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方画廊：张洹带来“猪刚强”
牛虻不是无头苍蝇——给程美信的一封信
转自鲍栋的艺术空间
程美信：你好
看完你的博文《道理不在年老或年少――致鲍栋》 ，首先觉得需要澄清一些事情，其次，也正好借此信表达一些相关看法——对你文中显露出的问题，也即是对你一贯的问题。
我对“改造历史——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提出的建议是建立在我收到的展览“筹备与学术工作办法（草案）”这个前提上的，是几条具体的工作建议而不是对展览理念的评论，也就是说，我的建议没有必要涉及到反思该展览的前提，而只是在展览大致确定的理念上提出一些我认为更合适的处理办法。很简单，如果不愿意参与提名，或者毫不认同展览的理念与运作方式，那么我作为受邀者就没有必要提那些建议了，谢绝参与即可。既然愿意参与，但又觉得有可以完善和明确的地方，那么就得向邀请方提出几条具体的建议，这是一个展览工作的内容。
因为对方已经把提名艺术家的年龄线设置在40岁，所以我只针对这个年龄线提出建议，希望下调到35岁；也因为整个展览中已经有了一个以历史总结为主旨的主展，所以我建议我们参与的邀请展能够区分主展的总结性质，而强调历史前瞻性，即我希望邀请展能呈现的是青年批评家们的价值认同如何落实到对未来的判断上的问题。我想，到这里为止我们之间并没有分歧。
分歧出现在我给出的理由：“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对自己同龄的艺术家也更有发言权”。我没有想到有人会对我给出的这个理由如此恼火，并漫无边际地说了那么多抨击性的语言，甚至从对我个人的评价一直蔓延到了对这一代青年批评家的评价。
让你如此“义愤填膺”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批评家对他的同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我30岁，我不可能比60岁的人更了解60 岁的人，60岁的人也不可能比30岁的人更了解30岁的人。作为一个关注艺术实践的人，我最熟悉的也就是与我年龄相仿的艺术家，我开始关注艺术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正好开始艺术实践；他们经历过的艺术事件，我也正好都经历过；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我，总之，我更能够了解及理解他们，而理解艺术家对于批评活动来说是一个基本点。这是我针对这次以“历史”为名的展览而提出那个建议的理由。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反思批评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批评，对于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种回答，每一个答案背后不同的批评观会带来不同维度的批评实践。实际上，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观点的是，批评是从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出发而生成一种自足的理论及思想，在很多访谈和文章中我都强调过这个观点，不知你是否留意过，又是否能理解。落实到我正在与你讨论的具体问题上来，我想强调的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必然要涉及到对艺术家的理解，起码得了解了某个艺术家之后，才能对他的作品做出恰当的分析与判断，而一个批评家最了解的，也是最能理解的艺术家大都是他的同代人。
这不是什么先天规范的“特权”，这是一种经验层面上的能力，你有权利去把任何时代、任何年龄的艺术家作为你批评活动的对象，但是实际上，你以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批评家最终选择的还是你所能理解的艺术家。当然，时代远远不是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深刻理解一个古人，但是对于批评活动来说，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在当下；年龄也远远不是问题，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在我这一代人之中找到同类。
对于和我同代的艺术家，我正是因为可以了解并理解他们，才有理由去赞美或批判他们，也才有一个与他们对话的基础，更才有可能让我在当下中不断地反思自身。程美信，你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不会反思自身，因此，你的批评实践不是一种对话活动，也因此，你的赞美与批判经常都是廉价的，缺乏说服力的，虽然你有一种布道者的心态。
人们更能够理解自己的同龄人，因此对他们更有发言权，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为何使你如此恼火？难道我侵犯了你的权利了吗？或者你认为我伤害了公义？如果有，请明确指出来。如果仅仅是批评观的不同，你更需要说出具体的看法，而不是急着发作。
布道者总是认为自己的是正义的，起码是正确的，所以你无法理解批评（criticism）的哲学含义其实是反思，其目的是让自身找到一个更为牢靠的基础。批评不应是简单的表态，更不能是没有知识与逻辑的胡说。如果既喜欢没有知识与逻辑的胡说，而又以为自己说到了点子上，这样的人是既不具备对话的理性能力也不具备对话的伦理基础的，虽然他有发言的权利，但就像一个癔病患者，我只能把他发出的声音视为一种病症发作现象。
苏格拉底为了警醒城邦公民，而把城邦比喻成牛，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但是苏格拉底这只牛虻是如何刺中问题的呢？首先是把自己摆在无知的位置，而不是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其次是不断地在对话中提问，而不自说自话地给出判词。否则，牛虻是叮不到牛的，它连牛屁股都贴不上去，如果我们看见一只大个苍蝇在粪坑中嗡嗡乱飞，并依此为乐，它大抵只是一只无头苍蝇。
我们不能把牛虻混同于无头苍蝇了，就像我们不能把批评混同于胡说，不能把批评的智识性质混同于胡说的愚蠢态度，不能把批评诉求的理性价值混同于胡说背后的情绪躁动。
有些问题很好解决，你只需用再看一遍自己的文字，试着挑一挑自己的毛病，反思一下自己的出发点与表达是不是都是恰当的，我相信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人之为人是因为人可以反观自己，何况你还当自己是个批评家。
祝你早日找到牛屁股
鲍栋
转自鲍栋的艺术空间
程美信：你好
看完你的博文《道理不在年老或年少――致鲍栋》 ，首先觉得需要澄清一些事情，其次，也正好借此信表达一些相关看法——对你文中显露出的问题，也即是对你一贯的问题。
我对“改造历史——中国青年新艺术邀请展”提出的建议是建立在我收到的展览“筹备与学术工作办法（草案）”这个前提上的，是几条具体的工作建议而不是对展览理念的评论，也就是说，我的建议没有必要涉及到反思该展览的前提，而只是在展览大致确定的理念上提出一些我认为更合适的处理办法。很简单，如果不愿意参与提名，或者毫不认同展览的理念与运作方式，那么我作为受邀者就没有必要提那些建议了，谢绝参与即可。既然愿意参与，但又觉得有可以完善和明确的地方，那么就得向邀请方提出几条具体的建议，这是一个展览工作的内容。
因为对方已经把提名艺术家的年龄线设置在40岁，所以我只针对这个年龄线提出建议，希望下调到35岁；也因为整个展览中已经有了一个以历史总结为主旨的主展，所以我建议我们参与的邀请展能够区分主展的总结性质，而强调历史前瞻性，即我希望邀请展能呈现的是青年批评家们的价值认同如何落实到对未来的判断上的问题。我想，到这里为止我们之间并没有分歧。
分歧出现在我给出的理由：“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对自己同龄的艺术家也更有发言权”。我没有想到有人会对我给出的这个理由如此恼火，并漫无边际地说了那么多抨击性的语言，甚至从对我个人的评价一直蔓延到了对这一代青年批评家的评价。
让你如此“义愤填膺”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批评家对他的同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我30岁，我不可能比60岁的人更了解60 岁的人，60岁的人也不可能比30岁的人更了解30岁的人。作为一个关注艺术实践的人，我最熟悉的也就是与我年龄相仿的艺术家，我开始关注艺术实践的时候，他们也正好开始艺术实践；他们经历过的艺术事件，我也正好都经历过；影响了他们的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我，总之，我更能够了解及理解他们，而理解艺术家对于批评活动来说是一个基本点。这是我针对这次以“历史”为名的展览而提出那个建议的理由。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反思批评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批评，对于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种回答，每一个答案背后不同的批评观会带来不同维度的批评实践。实际上，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观点的是，批评是从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出发而生成一种自足的理论及思想，在很多访谈和文章中我都强调过这个观点，不知你是否留意过，又是否能理解。落实到我正在与你讨论的具体问题上来，我想强调的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必然要涉及到对艺术家的理解，起码得了解了某个艺术家之后，才能对他的作品做出恰当的分析与判断，而一个批评家最了解的，也是最能理解的艺术家大都是他的同代人。
这不是什么先天规范的“特权”，这是一种经验层面上的能力，你有权利去把任何时代、任何年龄的艺术家作为你批评活动的对象，但是实际上，你以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批评家最终选择的还是你所能理解的艺术家。当然，时代远远不是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深刻理解一个古人，但是对于批评活动来说，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在当下；年龄也远远不是问题，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在我这一代人之中找到同类。
对于和我同代的艺术家，我正是因为可以了解并理解他们，才有理由去赞美或批判他们，也才有一个与他们对话的基础，更才有可能让我在当下中不断地反思自身。程美信，你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不会反思自身，因此，你的批评实践不是一种对话活动，也因此，你的赞美与批判经常都是廉价的，缺乏说服力的，虽然你有一种布道者的心态。
人们更能够理解自己的同龄人，因此对他们更有发言权，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为何使你如此恼火？难道我侵犯了你的权利了吗？或者你认为我伤害了公义？如果有，请明确指出来。如果仅仅是批评观的不同，你更需要说出具体的看法，而不是急着发作。
布道者总是认为自己的是正义的，起码是正确的，所以你无法理解批评（criticism）的哲学含义其实是反思，其目的是让自身找到一个更为牢靠的基础。批评不应是简单的表态，更不能是没有知识与逻辑的胡说。如果既喜欢没有知识与逻辑的胡说，而又以为自己说到了点子上，这样的人是既不具备对话的理性能力也不具备对话的伦理基础的，虽然他有发言的权利，但就像一个癔病患者，我只能把他发出的声音视为一种病症发作现象。
苏格拉底为了警醒城邦公民，而把城邦比喻成牛，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但是苏格拉底这只牛虻是如何刺中问题的呢？首先是把自己摆在无知的位置，而不是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其次是不断地在对话中提问，而不自说自话地给出判词。否则，牛虻是叮不到牛的，它连牛屁股都贴不上去，如果我们看见一只大个苍蝇在粪坑中嗡嗡乱飞，并依此为乐，它大抵只是一只无头苍蝇。
我们不能把牛虻混同于无头苍蝇了，就像我们不能把批评混同于胡说，不能把批评的智识性质混同于胡说的愚蠢态度，不能把批评诉求的理性价值混同于胡说背后的情绪躁动。
有些问题很好解决，你只需用再看一遍自己的文字，试着挑一挑自己的毛病，反思一下自己的出发点与表达是不是都是恰当的，我相信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人之为人是因为人可以反观自己，何况你还当自己是个批评家。
祝你早日找到牛屁股
鲍栋
如何不做一只无头苍蝇
——和程美信谈几个道理
程美信
你好
以下的文字权且算是给你的第二封信。为什么说是权且呢？因为你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批评家的，但是让我认同你是一个批评家，还真有点难，换句话说，我觉得你不够格——不是没有权利，而是没有能力——所以这两封公开信，以及以后的针对你的文字都只是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读懂我文字的读者。所以，这些文字很难说是信，“信”，我指的是一种朋友与朋友、同行和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我很难和你深入交流什么，因为你很多地方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正如你对我上封信的反应一样。
你已经看出来我有点藐视你，你是对的，我是有点藐视你，虽然我不藐视你这个人，我也没有权利与权力去藐视作为人的你，更没有理由和必要这样做，但是，一旦你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就有理由藐视你了。上封信我提到了知识、逻辑和心态，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你不具备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在涉及到具体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伦理的原则，即费厄泼赖，公平竞争，更确切地说是平等的玩，大家用枪对枪，用刀对刀，说起来有点丛林法则，过于野蛮，但总比“己所不欲，专施于人”要好。也就是说，你用“惯性动物”、“懦弱、迂腐、势利”、“无种”、“货色”，那么我就用“癔病患者”、“病症发作”、“无头苍蝇”，你如果骂我爹，我就操你娘，总之，我认同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伦理。
可是，所谓“语言暴力”毕竟是不专业的，我虽然对“语言暴力”没有道德洁癖，但是对它的有效性还是比较怀疑的，要说清楚问题，还得有知识与逻辑，批评家的武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学理，不过和你谈学理还为时过早，这里只对你讲讲知识与逻辑的道理。
“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对自己同龄的艺术家也更有发言权”。这个句子可以分解为两个判断命题，1、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2、批评家对自己的同龄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
对于命题1，是没什么可讨论的，这个判断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三个前提，一、这一批青年批评家指的是哪些人？二、他们是不是主要是74年以后的? 三、“主要”确切地说是什么数量比重? 你或许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但是你是74年以前的，所以，你可能对此命题有异议，但是该命题判断的关键词之一是“主要”，即“大多数”，你可以把自己放到“小部分”中去。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不认为你是青年批评家，你并不年轻，更重要的是我也不认为你够得上是批评家。所以，在做判断命题1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你考虑进去，我考虑的是王春辰，我说“主要”， 而没有说“全部”，是因为脑海中出现了王春辰。“青年批评家”是一个泛指，各有各的说法，以至于“改造历史”主办方把杨卫都算作了青年批评家，但我觉得杨卫从90年代就开始进入了批评场域，他应该属于90年代形成的那一代批评家。算不算“青年批评家”，这个标准既然无法统一，那么就暂时依据“改造历史”邀请展发出去的邀请函来确定，这个名单希望会陆续公布，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主要是74年以后的，“主要”起码得是80%以上吧。命题1到时候再讨论不迟。
关键是命题2，你纠缠的也是这一点。我认为批评家对自己的同龄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这个命题中有歧义的词是“发言权”，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把“发言权”理解成了权利，以为我是要垄断对青年艺术家的批评权，亏你想得出来！你对“权”的敏感，我自付不如，因为我在第一封信中没有意识到你原来是这样理解“发言权”的，甚至读到你引申出来的“批评年轻人作品也成为了一种年轻人的特权”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其中的醋意，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论资排辈”的意思，更没有“剥夺年轻人介入批评的普遍发言权”（你还真是正义啊，为我们年轻人着想）的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即使“发言权”这个词有歧义，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也已经解释清楚了，发言权不是指权利，而是指能力，其用法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的用法。我再次强调一下“我想强调的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必然要涉及到对艺术家的理解，起码得了解了某个艺术家之后，才能对他的作品做出恰当的分析与判断，而一个批评家最了解的，也是最能理解的艺术家大都是他的同代人。”一个批评家得了解其批评对象之后才能展开批评活动，才有能力发表对该对象的看法，“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常识。除了包含了这一基本常识之外，命题2 在表述上强调了“更”，即强调了比较性，强调的是在必要条件的基础上的充分条件，否则何谈“更”呢？我借用你的例子来讲解一下：
一位批评家（必要条件）如果精通绘画（充分条件）会比不精通绘画的批评家更具备对绘画的批评能力。
同为医生（必要条件），如果自己是生过孩子的女性（充分条件）会比男性医生更能够讲解女性妊娠及生产的知识。
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逻辑也很清楚了，除非是你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要么是你还打算继续狡辩下去。
逻辑很重要，但是经验也很重要，没有经验是无法有知识的。我不知道一个聋子如何去有效地评论音乐，因为他毫无听觉感知能力，同样，一个毫不了解年轻艺术家的批评家，又如何能有效地理解他们的艺术实践呢？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假设，在常识层面上，我们不能否认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了解年轻人的生活，那么年轻的批评家当然比别的批评家更了解年轻艺术家的生活了。有时候，不了解艺术家的生活就胡说八道的批评家是可疑的，为什么我质疑 “新卡通”、“果冻一代”等批评话语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命名不是建立在真正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生活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比那些批评家更了解我这一代艺术家，所以我才会批判那些卡通果冻，因为它们不能代表我们。我说过“对于和我同代的艺术家，我正是因为可以了解并理解他们，才有理由去赞美或批判他们”，因此，你的例子又举错了，如果我毫不了解那些卡通果冻的背景，我是不会去批判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批判，只有你才会去批判自己毫不了解的事物。牛虻是要找到牛的，如果一只苍蝇连牛都没见过，整天在粪坑里自信地讨论着“蛰是一种权利，被蛰是一种义务”，那是一个可笑的场景。
如果这只苍蝇真的想做一只牛虻，除了学习与牛有关的知识之外，还得锻炼蛰的能力，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心态的调整，它要认清自己是一只苍蝇，而不是把自己幻想成一只牛逼的牛虻，不要把权利与能力混淆，更不要把布道与求真混淆，尤其是不要以为“任何人都有做布道者的权利”，只有那种以为自己是与神灵相通的人才觉得自己在布道。
祝：“认识你自己”
鲍栋
2009-9-10于上海多伦路
——和程美信谈几个道理
程美信
你好
以下的文字权且算是给你的第二封信。为什么说是权且呢？因为你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批评家的，但是让我认同你是一个批评家，还真有点难，换句话说，我觉得你不够格——不是没有权利，而是没有能力——所以这两封公开信，以及以后的针对你的文字都只是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读懂我文字的读者。所以，这些文字很难说是信，“信”，我指的是一种朋友与朋友、同行和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我很难和你深入交流什么，因为你很多地方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正如你对我上封信的反应一样。
你已经看出来我有点藐视你，你是对的，我是有点藐视你，虽然我不藐视你这个人，我也没有权利与权力去藐视作为人的你，更没有理由和必要这样做，但是，一旦你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就有理由藐视你了。上封信我提到了知识、逻辑和心态，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你不具备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在涉及到具体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伦理的原则，即费厄泼赖，公平竞争，更确切地说是平等的玩，大家用枪对枪，用刀对刀，说起来有点丛林法则，过于野蛮，但总比“己所不欲，专施于人”要好。也就是说，你用“惯性动物”、“懦弱、迂腐、势利”、“无种”、“货色”，那么我就用“癔病患者”、“病症发作”、“无头苍蝇”，你如果骂我爹，我就操你娘，总之，我认同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伦理。
可是，所谓“语言暴力”毕竟是不专业的，我虽然对“语言暴力”没有道德洁癖，但是对它的有效性还是比较怀疑的，要说清楚问题，还得有知识与逻辑，批评家的武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学理，不过和你谈学理还为时过早，这里只对你讲讲知识与逻辑的道理。
“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对自己同龄的艺术家也更有发言权”。这个句子可以分解为两个判断命题，1、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也都主要是74年以后的，2、批评家对自己的同龄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
对于命题1，是没什么可讨论的，这个判断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三个前提，一、这一批青年批评家指的是哪些人？二、他们是不是主要是74年以后的? 三、“主要”确切地说是什么数量比重? 你或许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但是你是74年以前的，所以，你可能对此命题有异议，但是该命题判断的关键词之一是“主要”，即“大多数”，你可以把自己放到“小部分”中去。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不认为你是青年批评家，你并不年轻，更重要的是我也不认为你够得上是批评家。所以，在做判断命题1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你考虑进去，我考虑的是王春辰，我说“主要”， 而没有说“全部”，是因为脑海中出现了王春辰。“青年批评家”是一个泛指，各有各的说法，以至于“改造历史”主办方把杨卫都算作了青年批评家，但我觉得杨卫从90年代就开始进入了批评场域，他应该属于90年代形成的那一代批评家。算不算“青年批评家”，这个标准既然无法统一，那么就暂时依据“改造历史”邀请展发出去的邀请函来确定，这个名单希望会陆续公布，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主要是74年以后的，“主要”起码得是80%以上吧。命题1到时候再讨论不迟。
关键是命题2，你纠缠的也是这一点。我认为批评家对自己的同龄的艺术家更有发言权，这个命题中有歧义的词是“发言权”，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把“发言权”理解成了权利，以为我是要垄断对青年艺术家的批评权，亏你想得出来！你对“权”的敏感，我自付不如，因为我在第一封信中没有意识到你原来是这样理解“发言权”的，甚至读到你引申出来的“批评年轻人作品也成为了一种年轻人的特权”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其中的醋意，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论资排辈”的意思，更没有“剥夺年轻人介入批评的普遍发言权”（你还真是正义啊，为我们年轻人着想）的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即使“发言权”这个词有歧义，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也已经解释清楚了，发言权不是指权利，而是指能力，其用法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的用法。我再次强调一下“我想强调的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解与分析必然要涉及到对艺术家的理解，起码得了解了某个艺术家之后，才能对他的作品做出恰当的分析与判断，而一个批评家最了解的，也是最能理解的艺术家大都是他的同代人。”一个批评家得了解其批评对象之后才能展开批评活动，才有能力发表对该对象的看法，“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常识。除了包含了这一基本常识之外，命题2 在表述上强调了“更”，即强调了比较性，强调的是在必要条件的基础上的充分条件，否则何谈“更”呢？我借用你的例子来讲解一下：
一位批评家（必要条件）如果精通绘画（充分条件）会比不精通绘画的批评家更具备对绘画的批评能力。
同为医生（必要条件），如果自己是生过孩子的女性（充分条件）会比男性医生更能够讲解女性妊娠及生产的知识。
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逻辑也很清楚了，除非是你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要么是你还打算继续狡辩下去。
逻辑很重要，但是经验也很重要，没有经验是无法有知识的。我不知道一个聋子如何去有效地评论音乐，因为他毫无听觉感知能力，同样，一个毫不了解年轻艺术家的批评家，又如何能有效地理解他们的艺术实践呢？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假设，在常识层面上，我们不能否认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了解年轻人的生活，那么年轻的批评家当然比别的批评家更了解年轻艺术家的生活了。有时候，不了解艺术家的生活就胡说八道的批评家是可疑的，为什么我质疑 “新卡通”、“果冻一代”等批评话语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命名不是建立在真正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生活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比那些批评家更了解我这一代艺术家，所以我才会批判那些卡通果冻，因为它们不能代表我们。我说过“对于和我同代的艺术家，我正是因为可以了解并理解他们，才有理由去赞美或批判他们”，因此，你的例子又举错了，如果我毫不了解那些卡通果冻的背景，我是不会去批判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批判，只有你才会去批判自己毫不了解的事物。牛虻是要找到牛的，如果一只苍蝇连牛都没见过，整天在粪坑里自信地讨论着“蛰是一种权利，被蛰是一种义务”，那是一个可笑的场景。
如果这只苍蝇真的想做一只牛虻，除了学习与牛有关的知识之外，还得锻炼蛰的能力，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心态的调整，它要认清自己是一只苍蝇，而不是把自己幻想成一只牛逼的牛虻，不要把权利与能力混淆，更不要把布道与求真混淆，尤其是不要以为“任何人都有做布道者的权利”，只有那种以为自己是与神灵相通的人才觉得自己在布道。
祝：“认识你自己”
鲍栋
2009-9-10于上海多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