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会议既要
会议时间：2007年11月10日上午
会议地点：月亮河度假村
杨卫：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经过半年紧张的筹备，今天正式开幕了！我代表组委会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谢谢！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作为宋庄艺术促进会和中国美术批评家网的一项常规学术活动，由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宋庄专项基金发起并提供资金支持。我们打算从今年开始，每一年举办一次，这方面得到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他们也想长期支持此项目，在此我也对他们表示感谢。现在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大会的嘉宾：
贾方舟先生、郎绍君先生、水天中先生、刘骁纯先生、范迪安先生、邓平祥先生、朱青生先生、皮道坚先生、王林先生、徐虹女士、殷双喜先生、孙振华先生、陈孝信先生、沈语冰先生、杨小彦先生、顾丞峰先生、彭德先生、陶咏白女士、邹跃进先生、鲁虹先生、俞可先生、管郁达先生、吴鸿先生、岛子先生、高岭先生、王南溟先生、张晴先生、翼少峰先生、何桂彦先生、王小箭先生、卢缓女士、王静女士、段君先生、盛葳先生、陈默先生、苏旅先生、徐可女士、邹建平先生、郑荔女士、柳淳枫女士、金宁先生等，另外，刘骁纯先生有事下午才能赶来，还有费大为先生明天也要来。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年会的东道主，宋庄党委书记胡介报先生，旁边是孔建华先生，也是特别支持我们这次年会的上级机构代表，还有宋庄艺术促进会的会长洪峰先生。现在请胡书记讲几句话！
吴介报：
尊敬的范迪安馆长、尊敬的贾方舟老师以及今天参加这次批评家年会的各位批评家，以及新闻媒体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一个是能够由我们宋庄艺术促进会和北京文化基金会来共同举办，而且能够在宋庄这个舞台上举办，这是我们宋庄镇的荣幸。今天，实际上是我们宋庄文化造镇工程进行到升级版的一个盛会。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没有批评家的参与是不能够长久的，没有批评家的参与也是没有深厚根基的，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一个粗浅的认识。我们组织这次活动，也是为了实现中国宋庄艺术的全面链接，尤其是批评家与艺术的直接对接。所以我预祝这次批评家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杨卫：
下面请中国美术馆的范迪安馆长讲几句话！
范迪安：
各位同仁！
在我们大家共同的记忆中，我们这些被称之为美术批评家的同仁，能有这样一次聚会堪属难得。其实我们大家从各地走在一起，经常会谈论在以往有哪一次的会议是一次大家难以忘怀的学术聚会，哪一次会议讨论了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学术命题，而成为书写艺术史的重要素材。当然更会谈论哪一次的学术聚会对于从理论特别是作为思想形态的理论角度，来推动整个中国艺术当代发展起的作用，这是不断鼓励我们在更多的场合走在一起的一种动力。
今天，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中国的一个镇一级的村庄里举行，来了好多记者。我想这不仅是中国的记者要报道的，这几乎是可以让世界的记者来报到的事情。一个非常高层次或者是具有高文化性质的批评家会议，在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中国宋庄，不仅是文化产业基地，它也是中国新型的文化发源地举办，这本身就意味着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既有可以被称之为是传统的、经典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式的当代演进。又有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化现象、文化实际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
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还有很多感慨。因为这么多同仁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在一起，我想大家可以共同想想，这是不是一次非常难得很多年的一次聚会，是不是第一次这么齐的。包括可以说是用几代或者说几个时代、几个时段所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在一起的盛会。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会议的召开需要有大量的组织工作。我想北京的文化产业基金会、宋庄艺术促进会，特别是宋庄镇党委吴书记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得益于由贾方舟先生、杨卫先生、殷双喜先生，很多同仁们先期做的大量准备，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会议条件。
我觉得这个会议放在宋庄之所以有意义或者有意味，我觉得批评既是非常严肃的活动，又是开放风气的学术场地。而这样的会议既正规又放松，既规范又自由的形式，能够让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当然，特别是当代艺术批评的确面临着许多可以称之为严峻的、急迫的学术课题或者说是文化主题，我们在平时不停的交流中也都经常讨论。同仁们参加的各种艺术性的活动，无论是展览策划、理论研讨、著书立作，甚至是跨级别、跨媒体、跨国界的各种交流，在自己不同的工作领域或者是美术馆或者是艺术机构，甚至还有我们称之为文化产业机构、媒体。当然也有完全是独立的职业学者，从各个角度所进行的美术批评活动或者当代美术批评活动，都不断在推导出一些属于这个时期，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也是关系到中国艺术当代发展的重大理性问题。而这些命题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到集中的阐发、交流，甚至交锋，能够解释的更加清晰。
从而能够与极为丰富又驳杂的艺术现象，能够产生一种关联。我想这确实是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这个意义不仅在于我们这些美术批评家，向来把艺术批评视为人的思想方式的存在，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非常恰切的要使批评的理论、思想、观念、方法，有助于形成中国艺术批评的当代面貌，这个面貌甚至可以期待是由多种学派所构成的一种新的整体。
所以，我想到有这么一个会议，就觉得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具有学术当代的意识和文化使命。当然，这次年会被称之为“2007年的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作为批评家的会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作为一个年会的形式，是不是可以从今年开始相对固定下来呢？这也是贾方舟先生、双喜、包括我在内，特别是胡书记和杨卫，这些同仁们在一起所设想的一种会议形式或者说会议的模式。不见得这个事情得到全体同仁的赞同，甚至这个事情也可以再讨论形成更大的一致性。但至少这表明了一种期待，也就是说中国的美术批评需要有更加固定的聚会的、交流的形式，使它能够更规范的形成学术活动，成为引动艺术家和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注意。这个必要性，当然还是存在的。这也是体现了中国艺术批评界的一种优秀传统，就是看重学术，看重在社会发展新的时段，来探讨学术的趋向、主题、方法和意义。
在这里批评的本体、批评的主体和批评的语境是共同存在和共同升华的，所以我只能以一个同仁的身份，对此表示高兴。谢谢各位！
杨卫：
下面请本次年会的组委会主任贾方舟先生说几句！
贾方舟：
宋庄镇党委胡书记、范馆长、各位批评家同仁、各位媒体界的朋友们！
我受组委会委托，在开幕式上讲几句话。今天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济济一堂，我们能够以年会这样一种方式聚集在一起，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讨论批评家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愿望。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一起，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地主”，就是我们所在地的宋庄镇党委、镇Z/F各级领导以及宋庄艺术促进会，特别是给我们提供基金支持的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我们这个会是开不成的，还只能停留在愿望这样一个层面。
在这个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我觉得要特别说明的是，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洪峰先生，还有杨卫先生，他们不只是直接参与了筹备工作，还在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年会能够准备到这样的程度，能够尽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让大家满意，全是他们和会议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目标是将年会长期办下去，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年会，年会的真正含义就是每年都要举办，连续下去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
组委会在开会讨论中，为会议制定了这样一个宗旨（大家可以在材料上看到）：致力于中国艺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促进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出美术批评新人，关注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年会组委会将按照这个宗旨把我们的年会办下去，力争越办越好。
根据这个宗旨确立了年会的几个议题，一个是主题讨论，还有一个是推荐和评选活动。为了使年会能够成为批评家真正的学术交流平台，能够成为一个情感联络的场所，我们尽可能给大家提供能够在会上、会下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虽然批评家之间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有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那份责任心、那份使命感。正是这点，把我们大家连接在一起，使我们能够坐在一起来面对各种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的年会只要能够坚持开下去，一定能开出成果来。我们一定能够使大家每年都有机会坐在一起来讨论我们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充分的交流、充分的表达各自的意见。
谢谢大家！
杨卫：
接下来的议程安排是集体合影！
殷双喜：
我现在再介绍一下，在我们刚才会议休息期间又来了两位重要的会议代表，一位是批评家黄专先生，还有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副社长邹建平先生。我们刚才没有介绍还有广西美术出版社的苏旅先生，还有陆蓉之先生。
今天上午主要由王林主持！
王林：
我们抓紧时间开会，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从上一次，我们在四川文化部的祠堂里面提起这个事情，当时正好是贾方舟先生提议我们做这么一个年会。当时马上就得到了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支持，这个时间到现在才三四个月。这三个月准备的非常充分，人员到的非常齐，首先说明我们这次会议是时代的需要。 所以我们美术界的同行们，特别是批评界的同行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要求。所以年会成功的举办，我想首先应该感谢各位同仁，特别是主办单位的支持。
因为今<
2007’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会议既要11月10日下午（上）
会议时间：2007年11月10日下午
会议地点：月亮河度假村
殷双喜：
今天上午的会议，从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开始。虽然不是很全面和透彻，也间接地折射最近这十年来一个不断地反思和回顾热。比如说关于“八五”思潮这样的回顾和展览，最近这一两年做了好几个。除了现在开幕的尤伦斯回顾展，黄专先生也做过关于“八五”的展览。我想回顾的目的还是为了前瞻，还是为了向前走。
上午的发言，其实我觉得很像一个镜头聚焦，很困难，很难把大家都聚焦到一个点上。这也说明现在的艺术思考角度越来越多样，大家很难统一思想。而这个东西曾经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做什么事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积极推动批评家年会，让大家坐在一起的呢？我倒觉得有一点像王羲之讲的文人雅集，不要求统一。
但是确实这个时代大家又有一个交流的愿望，否则的话大家不会放下那么忙的工作跑到这里来。上午提到关于批评家对当代艺术的介入和话语权利的问题，其实仔细想想，即使从体制上来说十多年过去，现在的批评家在许多方面，不仅掌握话语权，而且也有了一种艺术体制类的权力。比如说今天参加会议的批评家有好几个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还有民营的南京四方美术馆，还有美术研究所的所长、系主任、教授等等。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来都不是单身一个，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有的研究生已经崭露头角。实际上这都是发生话语影响的方式，只不过方式多样，80年代通过办刊物、办展览、做编辑、做展览都是批评，策展也是一种批评，把展览作为一种批评家表示自己态度和话语的一种方式。而且现在在座的有一些年轻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已经开始研究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批评史。我们这些人将可能接受他们的点评和历史定位，我们已经很快就要被放到历史的审判台上去了，这都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应该坦然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批评家年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非常主题性的学术讨论会。比如说明清绘画探讨，或者最近的最新胸外科讨论，我相信这是大家平等交流的场合。今天下午我们沿着上午的话题，再稍微扩大一点。就是说我们坐到一起，也算是职业批评家了。讨论作为批评家这个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自己本行的专业圈里的问题。
由于它是年会，当然这是第一届，以后可能是讨论一年的主要问题。这一届先谈谈最近几年来你最关心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你思考最多的一些问题、你最想说的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是想在这个会议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话题有交叉，有重合也好，没有交叉重合也可以。但一定基本上围绕批评家或者称之为职业群体的话题，这个群体所关心的专业问题来讨论。
所以我想，我们无非讨论的是大家关心的，除了上午谈的批评的基础建设，批评的历史，或者将来我们可以搞一个专题年会，用学术研讨会的方式研究中国有没有艺术批评、中国的艺术批评史。今天我们是第一届，大家很关心，包括媒体。对我们的艺术现状，包括当代艺术的现状和艺术批评的现状，有哪些问题？我们作为批评家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有一些质疑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对策和贡献。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联大的一般性会议，从自我阐述不一定非要在会议上逮着谁与他辩论，讲个没完，这也是时间不允许的。
今天下午我们就从批评的范围开始，发言还是五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十分钟，大家思想上突然有什么想法或者火花都可以讲。先请彭德先生发言，因为他今年刚刚组织了西安的批评会议，这个会议还通过了西安宣言，他对会议的总结、想法、反思或者他对今天的会议有什么想法，我们请彭德先生，他也是最早“八五”美术思潮最主要的刊物的负责人。今天在座的年轻人会后感兴趣的可以采访他，有很多历史的真相在他的脑海里。
彭德：
上午的会议形式是西方化的形式，由主持人总结各个发言人的要点，其实没有必要，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圈内人。我觉得会议可以像古代的雅集，发言时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即兴发言能得到一些见真性的信息，不必长篇大论。我认为一个会议很难达成共识，更不可能决定艺术的走向和艺术批评的转折。艺术和批评的转折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它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调整和转换，不可能通过集体的行为一刀切。
本次会议的第二个题目是“你从什么角度、凭什么根据来谈论当代艺术？”我的角度是什么呢？艺术进化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曾不遗余力的反对进化论、反对总体论、反对宏观叙事，主张零碎工程学，标榜细节决定成败。在我看来，大节决定成败。我们现在很少宏观地和整体地看问题，眼界往往是鼠目寸光。我说的艺术进化，不是用先进和落后、好与坏来比较当代艺术，而是在于人的感觉不断的展开，艺术形态不断的丰富，艺术思想不断的更新。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当代可以包含古代，而古人不可能感受到我们当代人的想法。无论是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都出现在西方，19世纪末叶，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结束，西方人倾向于保守现状，西方学术界于是抛弃了进化论。这种抛弃带有鲜明的实用作风。中国人如果也抛弃进化论，就永远只配做西方文明的附庸。中国人在艺术上的天赋，还没得到充分的展示。作为文化策略，进化论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样式。如果超越民族身份，从更广阔的立场去考虑，进化论也远远还没有终结的理由。殖民扩张只是在地球上扩张，而人类的愿望和行为早已不局限在地球。太空竞赛体现的就是这种愿望，所以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进化论在西方学术界又重新被提起。
我谈论当代艺术的根据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于中国可能是一道陷阱。中国还不具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现代化在国人的心目中等于美国化。美式现代化的经济模式正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的无序发展使整个生态变坏了，使整个世态变坏了，使整个国民的心态变坏了。我认为当代艺术圈正在变成人类和地球的敌人，因为产业化的现状使它不断地在仿制或自我复制，很多作品无助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改善而是相反。产业化的当代艺术成了整个无序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安装刹车，没有刹车就不成为机器，否则总有一天会翻车。什么是刹车呢？批评就是刹车。批评家都是艺术市场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批评家可以超越这种利益，寻找理性的判断。我认为批评家的事业首先不在方法论，而是立场和对现实的判断。
我所说的艺术进化论的角度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两者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批评界应该如何传达自己的声音，需要自我调节。
殷双喜：
下面有请刘骁纯老师发言！
刘骁纯：
这么短时间我一下子想不清楚说什么，后来我临时想了一下，前两天有人问我。你从什么角度来介入批评的，你对你介入的角度清楚不清楚。后来我就解释了一下，我说我是从形态学的角度介入批评的，我对这个非常清楚。我是80年代、90年代批评家角度非常清楚自己是从什么立场和角度介入批评的不是很多。我的意思不是说什么是批评，而是方法论和立场的自我意识上。
我对形态学角度写过好几篇文章，对形态发展演化的过程，自己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从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意识到，它实际上是把黑格尔的终结论和丹拖尔的终结论，我跟他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悲观的，我是乐观的。我觉得到了杜尚提出形态论以后，我觉得形态论的演化已经闭合了，它完成了形态论演化的过程，但是演化之后并不等于艺术的死亡，而是艺术空前的繁荣、空前的机会和空前创造的可能性，我是这样一个理解。
我们现在正处在杜尚之后的繁荣的创作时期。所以对我来说，当代的概念好像不如现代、后现代的概念，对我的立场更有用。因为我觉得是从度上之后，严格自己的思路继续探讨或者是实验各种形态发展可能性的思路，应该叫做后现代或者是叫做后期的现代。后期的现代它还属于现代，我说的这个大繁荣应该指的是后期现代之后的一些现象，真正的是现代之后。
实际上现代的各种形态是交叉混融的，也有现代形态，也有后现代形态，就是后期现代形态，也有现代形态之后的形态，它是一个交叉混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更彭德的看法可能非常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宋庄现象的本身，它并不是一种混乱，而是一种我理解大繁荣状况的一种显现。这种显现本身因为它这种显现本身出现的现象是一种极端多元化的状况。那么极端多元状况，它需要的批评也是需要一种极端多元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用一种批评来解释所有的现象，它肯定解释不了。解释不了的时候，你要容纳不了这种多元，你肯定会觉得混乱。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容纳多元，容纳艺术的多元同时容纳批评的多元，这么短时间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
殷双喜：
非常好，非常简明扼要。还是我刚才说的，大家千里迢迢到这里来，把自己最想跟同行交流的心得和想法说出来。
下面请徐虹女士发言！
徐虹：
我接着彭德的话说几句，我最近对于批评界或者美术界有另外一种声音的反思。很有意思，因为陆蓉之女士不知道现在不现在，我现在回应一下她上午的发言。我记得在我们搞女性画展的时候，曾经台湾的批评家和策展人与中国的批评家们一起搞过一个座谈会，贾方舟先生在。这个会议是很清楚的，我和陶咏白，包括艺研院搞文学批评的女士。我们当时很激动，搞了展览以后，我们还在大声为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和身份大声呼唤。
陆蓉之因为是从美国学习回来，她在台湾她们的语境很清楚反西方霸权。她代表的是那种声音，而且她说的也很清楚，而且也是目前来说在台湾、在海外的一些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很清楚、很坚定的这么一种
2007’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会议既要11月10日下午（下）
殷双喜：
黄专这些年一直在做非盈利民间艺术机构的工作，请他谈谈。
黄专：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批评家年会，上午让我发言，因为上午谈的题目我没有任何的研究。下午可以自由一点，我想我可能谈不了别的，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这几年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跟理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些事情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关于艺术的历史，上午管郁达说尤伦斯办了个僵尸展览，恰好我在去年也办了个类似的僵尸展，叫“创造历史”。为什么要做僵尸，我想可能就是情结，可能就是年纪大了。我觉得80年代社会与我们的理想间有一个冲突，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个是支配我们生活的非常重要元素，那个时代我们有个神话幻象：就是改变历史或创造历史。这种神话幻象一直延续到广州的双年展，这是那个时代支撑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东西，这是在现在被大家忽略的事情。
当那些工作真的成为了历史，我们反倒觉得它对我们可有可无，这是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哪里呢？我们上一代的批评家，在政治高压下他们没有获得到创造历史的机会。我们这代人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我们的确创造了历史。这些年我很少参加批评界的活动，跟艺术家交流的反而比较多一些。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八十年代艺术家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批评是不公平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有很深厚的对艺术历史的情结和尊重，为什么一个纪念八十年代的展览在网上会有这么多的歧义批评呢？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果大家现在用完全现在的眼光批判历史，我觉得很容易。但我很难想象在中国目前任何—个策划人中如果尤伦斯基金会这个位置上，会像费大为一样把80年代作为它的第一个展览。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敬畏，我很敬佩。我觉得彭德在展览会议上讲的一句话很好，他说钱不管是谁给的，资本不管是哪里来的，只要他做的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就要肯定它。
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一个是和北大、芝加哥大学合作由朱青生主持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同时我们也正在商谈由巫鸿先生主持与MOMA合作出版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不单单是为了怀旧和纪念，还要包括对它的批判、研究和反思，80年代现代艺术是在一个非自然的情况下中断的，它是—个没有完全展开的历史，在那里面既有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也有我们这代人所有的弱点和缺陷。现在80年代变成几乎成为被遗忘的历史，而一个没有历史维度的国家或者文化类型是不可能具有持续生命的。
历史是什么形成的，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我们创造了历史，又看到历史是怎么形成的，现在我们又在尝试整理和书写历史，这不是每个人都可能获得的幸运。
另外我最近做一件事是推动当代艺术的公共化，刚才大家都在批判资本。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这种左派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时要看到，资本有两面性。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他也说过人类把一切权利转变成货币的权利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哈耶克也说过：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所以我们对资本不应该采取一个简单对抗的态度，我对资本这么多年来有一个态度：就是用博弈代替对抗。你骂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你惧怕资本，你得自信：自己的智慧可以让资本替你做事，这个其实是更高层次的批判形式。
最近我们会在《读书》杂志上进行两个问题的讨论，一个是关于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的讨论，还有一个是关于国家视觉遗产的讨论，希望通过讨论树立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新的视觉政治学。谢谢大家
我先接着黄专先生刚才强调的话题，我们刚才谈到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对资本有一种天然的对抗情绪。但是仅仅是一种情绪，因为这就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批评家的知识立场的问题，我们把资本放在历史里看，资本的力量和资本的本身它跟封建专制强权是不是一种进步呢？资本它体现了某种公正性，所以我认为从知识力量的角度说，我们不能一起简单的反对资本。
还是要站在知识立场上对待资本，我认为这个比较好，比较理性一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我认为跟欧洲文化相比，跟欧洲的知识分子相比。我们最差的就是一种超越利害的，超越我们存在的一种理性主义，这个是我们最差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本身的文化建构，总是在很低的层次上打圈圈。
所以我感觉知识的立场，是我们批评家，我们当前批评家最应该建构的立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就是知识的形态，你对这个东西没有深入的研究，你就没有发言权，你就引不出观念。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说知识立场和知识方法。因为我们批评家怎么说也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知识立场就是第一位，你没有知识的立场你就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这种可能性，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建立在知识立场上的批判态度，才是有力量的。你没有知识的准备，你就没有批判的力量。
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我在黄山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中国没有古典主义的艺术，有三位先生马上站起来驳斥我，你丧失了民族立场等等。三位先生都是学美术史的。我对这个问题是做了准备的，因为我写这篇文章我查了字典，我的学问可能比他们三位少，因为我不是学美术史的。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做了准备，我马上要求发言。我说请三位先生，我们不要将一个知识问题上升到一个道德立场，我说请你们三位先生翻一下辞典，古典艺术是什么艺术呢，古典主义是什么古典主义呢？古典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中国有古典艺术，但是没有古典主义的艺术，古典主义的艺术在所有工具书都是上针对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古典主义人文主义艺术而言的。
我对现代主义艺术是一个矛盾的态度，现代主义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审美了（这是丹托的命题），这个观点放到欧洲的文化中间是可以的。但是放在中国的文化中间并非完全合理，原因是我们中国到近现代以后，我们的审美文化遭到了结构性的破坏。孔夫子两千年前建立的审美文化我们已经完全破坏掉了，丧失了。所以在中国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非审美问题应该有客观的态度，否则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不负责任的，这就是一个矛盾。
为什么矛盾呢？因为刚才郎先生说了，把魔鬼和天使一起放出来。我们考虑中国中国的政治现实，尤其是方力钧画的画，你可以看到他对体制反抗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到当代现实中间，尤其是我们在审美上，就要慎重，并且不能一概而论和绝对化。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美术批评家，要有文化批评的高度。如果我们美术批评，没有文化批评的高度的话，我们也丧失了一种文化的职责。
殷双喜：
刚才的发言很好，大多数的发言都是在时间范围内，说的简明扼要很到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很有意思。其实以我个人的观察，在国外的批评界的同行遇到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跟我们有相似性。今天说资本是全球的，资本是没有国界的，所以说资本的力量也是跨国界的。无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同的国家都感受到资本的力量。包括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大的画册，在2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搞策展的时候，很困难，当时高名潞说要到
东北募捐，要不到钱站到街头不回来。
所以说这也是资本的力量，现在一些画家的画册象大砖头，拍到头上都可以拍一个包起来。我希望下半场的讨论，一个是继续批评现状。当然批评的历史，批评的自我反思都可以讨论。去年我受韩国批评家协会的邀请，参加他们的一场讨论会。我感觉他们跟我们有相似之处，他的讨论会的题目叫《策展人时代批评何为》，他说的比较具体，他们认为是策展人时代，批评家的位置和怎么办。我感觉韩国的大画廊对批评家特别尊重，在他们画廊的晚会上，他们一听是批评家眼神都是非常敬重的，他们没有急功近利的说你立刻帮我做一个展览，推一个画家，没有那么急迫。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市场艺术高峰时期美国曾经出了一本专辑，著名的批评家谈艺术市场金钱对艺术的挤压。当时我记得我翻译了其中的一篇，都是对艺术的现状和市场的力量发生巨大变化，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判断。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艺术也还在发展，市场有市场的逻辑。但是艺术和批评有自己的路线，也没有把批评压的崩盘。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发生的问题在十多年以后，中国艺术也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
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有许多青年批评才俊，他们是青年教师或者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我看到他们想起我们20多年前参加杭州会议，当时也是邵先生、水老等老先生手把手教我们。他们今天坐在这里，我希望下半场的讨论让他们多说一些。
我们首先请郑娜发言！
郑娜：
主持人、在座的各位批评家，下午好！
我就谈三个问题：
第一，批评家与展览策划的关系如何。
第二，展览策划是否需要批评家。
第三，如何实现批评家意图。
就这个话题谈谈个人的想法，首先我们可能很容易误解批评家策划一个展览，毕竟有一种思想强权的介入。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批评思想的一种产生过程和艺术创作之间，它其实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批评家策划展览，他更多的是从思想证明的一个角度出发，是为了思想来策划一个展览。
这种思想其实是建立在对真理性追求的基础上面，而这种思想它可能是不同于艺术作品，也不等同于展览的面貌。它只不过是给艺术家提供那么一个语境和一种思想背景，或者是他只想强调一种范围。艺术家参加批评家策划的展览，实际上他可以从批评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面，他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一种对他创作思想上的一种启发或者是一种引发。
这样的话，批评思路和艺
2007’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会议既要11月11日
会议时间：2007年11月11日
会议地点：月亮河度假村
贾方舟：
昨天我们已经开了一天的会，大家就一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并且在一种宽松的气氛中说了各自想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昨天的会开的还是很好，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批评家团队的一种整体的精神和面貌。我在开幕式上曾说，不管我们这些批评家之间在学术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有多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一份使命感和责任心，正是这点把我们连在一起，使我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对这些问题可能我们的意见不会一致，但是我们并不要求一致，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学术方位上做自己的工作，表述自己的意见。
就我们这个年会来说，按照我们的宗旨，我们有几项工作是必做的。比如说每年的年会我们要出一本文集，将大家一年的学术成果集中反应在这个文集当中。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推荐活动和评选活动，实现我们宗旨里面的另外一条：推出批评新人。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看到了，最老的一代。然后次老的一代，他们也将成为最老的一代。再下面还有第三代和第四代，我说的最老一代以水天中、刘骁纯这些批评家为代表的。第二代是八五新潮中涌现出来一批批评家像王林、殷双喜、范迪安，他们大多出生于50年代。第三代是出生于60年代的像高岭、黄笃这一代批评家，近几年又有更年轻的一代批评家出场，即所谓第四代。这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出场，使我们美术批评阵营显出一种强劲的势头。且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们，我自己为我们这个队伍感到深深的骄傲。我在编辑批评家文集和建立批评家网的工作中，感觉到我们的批评家，确实都在很认真、很负有责任感的做他们那份事情。我对于这样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批评家都怀有敬意。
今天我们的议题就转到评选活动中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评选活动的情况和组委会制定的规则。
按照我们组委会的规则，我们一开始把权利交给大家，参加这次年会的所有批评家，都有推荐的权利。所以有关事项通过Email发给大家，让大家推荐。第一轮推荐上来的人选是，青年批评家共提名35人，青年策展人共提名34名，艺术家提名155名。根据这个比较分散的情况，组委会决定按排名提出候选人提名，把所有的推选人按照票数做一个排名，这个排名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公布的名单。
原来我们打算让批评家在公正的原则上进行第二轮投票，后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第二轮投票取消，把名单拿到会上来议。今天大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上午大家可以就自己推荐的人选发表意见，也可以就我们这个年会的评选办法发表意见。当然，评选办法我想是明年的事，今年就按照这个办法评选。有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可以提出来。
我们的评选规则是这样的，青年批评家提名7人，要把侯选的7人经过评选后在网上公布3名，获奖1名，青年策展人也是这样的。候选人是7名，最后网上公布的是三个提名名单，获奖是1名。艺术家提名候选人是20名，最后网上公布的提名名单是10名，获奖的是3名。今天我们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下午评委会留下来投票，其余的批评家参观展览。评委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都集中在一起，如果谁想了解谁的情况，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大家。
名单我在这里念一下：
青年批评家候选名单前7名是（按照票数排列）：付晓东、王南溟、皮力、李旭、朱其、高士明、卢缓
青年策展人候选名单：吴鸿、翼少峰、黄笃、冯博一、高岭、何桂彦、盛葳
艺术家前20名，按照我们投票的排名是： 张小涛、刘庆和、张晓刚、周春芽、艾未未、李占洋、刘小东、隋建国、苏新平、岳敏君、杨福东、许江、尹秀珍、蔡国强、向京、曾梵志、卢昊、朝戈、徐冰、尚扬
这里有一个说明，参与这次活动的组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有一些第一轮投票票数比较高，凡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像杨卫和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参加评选，以便评选的公正性。
再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在组委会会议上确定了一个评委会的名单。
我们这次把重点放在青年批评家，关于艺术家的评选，主要是考虑到我们是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年度的当代艺术中出现的重要艺术家，所以我们觉得可以不考虑年龄。当然要不要考虑年龄，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我们可以在明年的评选活动中和推荐活动中加以改进。
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年龄是按照联合国的青年年龄的划线——48岁以下的都在青年范围内。但是现在有人提出，联合国的48岁有什么依据呢？我们还没有找到依据。如果找到依据了我们再加以改正，如果找不到依据我们就按照这个年龄段来评。当然有一种考虑，48岁以下实际上包括我们两代批评家，从代来看，最年轻的一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新一代批评家出场以后和已经有十多年经验的批评家放在一起评不太合适、不太公平，这点我们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今天的会议我和刘骁纯两个人主持，他可以补充意见。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有费大为先生、孔长安先生和《文艺研究》的金宁先生。
现在就根据我刚才谈的情况发表意见，昨天的会开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如果今天还有想说的话，借用今天这个会议也可以说，但是一定要简短。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我们参观宋庄很多展览，评委会留下来评选。评委会是我们上一次的组委会提出的名单，一共是9人：水天中、刘骁纯、栗宪庭、高名潞、王林、殷双喜、朱青生、邹跃进、贾方舟，组委会确定这9个评委名单以后，我分别给诸位打了电话，其中没有到场的栗宪庭、高名潞他们都答应要来，大概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了。
朱青生：
我昨天说我要提七个建议，这是供大家来斟酌和组委会来考虑。
第一，关于组织，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年会，并且费了这么多的工夫来推进我们的工作。会议开完以后怎么样做到平时的联络和各种工作有计划的进展。所以第一个建议是我们应该筹建或者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家学会，这是第一个建议。提出这个建议还有两个原因：
1、在历史上，我们在80年代就试图组织这样的年会。在场的很多第一代、第二代都是当事人，那个时候是在1986年我们要建立叫中国现代艺术学会。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连通我们1986年的第一次现代艺术大展的筹备工作被运动所废止。但是大家已经有一个概念，至少让大家有一个联络的机构或者是通信的机构，这是最基本的。更多的是要进行以下的几个工作，具体来说这是历史原因。
2、世界上有一个世界艺术批评家学会，这个学会常年以来一直寻找中国作为国家成员国参与。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没有参与，曾经有一次他们在澳门开会，中国派出国家代表团，由邵大箴先生、范迪安、梁江为代表在珠海跟他们会面，因为他们在澳门，我们无法签证。由对方派人过海来跟他们接洽，后来也没有继续的推进这个事情。后来学会就在台湾2003年开了一次很重大的国际会议，并且发表了台湾宣言。这个会议的组织过程陈水扁亲自到达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它就构成了我们中国大陆批评家的政治责任，大概也是国家的政治责任，这个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应该了解国际上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学会跟它们联络。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不可经常放在字面上讲，而又不得不讲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际上是三分天下，一部分是以美协为代表的政治批评家，当然我们的批评家也兼多重身份。第二个是以大学、研究所体制内的批评家。第三个是独立的策划活动的，当然他们的身份有交叉。昨天杨卫的一句话最反应这种形式之间的隔阂，杨卫在介绍范迪安的时候搞不清楚的概念，这样的隔阂有一个相当的争论。一个中国批评家年会的主题竟然搞不清楚中国美术馆馆长所属的单位叫什么名字，这个我们之间要沟通。我不认为哪一种方法应该占主导，我认为要有一个学会，大家在一起要充分的协商。
第二，如果有了学会，我们就可以发行学刊，学刊和网站一样，因为网站是变动的，学刊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反应学会的活动公布天下。同时它反应学科的总结性的成果，它可以开始是分开，在适当的时候增加它的刊数。
第三，我们这样的活动，不能够依靠临时去拉赞助来维持正常的运营，平时的运营应该有一个日常经费。但是开重大会议的时候再临时增加赞助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依赖某一个赞助商给我们的一次赞助，所以第三个建议要建议我们的资金或者基金。这个从小的方面，可以通过会费的办法或者是捐助的办法，让它在行政体制中要有日常经费。包括通知大家要有打电话和发Email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交流和顺畅的管理。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应该建立中国艺术的公募基金，在我们今天艺术活动品重大进展丰收的时刻，我们要备战备光，要想到艺术市场的情况。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尽可能的搜集公募基金，在我们情况很好的时候把它用到保护年轻的艺术家新的艺术观念的艺术家。在整个运营发生困难的时候，要保障有贡献的艺术家的学术身份。他们可能自己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们整体艺术的研究推进要靠基金会来维持，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工作有延续性。
第四，我们应该进行教育活动。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在成长，当然他们都有一些很有才能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的成长。但是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历史教育活动存在着很多活动，学会应该在这个方面要有整体的规划。我们可以跟相关的教学单位合作进行博士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班培训，有计划的培养人才，并且引进全世界的各种教学资源，包括我国各个学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提供短训班讲座，使得我们的培训工作和持续发展有一个发展和推进。
第五，刚才我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