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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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化讨论”--中国式的文化批评 （上）



徐 贲



1989年以后,随着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和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策略的调整,中国文化讨论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文化讨论撤离了80年代已经开始涉及或展开的许多敏感的学术论题和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国文化与专制传统的关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尊严、权利、义务,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各种体制的变革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文化讨论却又出现了许多新潮流、新说法,如“新写实”、“新市民”、“后现代”、“后新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颇具多样性的理论、议题和学术主张,如第三世界或本土文化理论、人文精神、新国学等等。

对于文化讨论来说,1989年以后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发展形态,也为它形成独特的时代特征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讨论,无论从它的思想内容或者表现形态来看,都成为我们观察和研究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特点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以及由文化定义的民族国家身份问题,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在各种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思考和写作直接间接地涉及文化问题,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观点和理想,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化讨论”的特殊话语范畴。从时间上说,“文化讨论”比目前在世界学术界广有影响的以英国伯明罕学派为滥觞的“文化研究”要早出半个世纪,然而它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却还远远没有得到应得的总结和评价。为了发展与中国国情和社会变革需要相符的文化批评,对文化讨论本身的讨论越来越成为文化讨论者迫切的任务。把那些纷杂多样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学术行为放在一起,统称其为“文化讨论”,是在什么意义上这么说的呢?是不是凡是涉及“文化”的都是文化讨论呢?“文化”指什么?“讨论”的目的又是什么?“文化讨论”和时下学界所说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有什么联系?中国的文化讨论又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特征?

中国的文化讨论涉及的诸多问题特别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传统和素质,文化或民族的特征和身份认同,以及这些方面同西方文化相应方面的比较或差异分析。文化讨论也包括大量在哲学、历史、文学、文学理论等专门领域中产生的具有一般文化意义的见解和看法。文化讨论还包括那些以引进思想和文化研究新方法、新理论为目的的西方人文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这样的人文讨论在近代中国史上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另一次则是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文化讨论都成为产生新知识、新观念的理论机制。这不单单是就学术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规范而言的,而且也是指与这些新的知识内容相联系的,对国家性质、社会政治理念、群体素质和身份的重新评估和变革设想。文化讨论中的“文化”因此也就包括思想和与之有关的社会政治体制这两个方面。

在中国,文化讨论从来没有形成象日本的“日本精神”研究那样具有明显辨认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也不象英国伯明罕研究学派那样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批判专题特征(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媒体研究等等)。中国的文化讨论借用了许多现成的话语形式,如报章时评、书籍序跋、书评、历史或文艺讨论等。它一直没有受到专门的文化理论刊物或体制的规约,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极为松散的话语领域。中国文化讨论的松散性使得它具有广大的读者。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中国文化讨论的时候,不仅要关心它的内容,而且还要把它当作一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事件”和“社会活动”来看待。对文化讨论的讨论也就必须从单纯的文化文本分析转入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存感受,求变要求,抗争策略以及他们表达意见和社会参与的特殊条件、限制和方式。

常有人批评中国文化讨论没有严格的学术方法,过于急切地从西方汲取新思想,太缺乏社会政治的超然性,一句话,够不上好的文化理论的标准。戈德曼(Merle Goldman),林克(Perry Link)和苏炜对1983年至1986年的“文化热”的评价,在这类批评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指出,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讨论和五四运动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类文化讨论“匆匆从西方攫取思想来为中国设想变化的可能,或者至少以此来衡量中国文化的‘缺陷’。”他们还以不屑的口吻谈到了中国“文化热”期间对西方理论和学术研究方式的“食而不化”的译介：“被翻译的作家令人眼花缭乱,从尼采、韦伯、卡夫卡和萨特到本杰明、马库斯、拉康、德里达,从拉丁美洲作家马凯斯(Garcia Marquez)到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叶,从意识流、现代派、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到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和接受理论。还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反常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整个思想界充满刺激但又十分肤浅。各种时代、传统和观点的西方思想家一时乱声嚷嚷,穿上新装同时登上中国舞台,不和谐地同声合唱。”〔注1〕

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观和对中国文化讨论的社会意义的理解都相当狭隘。它把注意力局限在“学院性”问题上,哪些作家或著作被翻译或介绍了,不同的思想或理论之间是否和谐相配,译介是否够水平,学术是否成系统,专业区别是否门类分明,等等。这样的批评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文化讨论毕竟是知识生成。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学术之争和知识界的文化研究上,那就大大看低了文化讨论的社会作用,也忽视了这种知识生成的社会政治处境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某一历史时刻一下子变得对外来知识如饥似渴?这是一种怎样的知识要求?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这种知识行为是由谁来参与的?遭到谁的反对?为什么新知识的生成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纷杂无序的形态?它在哪些领域中,作为对哪些主流或统治思想观念的反冲而产生?它的影响又是如何从学术圈波及到外部社会?

我们之所以必须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化讨论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是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文化讨论应当也可以发挥社会性的作用。其次,文化讨论对社会变革的涉入和干预是一时一地的策略性活动,不是一劳永逸的。无论它的知识生成具有何等程度的“学术性”或“专业性”,都不能保证它永远维持其影响。它所要发挥的作用都必定只与特定的环境相关。文化讨论是中国特殊形式的文化批评。文化讨论的“知识生成”和“社会干预事件”这两种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卡尔.耐尔森等人对文化研究的社会政治作用的解释中得到说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是由于它在理论和物质文化[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使用]之间架起了桥梁--它的整个传统起的就是这个作用--才对当代学人富有吸引力。”他们同时还指出：“在文化研究中,分析的政治和知识成果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分析依存于知识成果,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理论是知识成果的重要部分。但是,除非知识成果回到文化和政治权力斗争的现实世界中去,除非它对历史的挑战作出回应,它并没有真正完成。可以说,文化研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环境的政治要求和体制处境中的事变所驱使的。”他们还注意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理论有时会变成哲学思辨式的超处境知识,但文化研究却总是针对特殊社会、历史和物质条件来进行理论。它的理论总是努力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理论’只有当回到更广泛的物质关怀,并以此来考验它自身话语的社会作用的时候,才能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廓清和促进。”〔注2〕

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环境的关切上,中国的文化讨论和西方的文化研究是一致的,它们是两种不同传统但社会作用相似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是一种“学科”或者“学术领域”。文化批评者综合运用专门学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等等)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他们在不同文化形态中查察的有关人们实际生存的种种问题。这些文化形态包括精英文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而文化讨论者或研究者从中辨查发现的种种问题便称为“文化问题”。因此也可以说,文化批评关注的对象甚至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问题。“文化讨论”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批评形式。与西方的“文化研究”相比,中国的文化讨论是在它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由它自己特定的发展形态所形成的。这可以从它的社会形态和它提出的问题(包括研究成果)来说明。

引言：“文化讨论”--中国式的文化批评(下）



中国的文化讨论是在本世纪初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及其合理性面临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仅在时间上比西方的文化研究早出半个世纪,而且所涉及的社会形态也截然不同。中国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社会形态中形成的,它面临的任务是中国如何现代化;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则是在60年代初,当西方现代社会出现深刻危机,向后现代社会形态转变时形成的,它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去认识与这一现代性危机有关的文化结构性变化。五四时期和80年代的文化讨论,从外部原因看,都是在外来优势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的。当然,它们面临的外来冲击的性质是不同的。五四时期的外来文化有明显的暴力威胁,造成了文化讨论中民族存亡的危机感。80年代的外来文化虽然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优势,但却是中国人主动开放和拿来的对象。人们只有一种极大的落后感,而并没有国家存亡的急迫危机感。从内部原因来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无效的应变措施和内外战争,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文化讨论也因此充满了激愤和彻底了断的革命精神,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文化立场。80年代的文化讨论则不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是在并无外国威胁,而国家自1949年后已经获得安定和相当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在对社会主义这条救中国的出路严重失望后,再一次积极寻找社会变革的其它可能。文化讨论虽然再一次出现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声音,但那主要是为了借以区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特征,提出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任务。

如果说中国文化讨论是在缺乏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中发展起来的话,那么西方的文化研究恰恰是在现代化已充分发展并出现了危机的时候兴起的。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兴起,如耐尔森等人所指出,是出于“认识形成现代、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种种进程的需要”,这些过程包括工业化、现代化和都市化,大众媒介的崛起,“已知群体”的瓦解,文化生活越来越商品化,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新型帝国主义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大众文化扩散等等。〔注3〕与这种现代/后现代型的西方式文化研究相比,中国的文化讨论长期以来是前现代/现代型的,90年代才逐渐向现代/后现代型转化。但必须看到,在中国这种转化还刚刚开始,根本不象某些论者所说的后现代性已代替了现代性。事实上,目前中国文化讨论的特点是前现代/现代型和现代/后现代型并存,而前者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现实的关系则比后者更为密切。世纪初和80年代文化讨论都是出于认识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发展的进程的需要,或者为了促进这些进程。这些进程包括人性的张扬和独立,社会和政治结构理性化和民主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建立各种现代体制等等。89年后的文化讨论则处在一种更复杂的社会形式之中,一方面,上述的进程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它们之所以还有现实意义,是因为阻碍它们的力量仍然存在。另一方面,89年以后,现代性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技术、经济及国家的现代化并没有与政治观念、体制、公民社会及人的自我认识的现代化同时发生;现代化既带来了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许多变化,也带来了物质基础空前加强的现代专制。这些都使得文化讨论再也不能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

认识中国文化讨论,还必须了解它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在这方面,中国文化讨论也与西方从英国伯明罕学派发展衍化出来的文化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学者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P.Thompson)的文化研究集中在工人阶级和媒体文化这些在当时英国社会中被普遍感到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上。二次大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象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那样呈现空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相反,在政治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抗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中,达到了某种利益的一致;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并促成了福利国家制度,减缓了阶级矛盾的对立;在文化上,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广泛流行,促使社会文化趣味日益趋同。在这种情况下,以1964年伯明罕大学当代文化中心的建立为标志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对西方文化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观念和研究方法。它把研究的重点转入日常生活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考察,还调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把研究重点转向文化和文化机构,赋予文化以独立的不从属于经济基础的意义。他们更是从文化批判的需要对“文化”本身重新作了定义。例如,威廉斯在提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一改将文化视为文学、艺术同义词的传统文化观,从人类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达,同样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的厘清。”〔注4〕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包括学术和想象性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传统关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包括被其它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就传播媒体而言,文化研究不仅要对媒体产品进行文本分析,而且应该透视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机制,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机构运作。

与上述的伯明罕学派文化研究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文化讨论所关心的问题绝大部分与中国的封建制度、不民主的政治传统、社会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国家发展和文化更新要求有关。这些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西文化的比较,民族文化的自我认识、批评、重建以及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等等。在中国文化讨论从前现代/现代型向现代/后现代型的逐步转向进程中,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出现了变化。其中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它曾是前现代/现代型文化讨论所忽略的问题。公民社会问题之所以特别紧迫,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文化讨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而且还关系到文化讨论者主体在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中的基本身份(公民)定位。因此,我在本书第一辑的文章中首先讨论的是与文化讨论有关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文化讨论仍十分强调文化文本分析,而没有把研究重点转向大众生活及其文化使用,这削弱了它介入公民社会建设的能力。在90年代出现的文化讨论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它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伦理规范危机(常常被视为某种高等文化价值的失落,如学术的失范或文人的堕落),另一方面则对社会中的普通大众的日常文化及其使用,从其“缺陷”入手,对其缺乏“道德严肃性”或“美学价值”大加挞伐。面对这两种情况,我在第二和第三辑的文章中分别讨论与社会伦理和大众文化有关的文化讨论问题。

中国目前的文化讨论,由于主观的学术至上倾向和客观政治气候的限制,在文化定义和文化研究对象上,也还没能充分包括文化机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相反,倒是常常采取狭隘的纯文化主义倾向,避免一系列在政治上敏感的问题,如现存的统治文化秩序为谁的利益服务?以何种手段规范人们的选择和偏好?谁希望,谁不希望维持这一文化秩序?如何从文化权力、支配、反抗、抗争去考察这种文化秩序?针对这一局限性,我在第四辑的文章中集中讨论了文化讨论关注政治文化的必要性和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一些特征。

从五四时期延续至今的各种中西文化比较使得中国文化讨论具有一种独特的世界意识。但这种世界意识还不够多元化,还严重地受到中西两极(或两个对立中心)模式的制约。89年以后出现的“第三世界”和“后殖民”批评虽然强调中国的第三世界性以及它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边缘”位置,但仍然主要以与西方文化的对立,而不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员身份来为中国文化定位。这种强烈地缺乏平等感的文化对立意识甚至导致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形成了狭隘的文化本土主义和困守心态,使它在文化讨论中以昭告本土自足性的身份政治代替以争取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人道政治,以“反西方”来代替“反压迫”。有鉴于此,我在第五辑的文章中特别介绍了第三世界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具有解放性的人文涵义并对当前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提出了我的看法。

本书中的论文都和1989年后的中国“文化讨论”有关。我把“文化讨论”看成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形成和起作用的文化批评,是一种在当前应当充分关心中国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体现社会责任心的文化活动。但是,我认为,文化讨论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文化活动,我们应当把它放到“比较文化批评”关系中,与当代世界中别种类似活动相互参照,加以认识。我在本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研究”这一参照对象,提到的也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理论,这是由于我个人学识范围的缘故,并不暗示那是唯一可能的参照对象。

书中所收的十四篇文章虽然是单独成文的,但它们却都围绕中国文化批评的社会责任这个总论题展开,它们所涉及的五个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社会伦理建设及资源,大众文化及其公众社会空间,政治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批评的第三世界特性--仅仅是许多可能方面的一些例子。而且,我们对每一个在此涉及的方面也还可以提出许多其它的问题。中国文化批评还有待于越来越多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们去参与,也只有这样,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才能越来越显现出来。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于柏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