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

顾德新 2009-05-02



时间：2009-5-2-2009-8-30 地区：北京798艺术区

主办机构：常青画廊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常青画廊


开幕式：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 下午五时至七时

常青画廊 / 北京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大山子798

艺术工厂，8503信箱， 邮编：100015

tel. 0086/10 59789505 | fax. 0086/10 59789774

email.beijing@galleriacontinua.com.cn | www.galleriacontinua.com

ding

好的！期待中～～～

非常期待！

上次错过了，这次一定要看

今天开幕，祝贺!

拜托常青画廊发点展览现场的图片，期待!

引用guest的发言：
无锡黑监狱始末 撰文：郭盖\王建芬

...

 

 

发表：2014-06-18 12:08阅读：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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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儒家文化才是社会浮躁的根源

前两天，自我写出《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一文后，有读者反馈回来信息说，蔡元培当年废止读经是因为要把中国人从僵化的思想中拉回来，那时必须打破陈规陋习，才能够革命。而今天中国社会则完全不同了，到处世俗功利浮躁，因此必须读点儒家经书，重新回到儒家去才能够压压当下中国社会的功利浮躁。我想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能还很不少。然而，果真是这样的吗？

确实，中国社会很功利，很浮躁，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浮躁？浮躁的人究竟拥有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一点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

说中国社会现在很浮躁，其实也就暗含了一个说法，就是以前的中国是不浮躁的。可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不浮躁呢？举例说孔子时代不浮躁吗？那时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飞，各家各派纷纷上路，已经不是浮躁二字可以了结了。而孔子本人其实就是功利浮躁的祖宗。他“十五有志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做官，做大官，做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朝廷大官。一朝权到手，便把人来杀，与他竞争生源的同僚少正卯先生，就这样不幸死在了孔子的手上。他为了做官，四处跑官要官，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一旦有点点希望，他便向主子信誓旦旦：“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做官，我一个月就能够见成效，三年就大功告成。这样的心态与这样的行为，还不浮躁吗？孔子仕途不得志之后才收门徒，而且收门徒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他办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收门徒的目的，所谓读书、仁政与“六艺”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弄个官做，从而享受世俗的荣华富贵，而没有别的追求。为了功利最大化，孔子不顾当时办学条件的简陋与师资力量的薄弱，硬是以自己的家为学校，以自己一个人既为校长，又当教师，却收了三千个学生，名为学生，实际上是忽悠来的家奴，学生交足昂贵的学费之后，却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整天为孔子家打理家务，劈柴喂马，收藏粮食，四处奔波，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乃至孔庙里“四配之首”的颜回，因为长年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又要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劳累过度，短命而死。对这样的现象，孔子从来不反思自己，反而赞叹颜回的过份节俭，仅仅为了多节省一些钱粮。（“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办学效率自然就极其地低下，三千门徒中，只有七十二个勉强合格，这些所谓七十二贤人中，两个最有名的，一个颜回，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得病短命而死，另一个子路，听信了孔子的教导：“君子死，冠不免”，打仗的时候，帽子掉了，不顾身家性命，而是冒死捡帽子，结果被人刺成了肉酱。孔子以浮躁之心求官，以功利之心办学，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孔子本人被圣化之后，其个人的思想言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社会浮躁与教育功利的祖宗。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捧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为至圣至理，不可有丝毫冒犯与丝毫怀疑，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极大悲哀。孔子创立的学说其核心，其实就是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为了维护这个等级特权，不惜大力推广愚民治国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晋国铸刑鼎，怕老百姓知道了国家的法律，而要求权贵也去遵守，从而不能够落实他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特权制度。他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及儒家思想，硬把人分成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延续不断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人不得独立思考，不得自由发展，世代终身为奴，并且以为奴为乐。

我们至今还常常听到中国人的感叹：“活在中国，即使做个乞丐，也要跑在前面才行”。这难道不是中国儒家等级思想与等级制度造成的恶果？无论什么行业，什么职业，哪怕是一个做乞丐的，一朝落后，终身受欺。更不要说中国人的官场了。那个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官位的竞争，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水岭，是生与死的分界线，能不拼命吗？从前的宫廷内斗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十分残酷，今天中国人的官场商场又安能够安稳平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把人按照高低贵贱的等级排列，你敢不挖空心思地去钻营？你敢不尔虞我诈作你死我活的去作垂死争斗？你敢像老子说的那样：“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吗？在儒家创立的文化环境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还有你敢像墨子所说的那样：“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吗？在这个儒家世界里早就没有了你的生存立足之地。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老庄的道家，这样提倡道法自然的学说会成变得渐渐式微，而倡导自由、平等、兼爱，互惠互利的墨家更是会销声匿迹，至今几乎无人提及。在这样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儒术独尊几乎就是必然的。可以说当年的儒生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作搞“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思想垄断那也是必然的。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本质性质决定的，是其价值导向与内在逻辑决定的。

自从中国人生活在孔子至圣的巨大阴影里，挣扎在儒文化等级特权文化里的中国人就没有了第二种选择的可能了。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是按照儒家价值观与等级思想而来的。假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大同世界没有相同之处，儒家的等级特权与阶级划分不相类似，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能够相通，儒家的“至圣”与伟大的“导师”不能够通约，中国人会接受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即使面对鸦片战争时的“三千年不遇之变局”，面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与法治制度，以及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所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再变也只是技术细节上的改变，而不可能改变儒家维护的皇权文化价值观念与等级特权思想与制度。

都说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权侵入到私人领域的恶果，却没有想过，这恰恰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产物。儒家的孝文化早就为每家每户制定了与计划生育政策看似完全相反，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生育政策。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生”的话，那么儒家孝文化则是用公权对你说“不准你不生”，特别是“不准你不生男孩”，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的三种不孝，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在“无后为大”下面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生了个闺女就算是有后了，在中国儒家孝文化里，无论生多少个闺女都算是断子绝孙的，因为女人不算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就是说，即使勉强算人，也只能够算到“小人”一类。三不孝中的“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罪过，以及最大的失败，不论你现在多么荣华富贵，多么耀武扬威，但是，后继无人，断祖宗的香火，能够逞能到几时啊？按照此说，那些热衷倡导儒文化的人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得上资格，如果你不做官，不发财，又不是男人，甚至也不生出一个男孩来为自己续香火，断了祖祀，就跟在后面追随儒家学说，到时你迟早会很痛苦的。

在儒家文化里，世俗的功名利禄就是一切。这些功名利禄，还被民间概括成为“三星高照”，即福星、禄星与寿星。其中福星被排在第一位是符合儒家的价值取向与逻辑思维的。所谓福星高照，其实就是“子孙满堂”，这是孝之本也。也是取得“禄星”的前提。否则再有才能，再有贡献也是白搭的。像王安石这样位居宰相的儿子王雱才华十分了得，“20岁前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年)中进士，历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尉、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尝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邓绾、曾布荐之于神宗，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书义》、《诗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九年(1076年)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未上任，不久因病疽病故，年三十三。”托老父王安石的宰相权威，王雱死后进了孔庙受到祭祀，排位还比较靠前。结果王安石一死，那些儒生就以王雱少年短命，又没有留下后代，极为不孝为名，革除了他留在孔庙吃冷猪肉的权利。但是，孔子嫡系又可以例外，比如颜回，虽然也短命，甚至比王雱更短命，据说只活了二十九岁，好像也没有留下后代（以颜回那样长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饿得精瘦的身体，似乎也是没有生育能力了。）却能够位居孔庙“四配之首“，孔子一人之下，所有圣贤之上。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才是中国社会变得浮躁的根源。在中国无一朝代不浮躁，那些读书入科举仕途、追逐功名的儒生学子不浮躁吗？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里，那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兴亡交替过程不浮躁吗？那些你死我活的宫廷内斗过程不浮躁吗？在中国，不浮躁的人，只有那些仕途失落，真正看破儒家文化本质的田园诗人才不浮躁。像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可以算一个。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仕途不得志者都不再浮躁。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终南捷径”的典故似乎很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说的是唐朝进士卢藏用没有官职，他来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以扩大影响，听说皇帝经常路过终南山,终日打听皇帝的行走路线，不时调整具体的隐居地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次“碰巧”遇到了路过此地的皇帝，后来朝廷终于让他出来做了大官。后来同僚司马承祯先生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先生极力建议他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他独特的成功经验。司马承祯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儒文化之下的社会浮躁并不限于庙堂之高，也不限于江湖之远，甚至不远不近的“终南山”，也是浮躁的捷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今天儒学再次被大规模、高规格地倡导，官场人士趋之若鹜，纷纷出版儒学心得体会著作，其实不也是欲走终南捷径吗？那些想以儒文化平抑社会浮躁之心的善良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也太缺乏历史文化常识了。

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文章来自许锡良凤凰博报

http://xuxiliang.blog.ifeng.com/2677877.html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文/周濂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坨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

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在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将之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的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明明是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不仅悍然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50年，当所有人都认定这个信念系统已经濒临破产的时候，齐泽克却在5月的上海，讲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故事：“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天生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 ...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么？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悲剧的诞生，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宋庄近期被抓捕关押的艺术家和诗人已增至16位：邝老五，诗人王藏，追魂，吕上，诗人李磊，记者张淼，任重远，崔广厦，刘骐鸣，程广，姚宇，艺术经纪人王琳，丁町，张海鹰，朱雁光，费晓胜。现在分别关押在通州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看守所，律师申请会见均不予批准。他们何罪之有？只因某种态度“不正确”。他们无罪，请大家关注，呼吁放人，还他们自由。

宋庄近期被抓捕关押的艺术家和诗人已增至16位：邝老五，诗人王藏，追魂，吕上，诗人李磊，记者张淼，任重远，崔广厦，刘骐鸣，程广，姚宇，艺术经纪人王琳，丁町，张海鹰，朱雁光，费晓胜。现在分别关押在通州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看守所，律师申请会见均不予批准。他们何罪之有？只因某种态度“不正确”。他们无罪，请大家关注，呼吁放人，还他们自由。

异见打压持续，编辑徐晓莫名被拘

尽管中国正不断强化对公民社会和权利活动人士的打压力度，但在得知举止谦和的财新传媒文化和图书编辑徐晓上周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北京警方带走时，许多记者和作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几天过去了，目前仍不清楚，究竟是何原因让这位年逾花甲、身材瘦弱的编辑遭此灾祸。自从11月26日被拘留之后，没有人能够探视她。不过，最近突然失踪的并非只有徐晓一个人。据28岁的非政府组织雇员、电影爱好者柳建树的妻子赵思乐周三说，她的丈夫也于同一天“失踪了”。

赵思乐说，五天后的12月1日，她收到了警方的信件通知，称柳建树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经营”。柳建树目前的状况仍然不得而知，他的妻子说，一直无法见到他，也无法与警方讨论他的案子，但可以把衣服和钱送到关押他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徐晓、柳建树等人最近被拘的消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十分不安，这些事件突显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担忧：似乎任何人都不能确保无虞——他们说，哪怕你并不是一名激进分子，也会惹上麻烦。只要你是某个网络的成员，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这就够了。他们说，或许，在如今诡谲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活着”就足以为你惹上麻烦。
“不要再问为什么抓捕会发生在徐晓头上，”香港的人权倡导者、博士研究生曾金燕在博客中写道。她列举了十几名最近失踪、被刑拘或被逮捕的文学、法律或NGO界人士，包括律师浦志强，以及社会活动人士寇延丁和郭玉闪。
“因为他们有专业能力又甘愿承受清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的改进作了最大的努力，”曾金燕写道。
徐晓被捕后的第二天，人们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她的朋友、一家独立书店的创始人刘苏里打算到她位于北京北部的家中拜访。徐晓电话关机，门铃没人回应，刘苏里几天后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忧心忡忡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寻找这位失踪的女士，最后得知徐晓和柳建树一样，已经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据曾金燕说，徐晓上世纪50年代生于上海，长于北京。热爱诗歌和文学的她结交了许多有相同爱好的人。北岛等诗人的先锋派作品让她着迷，她很快与北岛结识，并一起工作。
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像徐晓这样年轻且勤于思考的女性会感到迷茫，这并不奇怪。友人们说，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开始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改革和进步的想法。
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1975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里，年仅20岁的徐晓毫无征兆地被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带上手铐，蒙上双眼，与另外十几个人一同被关押了两年。她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集团”，该罪名后来被裁决属子虚乌有。
获释后，徐晓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不久后加入了独立文学杂志《今天》的编辑团队，先是做志愿者，后来成为正式成员。
这本杂志1980年被政府查禁，只存活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徐晓及其同伴影响深远。她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和联系。也是在《今天》杂志社，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周郿英。1994年，周郿英在卧病三年后去世，留下她独自抚养他们当时只有六岁的儿子。
徐晓在国有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担任了十年的编辑，后来加入《财经》杂志，然后是财新传媒。
在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半生为人》中，徐晓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拥有共同经历和理想的朋友们。
其中许多人与《今天》杂志有关，比如该刊的两位创始人诗人——北岛和芒克。她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描述了她在监狱的生活，生动地呈现了当时的窘迫和荒诞。这本书曾于2012年再版。
几个月前，有消息称，宣传部门要求余英时和柯景腾的作品在书店下架。余英时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和历史系的荣誉教授，柯景腾笔名九把刀，是台湾的作家和电影导演。还有一些人则被禁止出版新书，徐晓是其中之一。
徐晓当时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名单上，因为她自己并无出书计划，不过，她曾帮助过名单上的另一位作者出书。
她周围的人感到，情况似乎很危险。一个友人建议她休假，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国外。徐晓没有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她说自己没事。
10月底，北京的天气越发寒冷，整座城市被包裹在重度污染中，徐晓在友人家里与一群朋友和同事见了面。他们谈论了日益扩大的审查制度，以及近期被捕的人士。每个人都表达了忧虑。仅仅几周过后，徐晓自己也被带走。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再会有深刻的精神痛苦。
　　前不久看了纪录片《寻找**》，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片子，面对美丽、多情而英勇的**，没有谁能够忍得住不流下眼泪。了解了**的生与死，就不难想象一个原本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女性是如何被推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做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的现实中敢于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虽然疼痛对于肉体是一样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程度，也不与肉体被打压的轻重成正比。不管是当年给我思想启蒙的赵一凡，还是给过我重大影响的史铁生，以及创办了《今天》杂志的北岛，都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从不敢标榜有何等政治理想。崇高与神圣就像纽约上岛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如果说我们在言行上还有一点儿自律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证明还有一点儿诚实和善意存在。
　　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诚实与善意也能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社会，诚实和善意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常听到有人喜欢自我标榜“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以此显示自己的超脱与潇洒，讽刺那些不识时物的“傻瓜”，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喜欢自我标榜“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一样。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今的赤裸裸和以往的信誓旦旦一样，都是真实的。之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在于这种人从未有过被一种精神的魅力诱惑和感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在一个人相对纯真时被开启的，有点儿像跳芭蕾和弹钢琴，躯体的柔韧是童子功，品性一旦形成便成了习惯。
　　亲爱的坚妮，我的这番感慨，既是对于你关于我们之间异同的回应，也是对于你信中关于“我们的经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伸出什么结果”这一话题的展开。同为母亲，我非常理解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焦虑只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严峻。我没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你，经历着比我更深的焦虑。想到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那个道德堕落之中虚伪和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把儿子从地域到语言都与中国隔绝开，我很为你难过。我能体会到那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
　　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在儿子成长中我自己的故事。
　　一年多前，十四岁的儿子突然迷上了摇滚，弹琴影响学习不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自杀的乐手，我越发地紧张，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反对，生怕刺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一次我受宠若惊地被他邀请一起看一个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光碟，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边看边流泪，他说：“我不只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更欣赏的是他们的精神。”他还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乐队和乐手的故事。儿子的执着和投入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浪漫与激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抗争也许只是为了伸张个性。你一定听说过北京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被全市最可称道的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打死的事件，而学毛选和搞大批判则是我中学时代的全部生活。这说明，我们的个性曾经被摧残被扭曲，我们的精神品质都向着不正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赵一凡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俄罗斯和西方名著，七十年代初这些书还都是禁书，为此我被党支部书记找去谈话，但那已经阻止不了我了。那情形就像是在一间黑暗空旷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尘封的窗子，推开来一看，窗外居然有如此这般的风光！然而，你还来不及对那景色发出一声赞叹，那扇窗却被关闭了。北京有句俗话，叫作“看到眼里拨不出来”。它无比神秘让你无限向往，它如此奇异让你魂牵梦绕，你情不自禁地追寻而去，就像一个偷食禁果的初恋少女。生活就是这样被改变了！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风景，我们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该付的代价。我不后悔，不是因为后悔没用而不后悔，而是因为我觉得值得而不后悔。虽然单纯不再，执着不再，只有决绝。用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你爱过，你是该为自己终究不是老处女或者终究没有为生存所迫去卖淫而欣慰而庆幸呢，还是该为你失去了所谓贞洁而遗憾而悲泣呢？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摘自徐晓《半生为人》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份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是北岛的生日。这一天飘着小雨。北岛、芒克、俞沪琴、赵国强、严力一行五人到颐和园为北岛庆祝生日。不久，雨下大了，他们躲进石舫旁边的茶馆，你一句我一句地即兴作诗，有的是一人一句，有的是一人两句。最后这个整理任务落到了严力的头上。当晚，严力一字不落地将白天的即兴之作整理在笔记本上：
　　1
　　我用眼睛说：
　　雨是绿的！
　　为什么
　　为了什么
　　我反复捉摸
　　以为我属于绿色！
　　2
　　到处都是泥泞，
　　到处都是心灵，
　　到处都染遍了黄昏的足迹，
　　到处飘着我的声音。
　　啊，留下的寂静。
　　3
　　雨水淌着八月的热情。
　　我要抽烟，
　　屋角里蹲着一只猫，
　　还有猴子，
　　都紧盯着待燃的烟头。
　　还有火柴吗？
　　潮湿的木头冒起了烟，
　　我心中的火
　　唱起了歌
　　颤颤巍巍。
　　4
　　我从大雨中归来，
　　酒在皮肤上打滑。
　　我绝不喝茶，
　　乌云正把杯子覆盖。
　　我要粉碎所有的酒杯，
　　把地平线端起放到嘴边，
　　天上的酒
　　我要向你呼唤，
　　尽管老板娘已扯住了我的衣衫。
　　5
　　我领着一个孩子，
　　他是谁？
　　他是没有遗产的人，
　　他是我！
　　6
　　裙子像一把张开的伞，
　　在晴天的时候，
　　她躲避着太阳，
　　也躲避着男人，
　　我的天……
　　7
　　他有密不透雨的头发，
　　他有心。
　　他在头发下等待着朋友，
　　他在徘徊，
　　他在思索理发馆门前的牌子。
　　8
　　沉默，在一口钟底下。
　　你迅速地扬起手，
　　我要拥抱惊醒！
　　9
　　没有门，
　　可到处都是窗户，
　　就在狭长的走廊里，
　　只有一块地狱的路牌。
　　房檐下滴落了星星，
　　时间悄悄来临。
　　我们坐在那里叼着烟斗，
　　屁股底下坐着那块路牌直到天明。
　　10
　　她是一个有着精彩回忆的女人，
　　她并不是神。
　　她领着一只哈巴狗，
　　要把它卖给我。
　　我的口袋空空，
　　我的床也是那样空荡，
　　给我讲讲你的过去，
　　并让我把门也关上。
　　11
　　我摘下一个苹果，
　　献给谁？
　　这不是旗帜，
　　这是到来的黎明。
　　我摘下一个苹果，
　　送给没有果树的土地。
　　12
　　在你的生日，
　　秋天已经坠入沉思。
　　一颗种子，
　　它面临着冬天。
　　13
　　在你的生日
　　他含着一块糖，
　　糖纸随风飘荡。
　　什么是甜？
　　什么是渺茫？
　　她是块红头巾，
　　系在铜像上。
　　14
　　高高地举起了双手，
　　我想，
　　我想托住太阳，
　　就戴在自己的头上。
　　但我并不是女皇，
　　我是黑暗。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诗人，就是这样在郊游与交流中成长。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七十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
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儿都不耽误他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笔名成为专有名词，象征“今天派文学”，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舞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酝酿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焕兴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它是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我想，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契机”。事实是，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他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说不定哪一天，加明的儿子或者我的儿子，会不知深浅地一脚踏进去，又不知会给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思想的历史，增添一道怎样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