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估了高名潞

程美信


　　自从高名潞抛出“意派”理论以来，引起了颇多的批评与关注，其中有讲理与不讲理的，这些都显示了高名潞曾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力，他不光是位资深的艺术理论家，还是哈佛博士和大学教授。不过，这一切无法掩饰“意派”学说的谬论本质。面对诸多的批评，高名潞持着一种不屑正面论理的傲慢态度，但又采取了一些旁敲侧击，什么“我希望有人找到我的硬伤”、“中国当代艺术要讲理”“‘意派’导读——给‘意派’批评者的几点提示”。这些无疑是批评“意派论”之外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中国艺术批评界２０年来一直处于各说各话的死水状态，没有一次响亮的学术争论，也没有一场真正的思想交锋。
　　
　　“意派”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理论“硬伤”，它连自圆其说都困难，何以成为有学术价值的理论体系。“意派论”根据汉字构造的“六书”的归纳法，演绎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混乱学说，并宣称它颠覆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美学体系――世纪思维。“意派”理论其中一个荒谬之处就是所谓建立了“三元论”体系，打破了二元论的思维局限。众所周知，二元论源于一种试图调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矛盾的本体论，它的核心问题是宇宙起源以及世界本质，从而出现了物质本体的一元论或精神本体的一元论，这两派截然相反的一元本体论，成为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1）。也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二元本体论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更何况什么“三元论”。再看“意派”的三元的立论方法，形同一种修辞游戏，先设定的一个“三”字（注意：“三生万物”的原始经验论），然后什么都往上靠、往里装，诸如“三意”、“三外”等演绎性概念。总之，“意派”学说类似民间术士宣称通过《易》发现了宇宙奥秘、科学真理、治病灵丹一样荒唐不堪。除此之外，“意派”论说充满了国族意识形态情绪，同那些强调“文化身份”与“民族风格”的国粹主义学说是一脉相承，根本不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普适原理。可以说，在当今时代要建立一个民族属性的美学体系或艺术理论，那绝对是一种狂人呓语。

　　高名潞说：“由于在国内全面理解和认识西方艺术史及其理论还存在知识方面的局限性，所以，目前意派的批评者一般无法就《意派论》对西方理论的批评立场进行实质性对话”。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不仅所有批评者高看了高名潞，包括他自己也高估了自己。首先，国内对西方艺术史及其理论的了解可能存在局限，同样不能证明高名潞全面理解和认识西方艺术史及其理论。换言之，高名潞也是非常局限的，否则“意派论”不至于那种成色，何况他本不是从事西方艺术史及其理论的研究专家，在美国念的也是“中国经”——中国当代艺术，它在西方本来是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学科，也是可有可无的学科摆设，适合“外来和尚”坐堂布道。从高名潞出版的几本著作来看，它的文献意义高于理论价值，尽管他不乏开宗立派的热情，可“意派”却暴露出他在哲学方面的准备不足。老实说，“意派”的蹩脚程度是有损哈佛博士的学术声誉。其实，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民族属性都必定是伪学说，因为道理的普适性不限于东方或西方、中国或美国。文化差异比较是要找出它们的因果关系，如文字与语言的差异对思维差异的影响意义。“意派”学说若能适应解决西方理论的缺陷，它绝不是一种文化立场，也能解决中国艺术及其理论问题。（如有兴趣者请查阅高名潞及批评“意派”的系列文章）
　　“意派”理论已不值一提，倒是高名潞这位资深批评家、哈佛博士、大学教授，他的批评态度着实令人深思，对年轻批评家则是个引以为戒的启示，避免恶习代代相传。由于习惯论资排辈的社会风气，即使文人也难免于俗，他们表面的谦谦君子风度则始终掩藏着狭隘与迂腐、虚伪与狂妄。之所以，自从“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成为一个思想贫困的国度，并导致文明的日益萎缩。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追求正义的勇气、探索真理的热情、坚守平等的理念、保持开放的胸襟，这也是一个批评家需要遵守的共同论理。

有关“意派”文章链接：
对话录《高名潞、隋建国谈“意派”》
高名潞《“意派”——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高名潞《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
序　言《“意派——世纪思维”》
高名潞《解读“意派”》
程美信《质疑高名潞的“意派”体系》
程美信《批判“意派”学说及其三元论》
鲍　栋《“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
吴　味《“意派”——玄学文化的“妄想症”》
采访录《通过“意派”梳理一个艺术史脉络》
采访录《高名潞：当代艺术要讲理》
高名潞《“意派”导读——给“意派”批评者的几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