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坚持
作者：高飞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提及杭州,首先想到的是关于西湖和西湖边发生的故事,是湖光山色与故事的串合体,典型的江南情调。湖光山色里掩藏着杭州城,住在杭州的幸福是有着城市繁华和山林野逸的双重生活体验,水水山山也为杭州的艺术家提供了不错的视觉感官资源。自从杭州艺专建立（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声的一个重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至今还活跃在国内外艺坛的当代艺术大腕儿,这里就不逐一列举。而后回到学院从事教学的有张培力、耿建翌等,随后邱志杰、高世强等也加入到了综合艺术系的教学工作中来。2003年张培力、耿建翌在学院内建立了当代艺术的教学机构——新媒体艺术系,围绕这两个系在学院展开教学,已经有多届研究生和本科生相继毕业,成为了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大都居住在杭州,在杭州进行着他们的艺术活动,这次调研也是针对这个群体的一些现象进行深入调查。
我把03年后从美院毕业的艺术家做了一个硬性的划分。03年新媒体系正式在学院内建立系科,意味着当代艺术教学正式进入学院,以区别于传统的国、油、版、雕艺术科系,经过几年的教学形成了一批正规接受当代艺术教育的生力军。
2001年9月中国美术学院建立了新媒体艺术中心,在新媒体艺术中心的基础上,2003年6月正式建成独立科系,命名为“新媒体系”。是中国第一个以新媒体艺术为教学方向的专业系科,是以高科技数字化媒介为其创作手段和专业主攻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单位,开设有摄影、录像、网络、动画、声音、互动装置艺术等课程,以培养有艺术修养和理论水平、能够熟练运用光学媒介和电子媒介为基本语言,进行创作研究的艺术人才为目标。新媒体系培养的学生将在新的视野内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用新媒体创作手法和技术呈现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思索。
综合艺术系的前身是于1994年设立的综合绘画工作室,2000年成立综合绘画系,2003年更名为综合艺术系。该系是以当代艺术图像文化研究为基础,强调兼容并蓄、思想为先的自由艺术理念,凸显综合创新的教学与研究单位。该系着力培养具有中国文化涵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课程内容注重中西当代艺术理论和图像社会学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关系。在以创造促基础、以实践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互动式教学中,拓宽与加深学生的学术视域和接触社会现实的融通转化能力。（中国美术学院关于系科介绍）
杭州作为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实验场地,当代艺术作为科系进入学院,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实验,不再像之前的地下状态。那时很少有职业的艺术家,大部分艺术家同时还有另外的职业。随着市场的跟进与分化,很多年轻艺术家开始考虑接下来怎么走艺术道路,开始考虑走职业艺术家道路的可行性。现在社会的生活成本在加大,包括创作作品成本的提高,都成为了年轻职业艺术家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怎么平衡好生活问题也成为了年轻职业艺术家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有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就被画廊代理,开始进入市场,不自然的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过早的涉及市场,市场的风险同时也过早的嫁接到了年轻艺术家的身上。现在的年轻艺术家都是科班出身的,面对来自学院的教育、美术史的阅读、晚近的策展时尚和学术话语的影响,以及亲近教师或年长的艺术家、艺术市场、流行文化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开始面对影响的焦虑。焦虑成为目前年轻艺术家自我消化诸多影响源的胃液。之所以选择在杭州的年轻艺术家作为这次调研的切入点,是因为杭州处于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的特殊位置,即当代艺术的辐射源,也是艺术家的输出地,更为可贵的是杭州是一个可以使人静下心来平和自己心态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入世修行的地方。基于现在处于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的种种有意思的现象,我想通过这个调研项目记录并保存好这些珍贵但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通过镜头和文字保留当下杭州年轻艺术家活动的轨迹,记录下他们目前心中的愤怒,以及在相同的老师下受教育,过着扎堆式的生活,所有这些是否使这群年轻人有了家族般的相似性？
调研的面面观
这次关于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的调研从07年底开始,每年一次,07年为第一次。当时主要的对象是在美院教书的老师,从他们的视角中看待这几届在学院里学习当代艺术的学生及教学上的可能性。08年和09年的调研主要是针对毕业于这几个当代艺术系科的学生,调研触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对目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当代艺术教学的认识,学院、导师、成功艺术家的典型等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及如何面对影响的焦虑。关于目前市场对年轻艺术家拔苗助长式的操作和他们对市场的看法等,都是我较关心的问题。针对老师的调查,走访了高士明、吴美纯、高世强、邱志杰、吴俊勇等老师。对毕业生的调研访谈先后接触了二十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年轻艺术家,获得了第一手视频访谈的资料,这里面大都数年轻艺术家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接受访谈。很多人都认为现在还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访谈,但目前这阶段是对自己创作艺术作品寻找方法论的时间段,我想是最为宝贵的。在寻找的阶段,他们有他们要面临的问题,比如与父母之间的沟通、理解的问题,对于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诸多自己难以平衡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调研过程的很多提问中,有他们之前都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在谈话现场形成了一种现下思考或是逼问的状态,从他们闪烁的眼神中能看出某些问题正是他们最难提起或是难以解决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较量。如现在是否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基本上是在创作和保障生活经济来源上做出取舍。每个月底都在担心着房租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平衡生活上的经济来源和创作经费之间的问题,这些都是经常被讨论到的话题。而最后的讨论都是以今天推明天的形式在进行着,这也是目前年轻艺术家面临的矛盾心态。
扎堆生活的理由及情感之间的信任
杭州的滨江区处于钱塘江边,是杭州的新开发区。滨江区有很多新开发的高层小区,而这些小区房子的房东基本上都没有住进去,大都是温州老板买完房就租出去,所以这些小区的住户基本上都是租户。这片地集中了很多高层小区（临江花园、景江苑、联庄） 目前租房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大都是毛坯房,租户进去后可以自由的改造这个空间,是个做工作室较理想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离美院不远,自然就成为了美院学生的“寝室”和毕业后不想离开杭州的年轻人首选的扎根地。租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腾出一间睡觉,大厅作画室,小房间作暗房,这样就配备齐全了,而且利用率很高。他们扎堆生活在这几个小区里,大家居住的空间距离就是喊一嗓子的距离,这也给我找他们访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的时候去一家会碰到我要约的好几个人,但事先他们不知道我要约他访谈,这种扎堆现象看起来是客观因素形成的,比如有这样几个适合的小区,离学校不远,可以常去听听讲座,还有就是杭州没有艺术区等因素。其实这种扎堆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大家汇集的感情信任,在一起信任对方也信任自己目前选择做艺术家的抉择（现阶段下很多年轻艺术家很摇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坚持着,同样也给了我许多慰藉,特别是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更感觉到大家扎堆在一起是在聚气。
平时大家基本都窝在家里做作品,维系情感基本上靠网络或是手机,变成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宅人。自己在家闷久了,就开始找个理由聚在一起吃个饭,一起聊天看看片子, 因为一个人在家憋久了也是件恐怖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时不时地聚一下,找个理由相互打扰,回过头来看还是在维系着之间的感情。用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孤独,试图在别人那里找到理解,面临相同问题的年轻人总是会有很多共鸣。扎堆在一起讨论自己喜欢、关心的事物,以及对艺术的一些看法,一起寻找做艺术的新方法论,这又变成了另一层面上的战友。刚出学校不久,没有太多的钱去添置器材,攒两年的钱买一台高配的器材,是经常念叨的,这使大家变成了另外一种“租房奴”和沦为了“器材奴”。这个时候就凸显了扎堆在一起生活的好处,资源共享的便利。在考虑买器材的时候就会考虑买朋友间没有的东西,这样大家所持有的器材就可以比较多,使大家的硬件器材变的很丰富。 这样就有了一个很齐全的器材库, 能满足个人做作品的需要,大家也可以合理利用这些器材来做作品。在做作品的时候器材租用这方面费用的预算基本可以剔除掉,这是典型的资源共享。最后发展到录像或是摄影里的模特也都是哥们,这群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里的模特变成了一个族群,基本上都是之前的同学或是同学的哥们。在做录像作品时大家也都是资源互享,比如去他家借一个道具,另外一个哥们帮忙做录音,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交流,之前的作品大家也相互了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出现讨论作品之外的一些有意思的辩论。这种把哥们拉来当模特的事情我们的老师辈也没有少干,像邱志杰摄影作品《好》系列里面的模特,杨福东的黑白胶片作品《陌生天堂》、《竹林七贤》等里面的演员等。
选择留在杭州的理由,及目前大家的困境
杭州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都比较慢,西湖就是让人慢下来的理由。自古就有发生在断桥上的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梁山伯和祝英台在长桥的十八相送,除了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更需要的是慢下来体验这城、这湖的心境。西湖边上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茶楼也是你慢下来的理由,在等待龙井茶沉入杯底的时间间隙中,就是最美好的远眺时候。
招待外来的朋友少不了去西湖边喝茶,很多刚接触杭州艺术圈的外地朋友都会有一个感觉,感觉杭州很温,大家都在懒散的生活,懒散的做着作品,温和的享受着这些。我想这些是很多年轻艺术家选择待在杭州的理由,虽然很多都是外地人,但在杭州念完书后基本上就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我想除了这些理由还有就是自己的老师、同学都在这个城市,于是乎在感情上又加重了选择留在杭州的砝码。
杭州那湿蒙蒙的天气、雾蒙蒙的山好似江南的天空总有没完没了的雨,打湿着周遭一切事物,潮霉的空气总让人的呼吸不那么轻快,憋着一股无法释放的情绪,这些我想在杨福东的作品《陌生天堂》里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框在他的镜头里。杭州这山林湖色总是大家创作作品取景的地方,在杭州很多艺术家做的录像作品中总能找到那些熟悉的场景,这把杭州变成了一个剧场。所以很多人说杭州艺术家的作品很江南,有着一定的共同趣味,我想这和在这取景有着很多关系。除了主动改变场中的事物,其他的背景我想总还是在江南,包括在架上绘画艺术家的平面作品,总是有股甜甜的江南气息,这些或许和他们熟悉的环境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杭州更是一个适合每个人养心的地方,总是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事情,更能沉浸下来创作作品,不会受到太多商业上的干扰,不会像北京的艺术圈总是徘徊在名利之中。杭州是艺术气氛很浓厚的一座城市,但在商业上基本空白,这里没有画廊空间和极少的艺术展览,这一点得承认,机会相对来说会比上海、北京少。我说的机会是多方面的,包括展览的机会,外界对你关注的机会,甚至是商业上的机会,那肯定是与上海、北京是没法比的。在北京基本上天天都有展览在开幕,应接不暇。杭州注定了是留下来思考和平静的创作的地方,被访谈的对象邵一当时说：“前几年我上海几个朋友叫我去上海,但是我始终觉得离不开杭州,我是觉得杭州挺好的,就是对自己创作上来说,我深信一点,不能说是地区的差异而我去选择,我相信只要你把东西做好,别人就会来关注你,当然关不关注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要管住自己把东西做好。”
现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藏家关注了,画廊的触角早以伸到了还在学院学习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包装和推销这些年轻人。这种拔苗助长式的行为不知道对目前的年轻人是福是祸,目前各艺术推手急于把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包装起来,开始出现“80后艺术”、“卡通一代”、“果冻一代”、“跨掉一代”,试图用这种社会学分类的办法取得市场的认可,事实上也有一部分作品已经在市场上开始运转。之前的卡通作品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可以预见。
然而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并不反对市场过早的介入,但拒绝被划分到任何一种艺术现象里面去,理由是市场的介入能够在延续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带来资金的保障,这种保障也是目前年轻艺术家被市场吸引的一个必然因素。很多的年轻艺术家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创作,随时都面临着断粮的危机。更多的是通过平时打短工的资金来维持生活和艺术创作,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当家教或是到美术培训班里代课,或是给成功的艺术家当助手。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致使年轻艺术家会毫不犹豫的靠向市场,而市场对自己的伤害目前暂时不予考虑,取得进入市场的门票变成了另外一种动力,寻求一种假象的稳定,也是对目前矛盾内心的慰藉。
在这个调研过程中我也针对这一现象,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份较稳定的工作,就会有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创作,被访谈对象郭奕麟面对这个问题时候说道：“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面对这个问题其实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好的解答,恰恰大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如果说去工作,如果你真的明晰你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就是自己的创作有一个自己清晰的走向的时候,那去工作反而会给这些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现在大家在权衡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还不是太明晰,怎么做？做什么？这个时候去工作就怕把时间占掉了,大家还没有确定这个非常明晰的系统。如果真的是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明晰了,不是那种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去上班还是去画廊空间或是做生意也好,都会给做创作带来有益的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其实从其它地方带来的东西,比你单纯做一个职业做作品的人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生活体验,比你闷在家里,不停的展览,然后圈子也还是这个圈子,这个东西反而会更闭塞”。而被访谈的年轻艺术家陆扬在面对这个提问的时候这样回答：“工作那肯定是要有的,不可能一辈子靠家里,我觉得不必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腾出来做创作,那也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去找了工作是自己设想的那种,不是一天到晚坐班的那种活就可以。”
关于影响的焦虑及家族相似性
在繁乱的影响源的轰炸下,内心这个容器的承载量和消化量难以顺利的排泄,更可能成为你身上某个器官的结石,而这一粒结石也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大,反过来压迫你身上的某个器官。这些影响源可能来自学院的教育、美术史的阅读、晚近的策展时尚和学术话语、亲近教师或典型的成功艺术家、艺术市场、流行文化等这些因素。很多时候在艺术里面喜欢去寻找和创造流派,更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恶魔化”之前的大众标准,试图这样去消除影响源。而国内学院教育的师承关系,在成就了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如何把这些影响内化成为自己的物,重新组织和排列这些影响源,试图在这里面寻找一根可以将之串起来的线,还是在影响中取一粟,或试图在推翻过程中误读和转译。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哈罗德·布鲁姆)
家族相似成为了大家常用来攻击学院出来的年轻艺术家的话题把柄,我不认为这个把柄是成立的,更不可能成为问题。家族的谱系本来就是有一个正常而有形的沿袭,这种沿袭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相同与相异是同等重要的。这种家族相似也是另外一个层面上影响的焦虑,学生的作品像老师的某段时期的东西,不管是貌离神合还是邯郸学步,都是某些阶段的特质。在学生试图去解读前辈的作品时总希望能进入当时的语境,这种主动更是加剧了某种相似。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和还原一些现象,从这个现象里面寻找自己认为的捷径,这是学习过程中都有的经历,这个需要年轻艺术家自己之后的打乱和从新联接。另一种就是朋友之间相互扎堆的生活和相投的性情,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家族相似可能得到某种延续。在朋友间的聊天或是谈论艺术话题时,会形成一种大家无形的对事物的品味,有点像中国的那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变成另一种“群分”。在这个常交往的群体间,可能会大刀阔斧的劈去某一些异同,强化某种相似,或是主动的放弃一些异同从而达到另外一种貌似相投的语境,这个问题我在调研访谈年轻策展人孙大棠时他这样说：“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身上都带有一些独立的因子,可以有意识的撇弃掉某些简单相似和认同,我相信我们中大多数有这种自觉。我们现在看作品,有的人单纯喜欢形式,有的人喜欢想法,我们会在某些细节上找到共同的观点,而很难完全同意对某些事物的看法。”
对于目前很多评论80年代后出生的这些艺术家是集体失语,没有社会关怀和政治情怀,是一种比较自我的存在方式的回应,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到的“垮掉的一代”现在被偷梁换柱的用来形容中国目前80年以后出生的艺术家。《在路上》写的是美国上世纪中叶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逃离原本固有的生活方式,踏上未知旅途的体验。而在回答“自我”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毫不掩饰对自我认可,作品呈现出的对自我的表达的上,大都认为是自我还不够强大,没有强大到可以把这些事物连接到社会,或是对接某些存在的事实。对自我的高度认可也是与现阶段的年龄和生活经历有关,最了解的莫过自己,和自己身边的朋友,从自己最了解的出发,来完善自己对艺术的认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在20岁的时候能理解和做的事情和他在30岁或是40、50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在其过程中慢慢去完善的。走过文革等事件的老一辈人经历的变革的事物相对比较多,而且和自己最切身的利益有关,对他们的伤害直接反映到实际的问题上,有的可能更是心志上的伤害,那些印记就可能更深。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优势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劣势,他们那么多人在做身份政治那么浓的东西,恰恰也是因为处在文革事件的那个年代,他们是被动的经历这些事情。而年轻的一代同样在经历着时代的变革,有的只是不那么直接的验证到自己的身体发肤上而已,但同样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对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如9.11事件、5.12汶川地震、03年的非典、今年的猪流感等,只不过这些体验是来自生活中另外一种体验,可能影响到的是你的衣食住行,认识到恐怖分子就可能离自己并不遥远,这些间接或直接的接触其实反应到创作作品上也可能是暗合某些因素,并不一定是赤裸裸的传达。
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这几年开始步入婚姻阶段,慢慢的在转变着自己扮演的角色,开始成为了别人的丈夫或妻子,开始明白父母这个角色所包含的内容,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变成带动整个家庭链条的中轴。同时也承受着目前市场经济带来的生存压力,物价的飞涨,房价的每日攀升,生活成本的加大,开始去透支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了房奴、卡奴。这种种身份的转换带来的刺激及责任必定开始影响之前不靠谱的心智,这也是带来持续动力的能量源,同时伴随的生存压力也在考验着这代人应有的承受力。
关于“杭州帮”
“杭州帮”这个说法隐隐约约的出现于各种艺术活动的聊天上,开始变成一种大家很默契的约定俗成的说法,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指向某些东西。但追问下去,谁也道不出一个更为之肯定的说法,只能先用类比的方法。杭州的这伙年轻艺术家和北京、上海的艺术家相比,相当独特,有相当的相似性。杭州这伙艺术家做的作品叙事能量都非常大,他们不是玩概念的,某种程度上不是玩点子的,不是玩狠的和玩残酷、色情的,而是更加讲究叙事和比较平和,这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总是相一致。但杭州艺术家内部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那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叫法？是不是相对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家,杭州的年轻艺术家有他独特的地方,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面貌和趣味取向,还就是一个较江湖的说法？我访谈的几位老师中把这些因素都清理了一遍。在这我想罗列一下在07年底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谈话, 更多地应该是把这个提问移交到艺术家自己的身上。下面即当时对几位师长就这个问题的访谈,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
邱志杰：当然有内在的精神面貌,精神面貌起码有两个,一个是以张培力为代表的观念主义为线索,我们看到杭州帮里最显眼的艺术家当然是杨福东,在国际上大红大紫。像杨福东这种新媒体艺术就是杭州这种人文群系环境滋养出来的新媒体艺术,跟别的地方出现的新媒体艺术完全不同,他不会那么简单的沿引社会现象,把街头事物直接纳入,他不会进入新媒体那种技术狂的状态。他始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带着饱满的人文群系和比较细腻的感性体验, 注重细节,带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讲求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这批倾向还是沿用到今天,影响到今天的年轻人 。却是有一致的精神内核,所以说杨福东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脉络,一个新的传统其实已经建立起来,这个传统是有生殖力的,像培力那么热心教学 ,老耿这么好的老师,在学校里面形成了一种传承,就使它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生产力。
高世强 ：都有关系吧,大家在一起玩,难免会互相影响,观点包括创作方式有点接近。大家习惯上就这么界定了。大家现在呈现出一种散点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在发展自己的东西,大家都很忙,前面如果大家有一点类似的话,就有一点批评的味道,现在就不一样了。
吴美纯：江湖的说法,都有吧,但是这个并不重要,不必要去追究“杭州帮”的这个意义,即可能我方便了就说“杭州帮”,但是不能统一不能融合,还是再看,一但称之为“杭州帮”那意味着把异于“杭州帮”外的人都排除了,他不在里面,但是你把他称呼,这显然上有一个地理称呼,来自于杭州的一批艺术家,当你要把他看作一个团体,但里面也不全是,这个提法有点游离,也不至于去追究,要去追求的话这种江南精神渗透到创作里面的话,也不能圈定为杭州,我觉得应该更高于这个地界,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没什么好追究、争议和肯定它。
吴俊勇：江湖的说法当然是比重比较大,占主要啦,还有一点当然也有,大伙经常在一起,无形中间大家互相影响,互相提意见。“杭州帮”我觉得这个展览里面那里的艺术家比重比较大,就可以称做什么帮,必然说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海的艺术家比较多就可能被称做上海帮,侯瀚如做的展览就被称为“广东帮”,一个比重的问题,在北京的那个展览是我们杭州在一起的人做的,肯定就变成了“杭州帮”,至于我们这些艺术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应该还是有,大伙都比较闷的在做作品,很多外在的东西大伙都不怎么去关注,因为这边展览本身就比较少,我们只有自己做作品,杭州是没有独立艺术空间的,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固定展示的有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只好自己玩或者是别人来找我们玩,平时我们每个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每个人各自的关注点,不好说。
结语:
这次调研的时间前后跨度有近20个月,记录了30盘录像带的音频和视频资料。更多是想通过这些走访记录下年轻艺术家最理想的思考阶段。把调研定在杭州,也是因为自己在杭州念书,了解身边的这群有意思的年轻人。记录、整理大家围坐在一起常讨论的话题,曾经流逝的言语片断重新连接在一起,我想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我们思考某些共同话题的思维轨迹。这些思维的痕迹或许在几年后的某天被重新转译,成为了大家行进过程中的一些证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艺术活动的上演,这个记录只是作为在开头时摁下的一枚图钉。在调研过程中也是笔者自己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重新认识早以熟悉的同学和朋友。在与师长对话访谈的同时也使自己受益匪浅。
（借此再次感谢在调研过程中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以及北京艺术实验室的支持。）
作者：高飞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提及杭州,首先想到的是关于西湖和西湖边发生的故事,是湖光山色与故事的串合体,典型的江南情调。湖光山色里掩藏着杭州城,住在杭州的幸福是有着城市繁华和山林野逸的双重生活体验,水水山山也为杭州的艺术家提供了不错的视觉感官资源。自从杭州艺专建立（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声的一个重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至今还活跃在国内外艺坛的当代艺术大腕儿,这里就不逐一列举。而后回到学院从事教学的有张培力、耿建翌等,随后邱志杰、高世强等也加入到了综合艺术系的教学工作中来。2003年张培力、耿建翌在学院内建立了当代艺术的教学机构——新媒体艺术系,围绕这两个系在学院展开教学,已经有多届研究生和本科生相继毕业,成为了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大都居住在杭州,在杭州进行着他们的艺术活动,这次调研也是针对这个群体的一些现象进行深入调查。
我把03年后从美院毕业的艺术家做了一个硬性的划分。03年新媒体系正式在学院内建立系科,意味着当代艺术教学正式进入学院,以区别于传统的国、油、版、雕艺术科系,经过几年的教学形成了一批正规接受当代艺术教育的生力军。
2001年9月中国美术学院建立了新媒体艺术中心,在新媒体艺术中心的基础上,2003年6月正式建成独立科系,命名为“新媒体系”。是中国第一个以新媒体艺术为教学方向的专业系科,是以高科技数字化媒介为其创作手段和专业主攻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单位,开设有摄影、录像、网络、动画、声音、互动装置艺术等课程,以培养有艺术修养和理论水平、能够熟练运用光学媒介和电子媒介为基本语言,进行创作研究的艺术人才为目标。新媒体系培养的学生将在新的视野内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用新媒体创作手法和技术呈现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思索。
综合艺术系的前身是于1994年设立的综合绘画工作室,2000年成立综合绘画系,2003年更名为综合艺术系。该系是以当代艺术图像文化研究为基础,强调兼容并蓄、思想为先的自由艺术理念,凸显综合创新的教学与研究单位。该系着力培养具有中国文化涵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课程内容注重中西当代艺术理论和图像社会学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关系。在以创造促基础、以实践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互动式教学中,拓宽与加深学生的学术视域和接触社会现实的融通转化能力。（中国美术学院关于系科介绍）
杭州作为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实验场地,当代艺术作为科系进入学院,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实验,不再像之前的地下状态。那时很少有职业的艺术家,大部分艺术家同时还有另外的职业。随着市场的跟进与分化,很多年轻艺术家开始考虑接下来怎么走艺术道路,开始考虑走职业艺术家道路的可行性。现在社会的生活成本在加大,包括创作作品成本的提高,都成为了年轻职业艺术家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怎么平衡好生活问题也成为了年轻职业艺术家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有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就被画廊代理,开始进入市场,不自然的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过早的涉及市场,市场的风险同时也过早的嫁接到了年轻艺术家的身上。现在的年轻艺术家都是科班出身的,面对来自学院的教育、美术史的阅读、晚近的策展时尚和学术话语的影响,以及亲近教师或年长的艺术家、艺术市场、流行文化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开始面对影响的焦虑。焦虑成为目前年轻艺术家自我消化诸多影响源的胃液。之所以选择在杭州的年轻艺术家作为这次调研的切入点,是因为杭州处于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的特殊位置,即当代艺术的辐射源,也是艺术家的输出地,更为可贵的是杭州是一个可以使人静下心来平和自己心态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入世修行的地方。基于现在处于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的种种有意思的现象,我想通过这个调研项目记录并保存好这些珍贵但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通过镜头和文字保留当下杭州年轻艺术家活动的轨迹,记录下他们目前心中的愤怒,以及在相同的老师下受教育,过着扎堆式的生活,所有这些是否使这群年轻人有了家族般的相似性？
调研的面面观
这次关于杭州的年轻艺术家的调研从07年底开始,每年一次,07年为第一次。当时主要的对象是在美院教书的老师,从他们的视角中看待这几届在学院里学习当代艺术的学生及教学上的可能性。08年和09年的调研主要是针对毕业于这几个当代艺术系科的学生,调研触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对目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当代艺术教学的认识,学院、导师、成功艺术家的典型等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及如何面对影响的焦虑。关于目前市场对年轻艺术家拔苗助长式的操作和他们对市场的看法等,都是我较关心的问题。针对老师的调查,走访了高士明、吴美纯、高世强、邱志杰、吴俊勇等老师。对毕业生的调研访谈先后接触了二十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年轻艺术家,获得了第一手视频访谈的资料,这里面大都数年轻艺术家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接受访谈。很多人都认为现在还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访谈,但目前这阶段是对自己创作艺术作品寻找方法论的时间段,我想是最为宝贵的。在寻找的阶段,他们有他们要面临的问题,比如与父母之间的沟通、理解的问题,对于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诸多自己难以平衡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调研过程的很多提问中,有他们之前都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在谈话现场形成了一种现下思考或是逼问的状态,从他们闪烁的眼神中能看出某些问题正是他们最难提起或是难以解决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较量。如现在是否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基本上是在创作和保障生活经济来源上做出取舍。每个月底都在担心着房租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平衡生活上的经济来源和创作经费之间的问题,这些都是经常被讨论到的话题。而最后的讨论都是以今天推明天的形式在进行着,这也是目前年轻艺术家面临的矛盾心态。
扎堆生活的理由及情感之间的信任
杭州的滨江区处于钱塘江边,是杭州的新开发区。滨江区有很多新开发的高层小区,而这些小区房子的房东基本上都没有住进去,大都是温州老板买完房就租出去,所以这些小区的住户基本上都是租户。这片地集中了很多高层小区（临江花园、景江苑、联庄） 目前租房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大都是毛坯房,租户进去后可以自由的改造这个空间,是个做工作室较理想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离美院不远,自然就成为了美院学生的“寝室”和毕业后不想离开杭州的年轻人首选的扎根地。租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腾出一间睡觉,大厅作画室,小房间作暗房,这样就配备齐全了,而且利用率很高。他们扎堆生活在这几个小区里,大家居住的空间距离就是喊一嗓子的距离,这也给我找他们访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的时候去一家会碰到我要约的好几个人,但事先他们不知道我要约他访谈,这种扎堆现象看起来是客观因素形成的,比如有这样几个适合的小区,离学校不远,可以常去听听讲座,还有就是杭州没有艺术区等因素。其实这种扎堆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大家汇集的感情信任,在一起信任对方也信任自己目前选择做艺术家的抉择（现阶段下很多年轻艺术家很摇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坚持着,同样也给了我许多慰藉,特别是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更感觉到大家扎堆在一起是在聚气。
平时大家基本都窝在家里做作品,维系情感基本上靠网络或是手机,变成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宅人。自己在家闷久了,就开始找个理由聚在一起吃个饭,一起聊天看看片子, 因为一个人在家憋久了也是件恐怖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时不时地聚一下,找个理由相互打扰,回过头来看还是在维系着之间的感情。用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孤独,试图在别人那里找到理解,面临相同问题的年轻人总是会有很多共鸣。扎堆在一起讨论自己喜欢、关心的事物,以及对艺术的一些看法,一起寻找做艺术的新方法论,这又变成了另一层面上的战友。刚出学校不久,没有太多的钱去添置器材,攒两年的钱买一台高配的器材,是经常念叨的,这使大家变成了另外一种“租房奴”和沦为了“器材奴”。这个时候就凸显了扎堆在一起生活的好处,资源共享的便利。在考虑买器材的时候就会考虑买朋友间没有的东西,这样大家所持有的器材就可以比较多,使大家的硬件器材变的很丰富。 这样就有了一个很齐全的器材库, 能满足个人做作品的需要,大家也可以合理利用这些器材来做作品。在做作品的时候器材租用这方面费用的预算基本可以剔除掉,这是典型的资源共享。最后发展到录像或是摄影里的模特也都是哥们,这群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里的模特变成了一个族群,基本上都是之前的同学或是同学的哥们。在做录像作品时大家也都是资源互享,比如去他家借一个道具,另外一个哥们帮忙做录音,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交流,之前的作品大家也相互了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出现讨论作品之外的一些有意思的辩论。这种把哥们拉来当模特的事情我们的老师辈也没有少干,像邱志杰摄影作品《好》系列里面的模特,杨福东的黑白胶片作品《陌生天堂》、《竹林七贤》等里面的演员等。
选择留在杭州的理由,及目前大家的困境
杭州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都比较慢,西湖就是让人慢下来的理由。自古就有发生在断桥上的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梁山伯和祝英台在长桥的十八相送,除了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更需要的是慢下来体验这城、这湖的心境。西湖边上三步一岗四步一哨的茶楼也是你慢下来的理由,在等待龙井茶沉入杯底的时间间隙中,就是最美好的远眺时候。
招待外来的朋友少不了去西湖边喝茶,很多刚接触杭州艺术圈的外地朋友都会有一个感觉,感觉杭州很温,大家都在懒散的生活,懒散的做着作品,温和的享受着这些。我想这些是很多年轻艺术家选择待在杭州的理由,虽然很多都是外地人,但在杭州念完书后基本上就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我想除了这些理由还有就是自己的老师、同学都在这个城市,于是乎在感情上又加重了选择留在杭州的砝码。
杭州那湿蒙蒙的天气、雾蒙蒙的山好似江南的天空总有没完没了的雨,打湿着周遭一切事物,潮霉的空气总让人的呼吸不那么轻快,憋着一股无法释放的情绪,这些我想在杨福东的作品《陌生天堂》里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的框在他的镜头里。杭州这山林湖色总是大家创作作品取景的地方,在杭州很多艺术家做的录像作品中总能找到那些熟悉的场景,这把杭州变成了一个剧场。所以很多人说杭州艺术家的作品很江南,有着一定的共同趣味,我想这和在这取景有着很多关系。除了主动改变场中的事物,其他的背景我想总还是在江南,包括在架上绘画艺术家的平面作品,总是有股甜甜的江南气息,这些或许和他们熟悉的环境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杭州更是一个适合每个人养心的地方,总是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事情,更能沉浸下来创作作品,不会受到太多商业上的干扰,不会像北京的艺术圈总是徘徊在名利之中。杭州是艺术气氛很浓厚的一座城市,但在商业上基本空白,这里没有画廊空间和极少的艺术展览,这一点得承认,机会相对来说会比上海、北京少。我说的机会是多方面的,包括展览的机会,外界对你关注的机会,甚至是商业上的机会,那肯定是与上海、北京是没法比的。在北京基本上天天都有展览在开幕,应接不暇。杭州注定了是留下来思考和平静的创作的地方,被访谈的对象邵一当时说：“前几年我上海几个朋友叫我去上海,但是我始终觉得离不开杭州,我是觉得杭州挺好的,就是对自己创作上来说,我深信一点,不能说是地区的差异而我去选择,我相信只要你把东西做好,别人就会来关注你,当然关不关注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要管住自己把东西做好。”
现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藏家关注了,画廊的触角早以伸到了还在学院学习的年轻人身上,开始包装和推销这些年轻人。这种拔苗助长式的行为不知道对目前的年轻人是福是祸,目前各艺术推手急于把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包装起来,开始出现“80后艺术”、“卡通一代”、“果冻一代”、“跨掉一代”,试图用这种社会学分类的办法取得市场的认可,事实上也有一部分作品已经在市场上开始运转。之前的卡通作品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可以预见。
然而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并不反对市场过早的介入,但拒绝被划分到任何一种艺术现象里面去,理由是市场的介入能够在延续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带来资金的保障,这种保障也是目前年轻艺术家被市场吸引的一个必然因素。很多的年轻艺术家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创作,随时都面临着断粮的危机。更多的是通过平时打短工的资金来维持生活和艺术创作,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当家教或是到美术培训班里代课,或是给成功的艺术家当助手。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致使年轻艺术家会毫不犹豫的靠向市场,而市场对自己的伤害目前暂时不予考虑,取得进入市场的门票变成了另外一种动力,寻求一种假象的稳定,也是对目前矛盾内心的慰藉。
在这个调研过程中我也针对这一现象,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份较稳定的工作,就会有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创作,被访谈对象郭奕麟面对这个问题时候说道：“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面对这个问题其实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好的解答,恰恰大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如果说去工作,如果你真的明晰你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就是自己的创作有一个自己清晰的走向的时候,那去工作反而会给这些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现在大家在权衡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还不是太明晰,怎么做？做什么？这个时候去工作就怕把时间占掉了,大家还没有确定这个非常明晰的系统。如果真的是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明晰了,不是那种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去上班还是去画廊空间或是做生意也好,都会给做创作带来有益的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其实从其它地方带来的东西,比你单纯做一个职业做作品的人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生活体验,比你闷在家里,不停的展览,然后圈子也还是这个圈子,这个东西反而会更闭塞”。而被访谈的年轻艺术家陆扬在面对这个提问的时候这样回答：“工作那肯定是要有的,不可能一辈子靠家里,我觉得不必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腾出来做创作,那也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去找了工作是自己设想的那种,不是一天到晚坐班的那种活就可以。”
关于影响的焦虑及家族相似性
在繁乱的影响源的轰炸下,内心这个容器的承载量和消化量难以顺利的排泄,更可能成为你身上某个器官的结石,而这一粒结石也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大,反过来压迫你身上的某个器官。这些影响源可能来自学院的教育、美术史的阅读、晚近的策展时尚和学术话语、亲近教师或典型的成功艺术家、艺术市场、流行文化等这些因素。很多时候在艺术里面喜欢去寻找和创造流派,更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恶魔化”之前的大众标准,试图这样去消除影响源。而国内学院教育的师承关系,在成就了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如何把这些影响内化成为自己的物,重新组织和排列这些影响源,试图在这里面寻找一根可以将之串起来的线,还是在影响中取一粟,或试图在推翻过程中误读和转译。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哈罗德·布鲁姆)
家族相似成为了大家常用来攻击学院出来的年轻艺术家的话题把柄,我不认为这个把柄是成立的,更不可能成为问题。家族的谱系本来就是有一个正常而有形的沿袭,这种沿袭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相同与相异是同等重要的。这种家族相似也是另外一个层面上影响的焦虑,学生的作品像老师的某段时期的东西,不管是貌离神合还是邯郸学步,都是某些阶段的特质。在学生试图去解读前辈的作品时总希望能进入当时的语境,这种主动更是加剧了某种相似。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和还原一些现象,从这个现象里面寻找自己认为的捷径,这是学习过程中都有的经历,这个需要年轻艺术家自己之后的打乱和从新联接。另一种就是朋友之间相互扎堆的生活和相投的性情,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家族相似可能得到某种延续。在朋友间的聊天或是谈论艺术话题时,会形成一种大家无形的对事物的品味,有点像中国的那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变成另一种“群分”。在这个常交往的群体间,可能会大刀阔斧的劈去某一些异同,强化某种相似,或是主动的放弃一些异同从而达到另外一种貌似相投的语境,这个问题我在调研访谈年轻策展人孙大棠时他这样说：“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身上都带有一些独立的因子,可以有意识的撇弃掉某些简单相似和认同,我相信我们中大多数有这种自觉。我们现在看作品,有的人单纯喜欢形式,有的人喜欢想法,我们会在某些细节上找到共同的观点,而很难完全同意对某些事物的看法。”
对于目前很多评论80年代后出生的这些艺术家是集体失语,没有社会关怀和政治情怀,是一种比较自我的存在方式的回应,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到的“垮掉的一代”现在被偷梁换柱的用来形容中国目前80年以后出生的艺术家。《在路上》写的是美国上世纪中叶的一些年轻人开始逃离原本固有的生活方式,踏上未知旅途的体验。而在回答“自我”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毫不掩饰对自我认可,作品呈现出的对自我的表达的上,大都认为是自我还不够强大,没有强大到可以把这些事物连接到社会,或是对接某些存在的事实。对自我的高度认可也是与现阶段的年龄和生活经历有关,最了解的莫过自己,和自己身边的朋友,从自己最了解的出发,来完善自己对艺术的认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在20岁的时候能理解和做的事情和他在30岁或是40、50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在其过程中慢慢去完善的。走过文革等事件的老一辈人经历的变革的事物相对比较多,而且和自己最切身的利益有关,对他们的伤害直接反映到实际的问题上,有的可能更是心志上的伤害,那些印记就可能更深。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优势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劣势,他们那么多人在做身份政治那么浓的东西,恰恰也是因为处在文革事件的那个年代,他们是被动的经历这些事情。而年轻的一代同样在经历着时代的变革,有的只是不那么直接的验证到自己的身体发肤上而已,但同样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对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如9.11事件、5.12汶川地震、03年的非典、今年的猪流感等,只不过这些体验是来自生活中另外一种体验,可能影响到的是你的衣食住行,认识到恐怖分子就可能离自己并不遥远,这些间接或直接的接触其实反应到创作作品上也可能是暗合某些因素,并不一定是赤裸裸的传达。
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这几年开始步入婚姻阶段,慢慢的在转变着自己扮演的角色,开始成为了别人的丈夫或妻子,开始明白父母这个角色所包含的内容,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变成带动整个家庭链条的中轴。同时也承受着目前市场经济带来的生存压力,物价的飞涨,房价的每日攀升,生活成本的加大,开始去透支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了房奴、卡奴。这种种身份的转换带来的刺激及责任必定开始影响之前不靠谱的心智,这也是带来持续动力的能量源,同时伴随的生存压力也在考验着这代人应有的承受力。
关于“杭州帮”
“杭州帮”这个说法隐隐约约的出现于各种艺术活动的聊天上,开始变成一种大家很默契的约定俗成的说法,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指向某些东西。但追问下去,谁也道不出一个更为之肯定的说法,只能先用类比的方法。杭州的这伙年轻艺术家和北京、上海的艺术家相比,相当独特,有相当的相似性。杭州这伙艺术家做的作品叙事能量都非常大,他们不是玩概念的,某种程度上不是玩点子的,不是玩狠的和玩残酷、色情的,而是更加讲究叙事和比较平和,这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总是相一致。但杭州艺术家内部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那又为什么会有这种叫法？是不是相对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家,杭州的年轻艺术家有他独特的地方,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面貌和趣味取向,还就是一个较江湖的说法？我访谈的几位老师中把这些因素都清理了一遍。在这我想罗列一下在07年底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谈话, 更多地应该是把这个提问移交到艺术家自己的身上。下面即当时对几位师长就这个问题的访谈,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
邱志杰：当然有内在的精神面貌,精神面貌起码有两个,一个是以张培力为代表的观念主义为线索,我们看到杭州帮里最显眼的艺术家当然是杨福东,在国际上大红大紫。像杨福东这种新媒体艺术就是杭州这种人文群系环境滋养出来的新媒体艺术,跟别的地方出现的新媒体艺术完全不同,他不会那么简单的沿引社会现象,把街头事物直接纳入,他不会进入新媒体那种技术狂的状态。他始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带着饱满的人文群系和比较细腻的感性体验, 注重细节,带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讲求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这批倾向还是沿用到今天,影响到今天的年轻人 。却是有一致的精神内核,所以说杨福东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脉络,一个新的传统其实已经建立起来,这个传统是有生殖力的,像培力那么热心教学 ,老耿这么好的老师,在学校里面形成了一种传承,就使它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生产力。
高世强 ：都有关系吧,大家在一起玩,难免会互相影响,观点包括创作方式有点接近。大家习惯上就这么界定了。大家现在呈现出一种散点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在发展自己的东西,大家都很忙,前面如果大家有一点类似的话,就有一点批评的味道,现在就不一样了。
吴美纯：江湖的说法,都有吧,但是这个并不重要,不必要去追究“杭州帮”的这个意义,即可能我方便了就说“杭州帮”,但是不能统一不能融合,还是再看,一但称之为“杭州帮”那意味着把异于“杭州帮”外的人都排除了,他不在里面,但是你把他称呼,这显然上有一个地理称呼,来自于杭州的一批艺术家,当你要把他看作一个团体,但里面也不全是,这个提法有点游离,也不至于去追究,要去追求的话这种江南精神渗透到创作里面的话,也不能圈定为杭州,我觉得应该更高于这个地界,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没什么好追究、争议和肯定它。
吴俊勇：江湖的说法当然是比重比较大,占主要啦,还有一点当然也有,大伙经常在一起,无形中间大家互相影响,互相提意见。“杭州帮”我觉得这个展览里面那里的艺术家比重比较大,就可以称做什么帮,必然说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海的艺术家比较多就可能被称做上海帮,侯瀚如做的展览就被称为“广东帮”,一个比重的问题,在北京的那个展览是我们杭州在一起的人做的,肯定就变成了“杭州帮”,至于我们这些艺术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应该还是有,大伙都比较闷的在做作品,很多外在的东西大伙都不怎么去关注,因为这边展览本身就比较少,我们只有自己做作品,杭州是没有独立艺术空间的,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固定展示的有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只好自己玩或者是别人来找我们玩,平时我们每个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每个人各自的关注点,不好说。
结语:
这次调研的时间前后跨度有近20个月,记录了30盘录像带的音频和视频资料。更多是想通过这些走访记录下年轻艺术家最理想的思考阶段。把调研定在杭州,也是因为自己在杭州念书,了解身边的这群有意思的年轻人。记录、整理大家围坐在一起常讨论的话题,曾经流逝的言语片断重新连接在一起,我想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我们思考某些共同话题的思维轨迹。这些思维的痕迹或许在几年后的某天被重新转译,成为了大家行进过程中的一些证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艺术活动的上演,这个记录只是作为在开头时摁下的一枚图钉。在调研过程中也是笔者自己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重新认识早以熟悉的同学和朋友。在与师长对话访谈的同时也使自己受益匪浅。
（借此再次感谢在调研过程中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以及北京艺术实验室的支持。）
吴俊勇，你为什么去北京
现在杭州还有哪些人啊
高飞你不就是杭州的 逃到北京去了吗
西湖水淤泥太多
artbaba就是杭州的阿嚏阿嚏赞助的
不就是有个学校在那吗
其他还有啥
其他还有啥
杭州只有1一帮SB！
楼上的嘴要放干净！
帮主是谁？
但愿能出现个杭州特色的艺术区和画廊区，不像现在的滨江工作区，艺术家都跑到上海北京作展去了
那你说杭州展览展给谁看？杭州还是国画书法的天下！
最内敛的先锋
要研究杭州的特殊性，不能象北京上海这么搞，不仅是做展览。杭州周遍地理位置非常好，资金力量雄厚，特别是民营企业非常多，周遍发达城市很多就是缺少平台，没有媒介传统。基本国内艺术家一半以上都是杭州出来的。杭州应该反思，文化越发达城市越发达，包容性越强。杭州的乡土气息太浓。国画书法家基本在杭州意淫，不思上进，有个什么官方头衔基本就是鼓吹天人合一之境界，忽悠之极。也罢也罢。我爱杭州。
谁能列个单子啊，关于老家伙们的--国美黄永砯、吴山专、谷文达、张培力、王广义、杨福东；央美徐冰、吕胜中、隋建国、缪小春、刘小东等等，我想看看哪边出的人多一点~
杭州管制造，北京是管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