年人，三四十岁吧。身个很高，齐耳的卷发上歪戴着一顶陈旧了的黑白格子鸭舌帽，脸很黑，嘴大，红鼻头，眼眯成细长。脖子上总是记一条白毛巾。”这些简单的人“一旦触动，他们竟如此鲜活，不仅每一个细节，连他们的声色与气味，仿佛伸手都能触摸到。想象从记忆中复活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去扑捉，宁可说，文字是从那感觉中像丝样抽出来的，只是抽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物像泥土粘着童年的梦呓，那么苦涩，那么迷离，那么自然无华而又荡气回肠！”当我读到这样朴实无华的文字，才感受到散文叙事的魅力。
尽管背负着学者身份，但张志扬却保持着一种极为可贵的艺术直觉，在《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一文里，他声明：“象参观所有艺术博物馆一样，我随意地看着，而且无须准备，不带任何知识背景，全凭感觉直观。”在这样的眼光下，他看波伊斯的艺术作品：波伊斯几乎象疯子样的摆弄着物材，拆解它，拼接它，特别是包扎它……我说得不对，不象疯子，象巫师，每一个摆弄的物材他都虔敬如神灵，他都要从尽可能简洁的形式中显示出应于膜拜的意义，他信！他信，我不一定信，确切地说，波伊斯个人的装置语言并不一定能切入到公共话语中来，何况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呢，但有两个“装置”锲入了我的记忆：a“一把被白纱布包扎起来的刀”、b“切开的黄油也被包扎成一把刀的模样”。他听匈牙利犹太音乐家赛瑞斯的《阴郁的礼拜天》：1999年的一天，我买了一盘音碟《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其中第十四首就是《阴郁的礼拜天》。当时，我还从未听过这支歌更不知道它的背景。初次听到，尽管我已熟悉布莱曼月光般的歌声，当钢琴的前奏在提琴铺垫的平缓上升的二度音上轻然下滑，它便揪住我的心一起沉了下去。听完后找到歌名：《阴郁的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吗？我的心为何忧伤！”无论是装置作品还是音乐，直觉后的感受并非与“轻”有关，而是“重”的思考。正如张志扬一直念叨的：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如果写出的文字没有永久地欠负，那它还不能不配已经表达的，或许，文字，只是一种葬礼吧。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跨过“创伤记忆”的门槛才能进入21世纪，因为我们是“创伤记忆”的直接承担者，我们不能撒谎，不能遗忘，为了一块墓志铭的真实与安宁。张志扬在《偶在论》里提出了一个“灰斑思想”的词，我以为，这是一个分析张志扬一切文字的关键所在。面对动辄查问“别人说过没有？”、“别人早说过了！”之类的学监语式，张志扬坚定地回答：“你要知识。我要生活。先生。”把个人生存经验化如自己的学问之中，张志扬并非第一个，但却是最坚决的一位。以至于像《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这样深奥的学术论文，其结尾依然是：“即便言说如还乡的恩谢，流氓的先行更叫人牵肠挂肚，短暂的生命是在像飘忽的风筝，鼓满了游戏的虚假性。”
张志扬独特的哲学之思与随笔性的言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学者白波分别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玄妙之“门”》（评《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思想的本色》（评《渎神的节日》）。刘小枫在《我在的呢喃——关于张志扬的“门”与当代汉语哲学的言路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8月）写道：“张志扬富于个性和穿透力的哲学语式属于直显心性一路，并带有明显的黑格尔、海德格尔言式的痕迹。张志扬的哲学言述纯粹是个体性的我在呢喃，
07-04-26 05:25:50 作者：朴素 来源：天涯
缺席的权利还是渎神的节日？
——张志扬小论
张志扬，1940年生于武汉。1959年肄业于华中农业学院农业机械系专业。1962年进武汉钢铁公司第三业余中学任教。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进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历任研究员、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张志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少数思想者之一。其独特地位在于，在中国学术界，他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之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显现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和对话能力。或者更恰当地说，只有深入揭示前者的界限才能为后者的同等身份及其中西对话的真正到来做好学理上的准备。为此区分了“现代中国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并为后者应对施特劳斯新古典主义的挑战而做奠基之礼，从而使“现代性”走出“现代性危机”的两难状况获得可能。在如此持续不断地努力中，张志扬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问题的范畴或命题，如“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语言两不性”、“偶在论”、“汉语言哲学问题”、“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创伤记忆”、“超验中立性”、“宗教是神逃匿的世俗形式”、以及用“主从伦理之双修德性”检讨西方从古至今偏走霸权的“自然正当政治”等。主要著作：《渎神的节日》（香港三联1992年）、《门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语言空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创伤记忆》（上海三联1999年）、《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1999年）、《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上海三联1997年）、《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人民出版社2007年）、《十课题书——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墨哲兰散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文革圣器与记忆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伽达默尔著•张志扬主译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1年）。主要论文：《解释与论证》、《后叙西方哲学史的十种视角》、《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权力意志”的浪漫与媚俗》、《尼采“敌基督”的身位在哪里？》、《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哲学生活——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选择》、《“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古今之争”——列奥施特劳斯重新检讨西方哲学之后》、《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日本西学之鉴——海德格尔忧虑东方艺术与西方概念相遇》、《技术全球化时代，艺术空间在哪里？》、《“西学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学术自主性与三种意识形态》。
学者随笔一般被看成学者的闲余文字，然张志扬的散文随笔却并非如此，而是他学术文章的补充或提供一种个案分析，正如他在《创伤记忆》里所做的那样。其实思想随笔并不比学术论文好写，刘小枫就说过：“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经历的缘分”，这话看来并非戏言。《渎神的节日：一个思想放逐者的心路历程》整体上属于思辩式哲学论著，但单章而论，却是以个人常态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如小说、电影、读书、评论、交往、交谈、沉思、忏悔等，逐层剥离一个人的遭遇、迷惘、破灭、反省、追问、直到对形而上学，上帝的虚无化即渎神而返回真实的思想与表达以“言成肉身”，散发着个人的生存感悟。带着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无疑更为广阔，张志扬以自己的“我思”建构着哲学的个人化风格，于是他写下一些沉思式的话语，譬如：“谁也不能拯救世俗。它承受着这个世界，像大海承受所有的高山河流。真正的无意义是比死更可怕的活着，即麻木，它淹没一切有意义的追问。”
《创伤记忆》里的“创伤记忆”这一说法听起来多少有些抒情色彩，与哲学的学理有相当的距离。其实“记忆”是西方哲学一直关注的课题。怀德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连串注脚，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具体地理解为西方哲学史是对“记忆”这一隐性概念的持续的发微和索解。日常经验表明，记忆的确是在维持着同一性。一个丧失记忆的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他无法确定他是谁，他的行为和语言必定处于散乱无稽的状态。对于群体(比如一个民族)来说，记忆也同样担当着维护自身同一性的功能。在此方面，犹太民族是典型的例证。一个屡遭劫难，甚至丧失了自己土地，不得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竟然延续下来并葆有鲜明的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记忆被固化为史书，这部史书又被尊奉为圣经并且被每一代人无数遍地“复诵”。换言之，被神圣化的记忆以其强有力的统合力消解了这个民族在现实世界中的漂泊状态。面对“创伤记忆”，张志扬深有感触，他写道：“法国人把1968年的‘五月风暴’叫作他们的‘文革’，它前后加起来还不足四个月的时间，比起中国‘文革’十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吧。可是法国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人物，新思想，对欧美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呢？”（《语言空间》）事实上，无论西方或中国，真正的现代性问题，总是与20世纪的苦难记忆或创伤记忆紧紧关连着的，且不管你是明说暗说、直接间接、规定或隐喻。于是，张志扬一直强调记忆，“重要的是记忆，特别是改变了质性、拒不重复的记忆。我无数遍向文字乞求：你说吧，如果我说不能唤起你说，我宁可沉默也不变成数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记忆帮助我们重回过去，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说，“有三个人至今不忘。”“一个人是卖糯米行糖的，年纪很老了，五十多岁的
样子，颧骨高高的，嘴巴瘪瘪的，下巴外翘，眉眼极善，总是笑成一线，常常戴一顶破草帽。一个人是做戏的，叫“一人班”。这个人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月，两个月，至多春夏秋冬吧，每个季节的场景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季。第三个是卖印色油的，中年人，三四十岁吧。身个很高，齐耳的卷发上歪戴着一顶陈旧了的黑白格子鸭舌帽，脸很黑，嘴大，红鼻头，眼眯成细长。脖子上总是记一条白毛巾。”这些简单的人“一旦触动，他们竟如此鲜活，不仅每一个细节，连他们的声色与气味，仿佛伸手都能触摸到。想象从记忆中复活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去扑捉，宁可说，文字是从那感觉中像丝样抽出来的，只是抽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物像泥土粘着童年的梦呓，那么苦涩，那么迷离，那么自然无华而又荡气回肠！”当我读到这样朴实无华的文字，才感受到散文叙事的魅力。
尽管背负着学者身份，但张志扬却保持着一种极为可贵的艺术直觉，在《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一文里，他声明：“象参观所有艺术博物馆一样，我随意地看着，而且无须准备，不带任何知识背景，全凭感觉直观。”在这样的眼光下，他看波伊斯的艺术作品：波伊斯几乎象疯子样的摆弄着物材，拆解它，拼接它，特别是包扎它……我说得不对，不象疯子，象巫师，每一个摆弄的物材他都虔敬如神灵，他都要从尽可能简洁的形式中显示出应于膜拜的意义，他信！他信，我不一定信，确切地说，波伊斯个人的装置语言并不一定能切入到公共话语中来，何况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呢，但有两个“装置”锲入了我的记忆：a“一把被白纱布包扎起来的刀”、b“切开的黄油也被包扎成一把刀的模样”。他听匈牙利犹太音乐家赛瑞斯的《阴郁的礼拜天》：1999年的一天，我买了一盘音碟《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其中第十四首就是《阴郁的礼拜天》。当时，我还从未听过这支歌更不知道它的背景。初次听到，尽管我已熟悉布莱曼月光般的歌声，当钢琴的前奏在提琴铺垫的平缓上升的二度音上轻然下滑，它便揪住我的心一起沉了下去。听完后找到歌名：《阴郁的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天吗？我的心为何忧伤！”无论是装置作品还是音乐，直觉后的感受并非与“轻”有关，而是“重”的思考。正如张志扬一直念叨的：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如果写出的文字没有永久地欠负，那它还不能不配已经表达的，或许，文字，只是一种葬礼吧。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跨过“创伤记忆”的门槛才能进入21世纪，因为我们是“创伤记忆”的直接承担者，我们不能撒谎，不能遗忘，为了一块墓志铭的真实与安宁。张志扬在《偶在论》里提出了一个“灰斑思想”的词，我以为，这是一个分析张志扬一切文字的关键所在。面对动辄查问“别人说过没有？”、“别人早说过了！”之类的学监语式，张志扬坚定地回答：“你要知识。我要生活。先生。”把个人生存经验化如自己的学问之中，张志扬并非第一个，但却是最坚决的一位。以至于像《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这样深奥的学术论文，其结尾依然是：“即便言说如还乡的恩谢，流氓的先行更叫人牵肠挂肚，短暂的生命是在像飘忽的风筝，鼓满了游戏的虚假性。”
张志扬独特的哲学之思与随笔性的言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学者白波分别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玄妙之“门”》（评《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思想的本色》（评《渎神的节日》）。刘小枫在《我在的呢喃——关于张志扬的“门”与当代汉语哲学的言路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8月）写道：“张志扬富于个性和穿透力的哲学语式属于直显心性一路，并带有明显的黑格尔、海德格尔言式的痕迹。张志扬的哲学言述纯粹是个体性的我在呢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