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来客”

——徐冰专访





编者按：1955年出生于重庆的徐冰，是世界顶尖艺术家行列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华人艺术家之一。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 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 “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授奖的理由是：“徐冰对于版画艺术专业领域的发展所作的出色贡献”；该奖是美国版画界最高的荣誉，每年授予一位艺术家。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2008年春季学期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徐冰研究”课程。
“徐冰”这个名字无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现在都一直震撼、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们，但是很多人都对他并不太了解，首先是作品太深奥、看不懂，还有就是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太久，他的出现仿佛是“天外来客”；所以08年12月29日《新视觉》杂志专访了徐冰老师，希望我们这次的专访能使读者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度的了解。 以下第一部分摘录于香港牛津版<<70年代>>第二部分是艺术顾问马一鹰老师和徐冰老师的部分对话。



愚昧做为一种养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有情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血源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

我是四月份到的的冬天还没过过这房子冷的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明面上是共产党的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为腊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肩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美院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做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经过一波三折、美院师生的激烈争论，我还是当做77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象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梅园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徐冰转到油画系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象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透着骨子里的中国人的感觉。王式廓的农民“画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农民有点象在话剧中的。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象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什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象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它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象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徐冰 /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毕















寻找“世界语”的历程



马一鹰：88年您的《天书》给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您也创作了很多具有影响的装置作品。能谈谈您是如何转向当代比较前卫的艺术领域中的吗？



徐冰：《天书》在形式上应该算是一个装置作品，它是中国那个阶段的产物，当时的中国艺术圈并不真的了解什么叫现代艺术，当时现代艺术的信息是很少的。



马一鹰∶您的《天书》是在1987年动手创作，到1991年完成。事实上，您在88年的冬天已经做了一个大型的展览，这是不是意味着您90年去到美国以后，这个课题还在继续？



徐 冰∶是这样的。88年展览的时候，作品并不完整，它只是一个实验阶段，确切地说，那时候作品还没有完成。我最希望这个作品最后做出来特别象一本真正的“书”，整个制作的过程是一个书的过程，从它的刻版、装订到版式的处理都是有知识依据的。展览中我把这些书放在类似祭坛一样的环境中，让人们产生一种对它供奉、尊重的感觉。



马一鹰∶在《天书》之后，《新英文书法》是您93年到美国开始的尝试，这种尝试一直到什么时候？



徐 冰∶我90年到美国，因为天生对文字、书法有一种敏感。《新英文书法》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实用性，因为它是可读的，可以在艺术之外自身繁衍和渗透的。我觉得在艺术之外的空间更大。



马一鹰∶因为《新英文书法》的字形是中文方块字，所以大家称之为“世界语”。



徐 冰∶有很多人后来说我的《地书》是“世界语”，《新英文书法》其实是一套英文的字形设计。



马一鹰∶《天书》与《地书》有何区别？



徐 冰∶创作《地书》的起因是想写一本书，让任何人都能读，无论你是否受过教育、也不管你来自于那个文化背景。这本书实际上是用标识语言写出来的。标识语言就是我们在手机、道路、机场等能看到的各类标识。标识语言传播非常快，适应时代需求，而传统语言则受到了局限。过去，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范围内工作、生活。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是“同事”，人类新的沟通方式，是时代的需求所致。



马一鹰∶那是不是说一个标识性的东西其实代表包括很多的文字内涵？



徐 冰∶可以这么讲，其实我的每一个符号、标识等可以有多重含义。口香糖包装纸上的三个标识，用这三个标识可以说一个故事，谁都可以懂，那我想，就可以用很多的标识写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当时就想写一本书，这本书谁都能读得懂。后来我在服装学校讲演的时候用口香糖包装纸上的三个标识为例，说明标识的可表达性，有一个学生认为这三个符号之间那些箭头也是标识是有含义的，其实是五个，这对我也很有启发。《地书》它和《天书》是相反的，“天书”是谁都读不懂。



马一鹰∶那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标识、图形、图式去做另一种全新的文字探索、尝试，这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徐 冰∶对，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挑战，我最终还是做一本书，这本书在全世界各地出版，在世界各地出版，不用翻译。它可称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中间站。



马一鹰：从《天书》到《地书》，尽管有很强的现代性，但是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颜色那么的单纯、形体那么的规范、那种符号的不断重复化，但是带给人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力，也没有西方艺术里那种缤纷的色彩、潇洒的运笔、华丽的篇章，涂鸦、抽象、印象、扭曲的那种感觉。



徐 冰∶ 我认为对现代语言风格的选择与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马一鹰∶您的家世背景对您作品的产生应该也有重要的影响吧！

徐 冰∶ 也说不上，但是我当时和北大一些老教授、老先生接触得不错。与那些老教授随便的聊天对我思维方式的形成都有很大影响。这种文化感，在哪怕说一张餐巾纸这种事情的过程都能传递出来，有些东西你可以接受，有些东西你不能接受，有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了，但它埋在你的身体里，很长时间以后它才被调动出来，但是其实埋下与没埋下是有不同的。每个人的性格，所走的路不一样，有些人是知识型的，有些人是技能型的，有些人是自省型的，其实应该不能说哪一类更好，任何背景，任何环境都可以作为一种养料。比如我现在在教书或开会，这些事务给不少人的感觉是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去做更多有创造性的东西。可在我看来，在一种身份的反差之间我可以获得很多的，这种思维的参照，在很多不同的概念之间的一种模糊地带所获得的思维的养料，这可以说是别人所没有的。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特殊的部分，这不在于你获得现代艺术的养料还是获得传统艺术的养料，或者说体制的养分，而是综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作为一种养料，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一点点东西、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找出来，或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吸收这个东西，把它和其它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而生成现成元素中没有的第三种，这种第三种元素对生长及有意。

马一鹰∶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任何的一种过程、人生经历都可以算是一份很好的成长养料。

徐 冰∶当然可以这么说，比如说要作为一个艺术家，要作一个好的艺术家，对艺术的贡献；那什么叫有贡献，可能你得为这个领域带来一些新的思维的方式、新的艺术方法，怎么样获得？事实上就像你从艺术之外进入艺术圈，绕一个大圈又出来。所谓绕一个圈是指你知道了自己要的东西：不在这个领域才能为这个领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你必须与这个领域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只有在这个距离之间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为你想做的艺术做点事，如果你只挤在现代艺术这个窄路里，是不可能的。

马一鹰∶所以就是说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能随波逐流。

徐 冰∶简单讲独立思考的能力确实很重要，但是独立思考又是多层性的，这敏感与社会文化、社会环境、你生活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你的敏感是从这些氛围中获得一种独立性，而不是完全孤立的。这种独立性最根本的来自于你想要的东西。无论怎样，我们应该本分地做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