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广东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在开展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时地缘上（历史的）的有利地位再一次得到体现，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和新生活的试验田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广阔的的、开放的文化舞台。广东的问题不单单是要摸索出一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更加要考虑到模式（机制）在对外开展一系列的经济文化交流时的可行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要深刻地解决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碰撞和交锋所产生的连锁性问题。广东获得的发展机遇和它所要面对克服的问题是对等的，在一种摸石头过河的心态下，广东在种种“冒险”中获得了一种勇于开拓进取的力量、沉着务实的精神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时期广东文化艺术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建构自身的文化理想和实践艺术观念时的选择。
二十几年来，广东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功，成为一种经验在全国推广。“要发财到广东”——民间俚语式的俏皮倒是道出了一个时期内其他地区对广东的一种判断和评价。广东的经济优势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加强了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欧美文化、港澳台等地区的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以及其他大陆其他地区文化的不断渗透，加快了广东的文化艺术形态的改变——一种处于对话之中、变化之中、流态的文化主导着广东文化艺术的多元走向。广东成为港澳台等地流行文化进入大陆的第一站，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在广东聚集又向大陆其他地方辐射出去，这是一个反哺的过程，这种地缘上的亲密关系决定广东文化带有比内陆其他城市更为明显的港澳台文化的特点。除了欧美和港台文化在广东的成功移植，和大陆其他地区的外来劳动力息息相关的所谓“打工文化”也成为广东文化的一道风景线，流浪、漂泊、孤独、失落、迷惘、伤感、寻觅成为各种各样的“打工文化”的核心主题，背井离乡的不安、思念和忧愁不断地被描述。各个城市的边缘地区，那些“城中村”成为最为集中的“打工文化”的景点，忠实于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其中不断裂变的事实，成为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共同探讨的深刻的主题。
城市化的进程使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汕头等重要城市重构了城市的景观，城市环境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桥梁、道路不断地修建拓宽，新的路桥重新划分城市的版图，新型的人居社区随着交通网络的扩张不断凸现，新式的社区文化产生于其中，大型的购物中心、商场不断占据城市的黄金地带，成为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最为张扬的标签。城市因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不停地拓展，城市周边的经济开发区，新区不断地纳入城市的版图，城市在一种加速度中实现狂欢中的梦想和光荣。
发达的城市里消费品高度集中，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消费主义的神话。消费品的超常量囤积持续地刺激着城市人消费的欲望，消费主义的触觉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浪潮顽强地向城市及城市之外的每一个角落延伸，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有着明显身份差异的每一个角色进行身份“催眠”和价值说教。为了确立对消费主义高度的认同感，消费主义不遗余力地利用传播的力量去包装、制造、批量生产这个时代的“商业精英”或“消费英雄”，树立消费时代的各种新型“样板”，训练成为消费主义的代言人，不断贩卖消费主义标榜的价值观，影响和说服各阶层相信消费主义对于每一个人幸福生活所承诺的一切的有效性。在预先设定了一个即将实现的生活目标和“伟大”的现实理想后促成大众以“义无反顾”的姿态投入全社会的消费行动和拜物浪潮中。
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一次性消费”和连锁式批发的特点，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全方位包围人们的感官世界，以量的不断累积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的假象。文化工业的操控者熟谙大众的消费心理，惯常的策略是不遗余力地去讨好大众、制造需要和欲望。娱乐性是文化产品的核心，猎奇、色情、暴力等元素严严地包裹在一张优雅的伦理道德表皮下到处销售，简单得近乎肤浅的叙事装在复杂多变的修辞手法之下，粗暴而隐秘地嘲弄人们的智力和教养。文化工业为了确认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蒙蔽大众的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催眠，赋予自身一种教化人伦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鼓舞着每个个体生活和文化工业结伴而行的信心。文化工业不断地实施蛊惑和自我蛊惑其实是为了加强自身在面对批判时的免疫能力——文化产品过分强调娱乐性，从来就没有考虑通过那一条途径(其实并没办法)去揭示、解决当代人在现实生存中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全感等深刻的心理危机，它只是让瞬间快感的引诱使人暂时性失忆，成为私人无法实现的部分欲望的廉价代替品，成为人们日常情感的便利快捷的排泄方式。对于人们生存中各种困境所造成的痛苦，文化工业用麻醉代替了拯救。被大量的文化制品所包围的生活中，人没有因精神得到抚慰、告解和解脱而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心理上获得的只是局部的、浅表的、短暂的麻醉。文化产品的“一次性消费”带来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产生出大量的文化垃圾造成的资源浪费，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数目惊人的文化垃圾长期地堆积在人们的日常视野里，势必造成人们对文化这一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概念在认识上逐渐地偏离原来的意义并产生深刻的误读——文化是肤浅、轻率、矫情、煽情、无意义的。消费主义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人们对精英文化的信仰、崇拜和追随之后，促使人们从内心滋生了强烈的虚无情绪。“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地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阿多诺已经预见到置身于文化工业包围圈中的人所要面临的危险，也暗示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围剿”是文化工业在争夺话语权时的一个潜在目的——它必须占据城市权力的中心时才是最安全的。正如在去年掀起热浪的“超级女生”这是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密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攻城陷阵，这种廉价的文化消费成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每天你都可以在不同的渠道接受到（即使是强迫性的）“超女”的消息，那些“超级女生”沦为声色超市的畅销产品。
消费主义浪潮中成长的青年一代，长期受到消费主义的“哺育”，他们在文化诉求及文化趣味等方面必定表现出和这个时代的高度默契。即使有某些蠢蠢欲动的叛逆情绪和怀疑情绪不时滋扰内心，偶尔也会带来各种冒险行动的发生，行动之后仍然无法摆脱重回消费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模式之中这一命运。这是因为行动本身并非是理性认知的结果，而是对一种压抑情绪的有限宣泄而已(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对所谓的“愤青”的怀疑，他们的“歇斯底里”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拜金主义的耀眼光环下，要抗拒消费主义对现实生活理想海市蜃楼式美好描述的魅力的确是困难的。甚至，要对这一切提出怀疑都需要一种非常的勇气。作为消费时代的艺术，同样沾染上一种急功近利的习气，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必将受到功利主义的挫伤，艺术的目的和商业目的不谋而合，达成共识后的直接危险是商业目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艺术的目的，处于艺术学角度阐释作品中的文化针对性只是为了加重艺术品进行商业运作时的价值筹码。这一现实成为横亘在艺术批评前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批评语汇中所有关于艺术宏旨的描述在商业的现实意图中变得令人起疑．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青年艺术家有可能在艺术批评失语的困惑情绪中丢失对自身艺术的判断——为艺术“殉道”还是为商业“殉道”。身在广东的青年艺术家们，他们内心的惶惑比那些商业化、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人要深刻得多，也许正是这种矛盾的角逐，才使他们的艺术获得了一种的深度和厚度。以当代艺术作为社会批判武器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对抗”的途径就是借助消费主义的流行的焦点图式，挖掘出内在的文化危机和不断被动摇的人文信念，在消费式的图式和视像中颠覆消费主义的种种说教。
当代的广东文化是各种文化大混合的产物，广东的文化生态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安全性，这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敏锐触角无疑是一种“挑衅”——兴奋和迷茫共存。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无疑将为问题的开发、阐述和探讨提供了角度和观点，同时也容易造成干扰并使到问题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而遮蔽在其中的“悖论”正是所有存在的“实像”， “在差异中研究差异”、“在矛盾中克服并制造矛盾”便同时成为手段和结果。
二十几年来，广东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功，成为一种经验在全国推广。“要发财到广东”——民间俚语式的俏皮倒是道出了一个时期内其他地区对广东的一种判断和评价。广东的经济优势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加强了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欧美文化、港澳台等地区的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以及其他大陆其他地区文化的不断渗透，加快了广东的文化艺术形态的改变——一种处于对话之中、变化之中、流态的文化主导着广东文化艺术的多元走向。广东成为港澳台等地流行文化进入大陆的第一站，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在广东聚集又向大陆其他地方辐射出去，这是一个反哺的过程，这种地缘上的亲密关系决定广东文化带有比内陆其他城市更为明显的港澳台文化的特点。除了欧美和港台文化在广东的成功移植，和大陆其他地区的外来劳动力息息相关的所谓“打工文化”也成为广东文化的一道风景线，流浪、漂泊、孤独、失落、迷惘、伤感、寻觅成为各种各样的“打工文化”的核心主题，背井离乡的不安、思念和忧愁不断地被描述。各个城市的边缘地区，那些“城中村”成为最为集中的“打工文化”的景点，忠实于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其中不断裂变的事实，成为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共同探讨的深刻的主题。
城市化的进程使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汕头等重要城市重构了城市的景观，城市环境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桥梁、道路不断地修建拓宽，新的路桥重新划分城市的版图，新型的人居社区随着交通网络的扩张不断凸现，新式的社区文化产生于其中，大型的购物中心、商场不断占据城市的黄金地带，成为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最为张扬的标签。城市因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不停地拓展，城市周边的经济开发区，新区不断地纳入城市的版图，城市在一种加速度中实现狂欢中的梦想和光荣。
发达的城市里消费品高度集中，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消费主义的神话。消费品的超常量囤积持续地刺激着城市人消费的欲望，消费主义的触觉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消费浪潮顽强地向城市及城市之外的每一个角落延伸，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有着明显身份差异的每一个角色进行身份“催眠”和价值说教。为了确立对消费主义高度的认同感，消费主义不遗余力地利用传播的力量去包装、制造、批量生产这个时代的“商业精英”或“消费英雄”，树立消费时代的各种新型“样板”，训练成为消费主义的代言人，不断贩卖消费主义标榜的价值观，影响和说服各阶层相信消费主义对于每一个人幸福生活所承诺的一切的有效性。在预先设定了一个即将实现的生活目标和“伟大”的现实理想后促成大众以“义无反顾”的姿态投入全社会的消费行动和拜物浪潮中。
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一次性消费”和连锁式批发的特点，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全方位包围人们的感官世界，以量的不断累积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的假象。文化工业的操控者熟谙大众的消费心理，惯常的策略是不遗余力地去讨好大众、制造需要和欲望。娱乐性是文化产品的核心，猎奇、色情、暴力等元素严严地包裹在一张优雅的伦理道德表皮下到处销售，简单得近乎肤浅的叙事装在复杂多变的修辞手法之下，粗暴而隐秘地嘲弄人们的智力和教养。文化工业为了确认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蒙蔽大众的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催眠，赋予自身一种教化人伦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鼓舞着每个个体生活和文化工业结伴而行的信心。文化工业不断地实施蛊惑和自我蛊惑其实是为了加强自身在面对批判时的免疫能力——文化产品过分强调娱乐性，从来就没有考虑通过那一条途径(其实并没办法)去揭示、解决当代人在现实生存中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全感等深刻的心理危机，它只是让瞬间快感的引诱使人暂时性失忆，成为私人无法实现的部分欲望的廉价代替品，成为人们日常情感的便利快捷的排泄方式。对于人们生存中各种困境所造成的痛苦，文化工业用麻醉代替了拯救。被大量的文化制品所包围的生活中，人没有因精神得到抚慰、告解和解脱而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心理上获得的只是局部的、浅表的、短暂的麻醉。文化产品的“一次性消费”带来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产生出大量的文化垃圾造成的资源浪费，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数目惊人的文化垃圾长期地堆积在人们的日常视野里，势必造成人们对文化这一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概念在认识上逐渐地偏离原来的意义并产生深刻的误读——文化是肤浅、轻率、矫情、煽情、无意义的。消费主义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人们对精英文化的信仰、崇拜和追随之后，促使人们从内心滋生了强烈的虚无情绪。“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地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阿多诺已经预见到置身于文化工业包围圈中的人所要面临的危险，也暗示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围剿”是文化工业在争夺话语权时的一个潜在目的——它必须占据城市权力的中心时才是最安全的。正如在去年掀起热浪的“超级女生”这是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密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攻城陷阵，这种廉价的文化消费成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每天你都可以在不同的渠道接受到（即使是强迫性的）“超女”的消息，那些“超级女生”沦为声色超市的畅销产品。
消费主义浪潮中成长的青年一代，长期受到消费主义的“哺育”，他们在文化诉求及文化趣味等方面必定表现出和这个时代的高度默契。即使有某些蠢蠢欲动的叛逆情绪和怀疑情绪不时滋扰内心，偶尔也会带来各种冒险行动的发生，行动之后仍然无法摆脱重回消费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模式之中这一命运。这是因为行动本身并非是理性认知的结果，而是对一种压抑情绪的有限宣泄而已(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对所谓的“愤青”的怀疑，他们的“歇斯底里”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拜金主义的耀眼光环下，要抗拒消费主义对现实生活理想海市蜃楼式美好描述的魅力的确是困难的。甚至，要对这一切提出怀疑都需要一种非常的勇气。作为消费时代的艺术，同样沾染上一种急功近利的习气，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必将受到功利主义的挫伤，艺术的目的和商业目的不谋而合，达成共识后的直接危险是商业目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艺术的目的，处于艺术学角度阐释作品中的文化针对性只是为了加重艺术品进行商业运作时的价值筹码。这一现实成为横亘在艺术批评前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批评语汇中所有关于艺术宏旨的描述在商业的现实意图中变得令人起疑．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青年艺术家有可能在艺术批评失语的困惑情绪中丢失对自身艺术的判断——为艺术“殉道”还是为商业“殉道”。身在广东的青年艺术家们，他们内心的惶惑比那些商业化、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人要深刻得多，也许正是这种矛盾的角逐，才使他们的艺术获得了一种的深度和厚度。以当代艺术作为社会批判武器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对抗”的途径就是借助消费主义的流行的焦点图式，挖掘出内在的文化危机和不断被动摇的人文信念，在消费式的图式和视像中颠覆消费主义的种种说教。
当代的广东文化是各种文化大混合的产物，广东的文化生态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安全性，这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敏锐触角无疑是一种“挑衅”——兴奋和迷茫共存。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无疑将为问题的开发、阐述和探讨提供了角度和观点，同时也容易造成干扰并使到问题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而遮蔽在其中的“悖论”正是所有存在的“实像”， “在差异中研究差异”、“在矛盾中克服并制造矛盾”便同时成为手段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