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鲁明军的艺术空间
右翼尼采的启示：当代艺术与政治


毋庸讳言，当代艺术的“中国制造”与“制造中国”两个叙事版本分别是被经济、政治体制所绑架的生成，都不过是一种功利的、虚假的政治认同。在这一情境中，讨论主流与非主流之别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二者的区隔及界限的消解已是既定的事实。不仅如此，而且其已被降至一个低级的功利与虚假的价值层面上。因此，今日之我们应关注的，不仅是如何走出政治体制的问题，也是如何走出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如何由此真正实现当代艺术的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的问题。实言之，今日之当代艺术一方面无法回避中国认同，亦即还需肯定这一中国认同。布尔迪厄将其归结为一个“二律背反”，即当代艺术的脱俗就意味着市场的退位，而失却资本支撑的当代艺术之生存则必然依赖于国家。就像他所说的：“‘高等文化’只有靠国家资助才能生存，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1]而另一方面，则更需要从这一认同中解放出来，而实现对当代艺术自主性场域的重建及对自我生命的肯定。基于此，我选择了尼采及其右翼思想，其也许会给我们些许启示。


1.“显白”与“隐微”：从谎言到政治



不论是“中国制造”，还是“制造中国”，都是基于迎合体制与大众——尼采所谓的“末人”——的选择。按照尼采（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谎言，即当代艺术实是作为谎言而存在。在早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已以“错误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正确的问题”：生命究竟是需要真理还是谎言？假如没有谎言，那么生命是否还有意义？[2]



诚如施特劳斯所揭示的，柏拉图主义表面上将“谎言”设定为真理，但事实上，背后隐含着的恰恰是对等级秩序的捍卫。尼采也认为，民众信仰的“真理”（谎言）都不过是哲人“权力意志”的创造。[3]这便告诉我们，哲人明白其里，而民众则受他欺骗。作为谎言的信仰“真理”在此是“显白”教诲，而柏拉图所谓的等级秩序和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则是其“隐微”教诲。



当代艺术作为一种谎言，这是一种“显白”教诲。其背后隐含的则是体制性认同及其政治哲学主张。此为它的“隐微”教诲。换言之，正是作为谎言这一“显白”教诲，才使得这一“隐微”教诲成为可能。在这里，“显白”与“隐微”并不是视角的内在之别，而是视角的高下之分。尼采说：“显白论者……由下至上看事物，——而隐微论者则由上至下。”[4]可见，作为一种“整全”视角，“隐微”视角不仅高于、而且包容和肯定了“显白”视角。这意味着，政治不仅高于、而且包容并认肯了这些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已经预示了国家认同的必然性。



2.“低俗的谎言”，抑或“高贵的谎言”？



如上所言，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尼采亦认为，一种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腊悲剧这样高贵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此时的尼采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即：真理对个人及共同体的生命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须用谎言掩盖起来。[5]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尼采反过来又反对苏格拉底。因为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丧失了哲学家应有的“求真意志”或“理智的诚实”，而是反过来迎合民众偏见，最终编造了一个“真实世界”的神话。而且，在“求真意志”的驱使下，苏格拉底不顾一切地说出真理，从而摧毁了希腊悲剧的精神。[6]佩朗特（Laurence Lampert）亦认为，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式的高级骗局、伊壁鸠鲁和皮罗的败仗，一种强大的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将荷马的全部军队赶进了地狱。[7]从此，民众永远生活在一个由自己的偏见所虚构的“谎言”或“假象”世界之中，他们注定无法理解哲人的求真意志，所以反过来认为后者的洞察是一种“愚蠢”甚至“犯罪”。[8]在尼采看来，这一“真实世界”——即柏拉图所谓的“高贵的谎言”——根本上就是一种“低俗的谎言”。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因为，他眼中的谎言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悲剧这样的高贵的艺术。



这便意味着，所谓的当代艺术的中国认同，不仅是谎言的认同，而且是一种“低俗的谎言”的认同。这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如果当代艺术是一种“低俗的谎言”，那么其作为真正的“高贵的谎言”是否可能呢？



3. 作为“未来哲学”：主体的解放与中国认同



尽管早期的尼采与柏拉图之间不乏内在的一致性，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柏拉图主义对民众偏见的屈从和迎合。毋宁说，他承认的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而非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导致的理性主义及其危机不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非但没有迎合民众偏见或政治需要，反而尤其强调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与必要的张力。[9]可见，此时的尼采已不再认同柏拉图所谓的“高贵的谎言”——即尼采所谓的“低俗的谎言”，而是以“理智的诚实”——即尼采所谓的真正的“高贵的谎言”——取代了这一（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以激情和孤独取代了节制与正义[10]，并以此预设了一个“未来哲学”，一个关于“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的“未来哲学”。



这一“未来哲学”孕育了“未来宗教”[11]：如果说“权力意志”作为“未来哲学”构成了“隐微”教诲，那么“永恒轮回”作为“未来宗教”则相应地成为他的“显白”教诲，前者是对自然的肯定，后者则是对尘世的忠诚。[12]在《敌基督者》中，尼采明确所谓的“宗教”是一种“民族性的宗教”，是基于对一种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宗教。[13]正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视域”中，人类方能像荷马神话和前苏格拉底悲剧世界的英雄一样，无限地热爱甚至感激“自然和生命”，这才是尼采所捍卫的真正的“高贵的谎言”。在他看来，正是“永恒轮回”，体现了未来哲学家的“爱人”理想；正是“权力意志”，体现了“对生命基本意志”的肯定和热爱。[14]无独有偶。海德格尔亦认为，尼采归根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权力意志”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存在及存在者，而“永恒轮回”则告诉我们如何存在。与之相对，尼采所谓的“鹰”即“骄傲”乃存在及存在者，“蛇”即“智慧”乃如何存在。[15]虽然尼采所谓的“超人”追求强力和权力，但其根本不在权力，而在于“忠实于大地”——在此意义上“超人”就不是“超拔者”，而倒是“降落者”。[16]如果说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启蒙主义意在将自然“人化”的话，那么尼采则意在将人“自然化”。[17]这是尼采的微言大义，也是尼采思想对今日之当代艺术的启迪所在。



故此，笔者认为只有作为“未来哲学”，当代艺术才能从体制中解放出来；只有基于“权力意志”及其对生命的肯定，才能实现“永恒轮回”这一价值向度上的对尘世的忠诚。事实是，这非但没有导致后现代所谓的虚无主义，反而有效地克服了虚无主义的可能，且使得新的自我认同和中国认同成为可能。退一步讲，即便是尼采承认了其自身的虚无主义，也是高贵的谎言或虚无主义——“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而不是低贱的谎言或虚无主义——颓废的“虚无主义宗教”。[18]这也告诉我们，虽然尼采想竭力克服虚无主义这种“病”，但是克服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染上了这种“病”。所以，回到古代，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是不可能的。其之后的海德格尔亦然。惟一的可能就是如何将这种低贱的“病”变得高贵，这本身或许也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惟一可能。因此，如果说“权力意志”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话，那么“永恒轮回”则是其国家认同之体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表现得“最为柏拉图化（platonize）”[19]。看上去，这一“反柏拉图主义者”骨子里还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20]。他杀死了上帝和真理，但是他绝对认肯宗教性和真理性。[21]即：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王”之理想是为了论证哲学作为最高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及维护城邦的等级秩序的话，那么尼采也同样捍卫哲学作为“最富精神性的权力意志”的地位，并希望确立生命的自然宗法与等级秩序。[22]反观当代艺术的“中国制造”与“制造中国”这两个叙事版本及其国家认同，其中被瓦解了的也正是基于“未来哲学”这一价值向度上的对自然、生命的肯定和对理智、尘世的忠诚。



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有这么一段话：



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是命运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属于整体，每个人都在整 体之中……只有这才是伟大的解放——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无辜的生成才会回来。[23]



与柏拉图一样，尼采亦认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明秩序，会由于其诸神之死而濒于危机。好在柏拉图的柏拉图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治疗秩序紊乱的手段。[24]显然，尼采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主张“权力意志”并不是以其反抗“永恒轮回”，恰恰相反，是为了肯定“永恒轮回”。同样，强调自我认同并不是以其反抗中国认同，而是为了肯定中国认同；将主体从体制中解放出来，不是为了反抗体制，而是为了承认体制。按照尼采的逻辑，解放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认肯体制本身就是从体制中解放出来的前提。这才是当代艺术真正的中国认同。



或许，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但于今日之中国当代艺术而言，除此，似乎别无他途。





  原载于《艺术时代》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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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著，桂裕芳译：《自由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页68。

[2]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5。

[3] 同上，页125。

[4] 罗森（S. Rosen）著，张辉译：〈尼采的“柏拉图主义”〉，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页142。

[5]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45。

[6] 同上，页40-41。

[7] 朗佩特著，李致远等译：《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尔与尼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页490。

[8]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126。

[9] 同上，页168。

[10] Friedrich 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Translated by Judith Norm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1.

[11] 尼采并不反宗教。与柏拉图主义不同，尼采主张哲学高于并统治宗教，而柏拉图主义的悲剧在于宗教统驭了哲学，特别是基督教将柏拉图主义变成了“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从而使柏拉图最初要捍卫的等级秩序变得既无可能（因为一切不平等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一律平等），也无必要（因为一切有限的生命相对上帝都没有任何意义）。参见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159。

[12]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142。

[13] 尼采著，吴增定、李猛译：《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未刊稿），条16；Friedrich 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pp.131-150.

[14]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142。

[15] 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是谁？〉，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页3-25。

[16] 参见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434。

[17] 参见施特劳斯著，林国荣译，林国华校：〈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页48。

[18] 罗森著，张辉译：〈尼采的“柏拉图主义”〉，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页121；张文涛：《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01-102。

[19] 施特劳斯著，林国荣译，林国华校：〈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页27。

[20] 朗佩特著，李致远、李小均译：《尼采的使命——〈善恶的彼岸〉绎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页320。

[21] 参见沃格林（Eric Voegelin）著，张宪译：〈谋杀上帝〉，刘小枫、倪为国选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页51-55。

[22]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页147。亦可参见Friedrich 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pp.54-57.

[23]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中，通过对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的解释，特别强调了个体在得到解放的同时，如何付诸于“群”这一基本认同。参见尼采著，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条38；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4] 朗佩特著，张文涛译：〈尼采与柏拉图〉，张文涛：《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页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