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坚”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有几重意思是被认同的，古时是指军队中精锐的部分，现在则指一众人中最有力的并起较大作用的成分。将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称为“中坚”，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思考和创作是中国新世纪（2000年）以来艺术现象与创造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以各自的写作成为解读此段当代中国艺术历史的重要案例，成为我们对这一阶段中国艺术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些重点形象。

在今天的地平线上，世界成为图像、日常生活成为剧场和景观，而现实却难以辨认。媒介化的现实是不同版本的现实，是多重现实，甚至是不断再生产的和过度的现实。在一个不断繁殖的超级现实（Hyper-reality）中，我们必须承担作为艺术理想的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幻灭。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迫使我们从整体论的文化问题中抽身，返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横向的关系美学或文化战略中抽身，返回到纵深的对于身边事物的经验。让我们抛却策略家们高瞻远瞩的望远镜，抛却文化符号和表象政治的诱惑牵引；俯首尘封已久的显微镜，我们得以发掘出另一种视觉、另一种政治。这种政治，
与政治无关。
与国际政治无关。
与文化政治无关。
与民主或威权政治无关。

中国年轻批评家、策展人高士明2006年在澳门博物馆策划“显微境观：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以上“声明”在一定的意义上提示了一种从2000年以来发生的艺术事实中渐渐生成的思想部署，而这种内部意识的觉醒在出生于1970年左右的这些艺术家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当他们的思考和创作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新世纪（2000年）时，曾经激发过中国当代艺术创造活力的思想模式——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1990年代的身份政治与跨中西方语境的艺术交流实践，都已不能再次激发新的思想动力，中国艺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政治时局及现实语境的变化而出现深刻变化，艺术家开始重新认识、思考和厘清自己所处时代面临的思想和文化境遇，并在一种新的问题界面和思想模式下重构关于艺术的价值认同。
在这些艺术家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不同于上几代中国艺术家的思维特质、艺术方向和创造性：在意识层面上，对于他们，艺术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关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讨论平台，是一种关于对世界的“视觉思考”，其中也透出艺术家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洞见，思考和观察世界的视野，理解世界的胸襟和创造；他们在创作中不再将并不明确的政治表态当作反抗姿态，艺术也不再是的工作室的闭门制造，而是组织、融合不同境界的力量所进行的纠结于现实政治和生活现场的思想探索与实践，艺术创造对于他们既是体认世界的疆域，也是探索自我生命建设与艺术的关系的现场，他们认识到，一切的行动都源于对精神处境、话语机制、权力符号相互纠结的现实的体认和斗争的结果，所以，艺术对于他们不再是教条式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而是对于生活和艺术同样重要的创造性实践：他们的工作试图弥合所有的艺术之间的对立（如特定空间与生活中的艺术，传统与当下的艺术，等等），他们倾向于搅动生活，掀起波澜，开创一种新的局面。
所以，对他们的工作的观察、思考及讨论，也许可以使我们看到时代分野和艺术现实背后的思想流变；他们以各自的创造性工作所构筑的、各不相同又很坚实的艺术现实和形象。

UCCA首席策展人 郭晓彦

“中坚”一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有几重意思是被认同的，古时是指军队中精锐的部分，现在则指一众人中最有力的并起较大作用的成分。将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称为“中坚”，是因为他们的艺术思考和创作是中国新世纪（2000年）以来艺术现象与创造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以各自的写作成为解读此段当代中国艺术历史的重要案例，成为我们对这一阶段中国艺术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些重点形象。

在今天的地平线上，世界成为图像、日常生活成为剧场和景观，而现实却难以辨认。媒介化的现实是不同版本的现实，是多重现实，甚至是不断再生产的和过度的现实。在一个不断繁殖的超级现实（Hyper-reality）中，我们必须承担作为艺术理想的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幻灭。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迫使我们从整体论的文化问题中抽身，返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横向的关系美学或文化战略中抽身，返回到纵深的对于身边事物的经验。让我们抛却策略家们高瞻远瞩的望远镜，抛却文化符号和表象政治的诱惑牵引；俯首尘封已久的显微镜，我们得以发掘出另一种视觉、另一种政治。这种政治，
与政治无关。
与国际政治无关。
与文化政治无关。
与民主或威权政治无关。

中国年轻批评家、策展人高士明2006年在澳门博物馆策划“显微境观：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以上“声明”在一定的意义上提示了一种从2000年以来发生的艺术事实中渐渐生成的思想部署，而这种内部意识的觉醒在出生于1970年左右的这些艺术家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当他们的思考和创作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新世纪（2000年）时，曾经激发过中国当代艺术创造活力的思想模式——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1990年代的身份政治与跨中西方语境的艺术交流实践，都已不能再次激发新的思想动力，中国艺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政治时局及现实语境的变化而出现深刻变化，艺术家开始重新认识、思考和厘清自己所处时代面临的思想和文化境遇，并在一种新的问题界面和思想模式下重构关于艺术的价值认同。
在这些艺术家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不同于上几代中国艺术家的思维特质、艺术方向和创造性：在意识层面上，对于他们，艺术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关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讨论平台，是一种关于对世界的“视觉思考”，其中也透出艺术家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洞见，思考和观察世界的视野，理解世界的胸襟和创造；他们在创作中不再将并不明确的政治表态当作反抗姿态，艺术也不再是的工作室的闭门制造，而是组织、融合不同境界的力量所进行的纠结于现实政治和生活现场的思想探索与实践，艺术创造对于他们既是体认世界的疆域，也是探索自我生命建设与艺术的关系的现场，他们认识到，一切的行动都源于对精神处境、话语机制、权力符号相互纠结的现实的体认和斗争的结果，所以，艺术对于他们不再是教条式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而是对于生活和艺术同样重要的创造性实践：他们的工作试图弥合所有的艺术之间的对立（如特定空间与生活中的艺术，传统与当下的艺术，等等），他们倾向于搅动生活，掀起波澜，开创一种新的局面。
所以，对他们的工作的观察、思考及讨论，也许可以使我们看到时代分野和艺术现实背后的思想流变；他们以各自的创造性工作所构筑的、各不相同又很坚实的艺术现实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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