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Review Asia 文：Oliver Basciano
乌雅（Uýra）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杂交体”——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自然：在开启圣保罗双年展的15张照片中，这个神秘形象似乎与其所处的风景融为一体，或者说诞生于风景之中；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只膨胀的蓝色眼球从一蓬稻草头发中探出，胸口长着毛发的身体被涂成深赭色；红色调色板与艺术家站立其间的土堆融为一处，远景中可以看到一台挖掘机。另一幅作品中，被拍摄的身体皮肤油黑，以贝壳遮住双眼——乌雅站在一处布满废弃塑料和化学粘液的海滩上，仿佛一个外星生物诞生于被污染的世界。但它本身并非外来的，而正昭示我们的当下。
展览开端的沉郁还在继续：入口附近是一块带有基座的巨大陨石——这是2018年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火灾中未遭损坏的少数物品之一，它提示着这个国家哀悼与愤怒的时刻。这个“外星幸存者”的黑色表面被复制到后面展墙上卡梅拉·格罗斯（Carmela Gross）的数十幅单版画中，每一幅都呈现了一块炭黑的烟尘污点，类似于被放大的脏指纹。这件作品名为《地狱之门》（Boca do Inferno，2020）。
策展人雅科波·克里维利·维斯孔蒂（Jacopo Crivelli Visconti）捕捉到了2021年弥漫巴西的阴郁情绪：巴西梦游般地成为新冠疫情最猖獗的国家之一，懒政的极右翼政府导致50多万人死亡。因而圣保罗双年展“尽管黑暗，我仍歌唱”不得不推迟一年举办，于今年9月4日得以开幕。与此同时，雅伊尔·博索纳罗政府默许的毁林行为加剧了大火在亚马孙河流域的肆虐；在这篇文章落笔时，法院系统正在策划对原住民土地权的新限制；通货膨胀率一路走高，使生存境况从未稳定的劳动人口陷入更深的困境。
“艺术”——即使被公认为这片深陷负面批评的土地上的乐观主义堡垒——也在维斯孔蒂的引导性图景中蒙上阴影。沿着斜坡来到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奇奇洛马塔拉佐馆（P**ilhão Ciccillo Matarazzo，自1957年以来一直是双年展的举办场馆）三层中的首层，观众会看到安娜·阿达莫维奇（Ana Adamović）的《我的祖国最美丽》（My Country I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2011-13）；这部电影中，1970年代南斯拉夫合唱团成员重新聚在一起，演唱一首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歌曲。在童声演绎下，这首曲子可能听起来很甜美，但疲惫的成年人演唱的版本却很凝重。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为1998年双年展制作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也被陈列在侧；艺术家原本打算在巴西电视台播出这些新闻片段，却未能实现。通过对策展人保罗·赫肯霍夫（Paulo Herkenhoff）、巴西当时的文化部长（他对企业赞助不吝溢美之词；在当时，柯达这样的公司也曾被给予许可在双年展上销售其产品）以及其他名人进行一系列犀利的采访，这位美国艺术家用她标志性的讽刺手法对双年展组织本身表示了质疑。
苏利·马萨卡利，《鹰的离去》（Mõgmõka xupep），2005
图片致谢艺术家
将安德烈·弗雷泽的旧作纳入双年展可以视作维斯孔蒂对机构的一次自省。随着展览继续，对黑人和本土艺术创作者的必要认可也随之展开。在《致旧世界的信》（Carta ao Velho Mundo，2021）中，马库西（Macuxi）艺术家和活动家贾德·埃斯贝（Jaider Esbell）在一本欧洲艺术史著作的书页上任意写画，以此表示对原住民土地被殖民化的谴责；在莱萨·西格尔（Lasar Segall）忧郁的半立体主义森林油画和利吉娅·佩普（Lygia Pape）的新具象主义红钢雕塑旁边，是黛拉·卡诺（Daiara Tukano）从展厅天花板悬垂下来的四个双面作品。在每件作品的一面，艺术家——她是耶帕迈莎人[Yepá Mahsã，也被称为图卡诺（Tukano）]——用丙烯绘制了族人心目中的神圣之鸟，背面则是以羽毛编织的抽象作品。同样地，苏利·马萨卡利（Sueli Maxakali）为致敬亚米海克斯（Yãmiyhex，马萨卡利宇宙学中的女灵）而制作了一件衣物和面具装置。展览的亮点之一是阿贝尔·罗德里格斯（Abel Rodriguez）的墨水画——现居波哥大的艺术家应和了诺努亚人（Nonuya）记录自然世界的传统，从记忆中画出哥伦比亚—亚马孙地区的植物和动物。
李·佩里，《黑色方舟手提电脑》（Laptop from Black Ark），笔记本电脑、综合媒材，2012
图片致谢纽约瑞士学院
李·佩里（Lee ‘Scratch’ Perry）的一系列拼贴画提及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这位牙买加音乐先锋在展览开幕前几天离世），巴西艺术家阿尔杨·马丁斯（Arjan Martins）的大幅绘画也是如此。在后者创作的另一件装置作品中，一根粗大的绳子横跨巨大展场绑在柱子上，绳子两端则被一同缚在一只船锚上形成三角形，意指欧洲、非洲大陆与美洲之间的贸易路线。同样深具创伤性（但不那么直截了当）的是若奥·坎迪多（João Cândido）的两幅精美的刺绣作品——坎迪多是一名巴西黑人水手，他因谴责海军中对黑人水手（其中许多人被迫服役）的体罚而入狱。这两幅作品其一献给爱情，其一献给自由——它们的美好与被创作的环境相悖：作为1910年左右在监狱里制作的作品，它们处处透露着深嵌巴西社会的种种不公。在这些对抗历史与当下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作品中，弗雷泽的加入似乎更强调了维斯孔蒂（一位生于意大利的白人男性）认识到他的委任方同时也应是批评对象——尽管此次双年展呈现了所有值得称赞的反种族主义，但七十年来，圣保罗双年展——这个白人占人口半数以下的国家中最重要的展览——从未由黑人或本土策展人担纲策划，也少有女性被任命为双年展的总负责人。
“尽管黑暗，我仍歌唱”仍然提供了一些乐观的空间。当人们沿着展馆的坡道，从富于悲悼色彩的开端前进时，一段情感旅程也巧妙地展开了。美国艺术家阿米·西格尔（Amie Siegel）在其幻灯片作品《代管者》（Surrogates，2016）中呈现了对欧洲古典文物的修复。临近处展出了一些尼金（Tupiniquim，巴西原住民的一支）陶器，它们曾用于与葡萄牙殖民者交换，以此保护原住民的身份（并避免可能的暴力）。这些陶器后来经过挪用，形成了葡萄牙殖民时期的保利斯塔（Ceramica Paulista）风格。在机构中展出这些物件并认可它们所带来的启发，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修复的时刻。
展厅最后一层展示了许多参观者所熟悉的艺术家——埃斯贝、罗德里格斯，如拉西·多瑞尔（Juraci Dórea）的更多现象级雕塑——这位艺术家抛开他的作品本身，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它们处在巴西东北部风景中的样态。这也解释了雕塑的材料——制作它们的皮革通常被当地人用以修补帽子和衣服；这也许是回应历史周期时的一种姿态。双年展的倒数第二件作品是曼西亚·迪亚瓦拉（Manthia Diawara）的《走向新的声音巴洛克》（Towards The New Baroque of Voices ，2021），这是一系列对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包括尼日利亚剧作家沃勒·索因卡和肯尼亚作家恩圭瓦·蒂永奥）的采访视频。视频中洋溢着的乐观、优美的钢琴配乐来自阿达莫维奇第二件展出作品《两个合唱团》（Two Choirs，2013）的原声带：这次是一群听障儿童在唱歌。演出或许始于恐惧，但却终于美丽——总会有那些黑暗的时刻，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弥补。
第34届圣保罗双年展：“尽管黑暗，我仍歌唱”将展览至2021年12月5日。
编译/任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