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草场地艺术区收拆迁通知 乡政府却予以否认
当代艺术家应该尽可能的解放自己-----艺术家郭海平访谈
下面的文本中访谈人刘绍隽简称刘，郭海平简称郭。
刘：疾病在普通人看来仅仅是损害人身体健康的医学问题，最近看了你新文章《疾病的意志》，文中对疾病的理解已超出医学的普遍意义并引伸到哲学、心理学等领域，请你谈谈这些问题与你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有哪些联系？
郭：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偶然遇到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精神状态将我吸引到艺术之中，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精神”是什么，更不知道艺术与精神有什么关系。不过在当时我的确感到活的没有什么意思，极无聊空虚，经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艺术又将我带入到人的生命之中。我最近写的《疾病的意志》应该是我对这二三十年思考和实践的总结。疾病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在过去几千年时间里，疾病更多的是灵魂问题和信仰问题，遗憾的是，这二个视角都被人忽略了，为什么？因为这二个视角不便于社会管理和统治，现在推崇的是科学和工具理性。好就好在现在还有艺术，不过，艺术在今天也快变成各种世俗利益的附庸了，如果这样下去，人的精神和灵魂也就完全从人的生命中抹去了，剩下的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维护生命自由和完整的重要手段，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不得不进入医学、哲学、心理学，对于这些专业知识，我是用直觉去阅读和批判的，他们的确给了我许多启发，但我最终更愿意选择艺术，这是因为艺术更自由，更接近生活和生命，也更接近自然。我这几年的创作实践都是延续这条线索进行的。
刘：06年你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呆了三个月，研究精神病人的原生艺术创作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并在2007年底与精神病院医生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在艺术家看来精神病人的艺术是稚拙但直接而真实的，剔除了俗人世界的许多文化虚伪的伪装，闪着人类最真实的自由心灵之光，想问你是出于何种考虑而离开自己的架上艺术创作来关注中国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实验的？
郭：我认为艺术家一旦选择了自由，就无需再受世俗文化和观念的限制，或者说要尽可能排除世俗文化和观念的干扰。我去精神病院就是为了走进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看到精神病人精神的真相。正如你所说，精神病人的确让你看到了一种人的“心灵之光”，在外面，我们是很难看到的，外面被各种障碍遮蔽住了，看不到生命的真相太可怜了，但我们却将生活在真相里的人称作是疯子，将生活在假相里的人的臆想称作是健康人，全颠倒了。
今天的艺术家太需要生活体验了，难以想象整天在画室书斋里和电脑面前怎么感受生命的真实、社会的真实和自然的真相。所以我说今天大多数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不是“药”而是“毒”。
刘：谈谈你的开放性艺术创作的理念。
郭：我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获得自由。当然，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承受各种压迫和打击，因为每一步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要突破现实中的种种限制，在我看来自由就是苦难，但这种苦难不是世俗的，而是一种对自己存在和生命存在的感受，其实这种苦难也是一种幸福，不过，享受这种“幸福”是需要一种勇气的，但现代人已经被改造成了宠物，没有人愿意离开眼前的生活环境，这就是生命的堕落和退化。我理解的“开放性的创作实践”就是推倒阻碍我们生命自由的层层围墙，并尽可能的找回自己的本性。
刘：798双年展上黄药、你、罗隶你们三人的合作作品《流动药房》应该是这种开放性理念的进一步实践。你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是需要随时开出“药”方去“治疗”呢，还是像你的“疾病的意志”所说让这个社会的种种疾病自行恶化到极限，崩溃然后重建？
郭：《流动药房》是走出围墙的一次努力和实验，我所说的“药”、“病”和“治疗”不是一个封闭的医学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概念。比如我说的“药”、“病”和“治疗”都是有灵性的。其实“治疗社会”的概念传统中医文化中就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概念，我想，凡是认同社会生态对人健康有影响的人都会认同这个概念，马克思不是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当然，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也是不够的，如我们同时还需要关注人的身体、本能和自然属性，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
刘：.怎样使你的架上抽象和你的开放性艺术的理念保持精神的一致性？
郭：当初从具象转向抽象其实就是为了让精神更自由，当然，也有人用抽象艺术去否定自由，所以抽象艺术可以表现自由的二极，既可以是肯定生命的理想手段，也可以是否定生命的理想手段，它可以了让人的生命变得虚无，也可以让人的生命变得充实自由，只要我们面对具体的作品，这一切都会非常清楚。我选择抽象的另一个动力就是走进生命，或者说这都是生命意志的显现，而不是刻意，我最近创作了一批新的抽象作品，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从个体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更开阔和更开放的世界。除了绘画，文字我也是偏爱理论性较强的东西，这很奇怪，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刘：你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喜欢并参与当时的现代艺术活动，并参与策划了与组织了“晒太阳”1986、1987、2002三次艺术活动，能简单的谈下当年做这些艺术活动的想法？回望早年的这个户外艺术活动你认为它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现场中的价值如何？
郭：“晒太阳”这个概念就很能反映人与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本能。我们平时的交流中也谈到南京这座城市是中国最具有本能色彩的城市，这也很奇怪，我曾写过一篇《南京的“向死而生”》的随笔，文章中我写到了发生在南京的一次次屠杀，现在有很多学者说之所以不断发生屠杀就因为不断有抵抗，如果投降也就不会有屠杀了，对此我很赞同，过去不少人将南京定性为“悲剧城市”，现在都改口了，包括政府，我现在听到更多的评价是“南京是一座英雄城市”，对此，我觉得这种评价又有点过头，我还是喜欢“南京是一座抵抗的城市”的称谓，因为“抵抗”意味着它还在进行抵抗，“英雄”在中国好像是对死者的纪念。
至于“晒太阳”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现场中的价值怎样我没想太多，我经常会想象将“晒太阳”举办成中国的祭天节日，每年都举行一次，让大家在“晒太阳”体验天人合一的滋味这该有多好啊！中国有这个传统，不过这是在二三千年前的事，后来被他妈的皇权窜改了，他们剥夺了老百姓祭天的权力，他们说只有他们才能替天行道，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就是为那些所谓的“真龙天子”准备的，这种情况与西方的教皇集权很像，不过中国的政教合一持续了几千年，这种影响至今都没清除。我看就把南京的“晒太阳”当成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祭天活动吧，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有这方面的意义。
刘：80年代初你曾和潘登有过想偷渡香港的冲动，并南下一路上吃尽苦头，可以想到你们年轻时的无畏无惧和对自由世界的梦想，这个经历对你以后的生活艺术有过哪些影响？
郭：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刚学了二年艺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香港，是因为我们当时被邓丽君的歌声放倒了，现在想想，那就是人性的启蒙。太残酷了，文化，政治，艺术，人性。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几次差一点丢掉性命，饥寒交迫就不说了。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以及去精神病院都有直接的影响，不久前一位医生朋友还说我那时一定是病得很重，我说艺术既能让人下地狱，也能让人上天堂，这二个地方人的一生最好都能去体验一下。
刘：1996年你创建了南京第一个艺术咖啡馆---半坡村咖啡馆，对此你倾注了不少心血，你在这个体验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我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有很长时间我每天都在家翻找几分几分的硬币，就是为了能买一包“雨花石”香烟，我记得当时的工资只有二三百块钱，一买书和颜料就很紧张，午饭就是买二块烧饼，经济的压迫让我非常焦虑，后来我意识到在城市中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更不用说发展了。最后我冒着极大的风险货款三十七万，利息百分之二十，我还让刚刚分配到工作的老婆辞职与我一起干。进入到九十年代，中国应该算是真正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了。我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是“有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当时我就将咖啡馆确定为为艺术家文化人服务，这都是受西方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竟将半坡村咖啡馆描写成了“南京的文化堡垒”，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浪漫。不过咖啡馆的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艺术观念，这就是艺术只有进入现实生活中去才能实现对人和生 活的影响，为此我与不少艺术家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很多艺术家都认为艺术是在象牙塔里为少数少服务的，我为什么将咖啡馆转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用行动证明艺术的社会作用，2002年我们几个艺术家朋友一起策划了“晒太阳”，2005年我独立策划了“病：我们今天的艺术”，2007年我住进了精神病院，与此同时，我还不断尝试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些与咖啡馆的经历都有关系，因为咖啡馆本身就是开放的，在这里汇聚了四面八方的艺术家，大家思想的撞击给了我许多启发，到今天，我更加坚信艺术开放的重要性。
刘：简单谈谈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几年的看法？
郭：总体给人的印象是“堕落”，我觉得改变现状仅仅靠开放的观念是不够的，多试验多体验非常重要，只有在开放状态下多试验多体验，艺术家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需要“勇气”，没有勇气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这个勇气就是敢于挑战和牺牲，只要是艺术家，他就不可能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不是说的问题，更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身体力行。
2010年4月 《华人艺术》
下面的文本中访谈人刘绍隽简称刘，郭海平简称郭。
刘：疾病在普通人看来仅仅是损害人身体健康的医学问题，最近看了你新文章《疾病的意志》，文中对疾病的理解已超出医学的普遍意义并引伸到哲学、心理学等领域，请你谈谈这些问题与你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有哪些联系？
郭：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偶然遇到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精神状态将我吸引到艺术之中，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精神”是什么，更不知道艺术与精神有什么关系。不过在当时我的确感到活的没有什么意思，极无聊空虚，经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艺术又将我带入到人的生命之中。我最近写的《疾病的意志》应该是我对这二三十年思考和实践的总结。疾病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在过去几千年时间里，疾病更多的是灵魂问题和信仰问题，遗憾的是，这二个视角都被人忽略了，为什么？因为这二个视角不便于社会管理和统治，现在推崇的是科学和工具理性。好就好在现在还有艺术，不过，艺术在今天也快变成各种世俗利益的附庸了，如果这样下去，人的精神和灵魂也就完全从人的生命中抹去了，剩下的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维护生命自由和完整的重要手段，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不得不进入医学、哲学、心理学，对于这些专业知识，我是用直觉去阅读和批判的，他们的确给了我许多启发，但我最终更愿意选择艺术，这是因为艺术更自由，更接近生活和生命，也更接近自然。我这几年的创作实践都是延续这条线索进行的。
刘：06年你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呆了三个月，研究精神病人的原生艺术创作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并在2007年底与精神病院医生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在艺术家看来精神病人的艺术是稚拙但直接而真实的，剔除了俗人世界的许多文化虚伪的伪装，闪着人类最真实的自由心灵之光，想问你是出于何种考虑而离开自己的架上艺术创作来关注中国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实验的？
郭：我认为艺术家一旦选择了自由，就无需再受世俗文化和观念的限制，或者说要尽可能排除世俗文化和观念的干扰。我去精神病院就是为了走进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看到精神病人精神的真相。正如你所说，精神病人的确让你看到了一种人的“心灵之光”，在外面，我们是很难看到的，外面被各种障碍遮蔽住了，看不到生命的真相太可怜了，但我们却将生活在真相里的人称作是疯子，将生活在假相里的人的臆想称作是健康人，全颠倒了。
今天的艺术家太需要生活体验了，难以想象整天在画室书斋里和电脑面前怎么感受生命的真实、社会的真实和自然的真相。所以我说今天大多数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不是“药”而是“毒”。
刘：谈谈你的开放性艺术创作的理念。
郭：我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获得自由。当然，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承受各种压迫和打击，因为每一步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要突破现实中的种种限制，在我看来自由就是苦难，但这种苦难不是世俗的，而是一种对自己存在和生命存在的感受，其实这种苦难也是一种幸福，不过，享受这种“幸福”是需要一种勇气的，但现代人已经被改造成了宠物，没有人愿意离开眼前的生活环境，这就是生命的堕落和退化。我理解的“开放性的创作实践”就是推倒阻碍我们生命自由的层层围墙，并尽可能的找回自己的本性。
刘：798双年展上黄药、你、罗隶你们三人的合作作品《流动药房》应该是这种开放性理念的进一步实践。你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是需要随时开出“药”方去“治疗”呢，还是像你的“疾病的意志”所说让这个社会的种种疾病自行恶化到极限，崩溃然后重建？
郭：《流动药房》是走出围墙的一次努力和实验，我所说的“药”、“病”和“治疗”不是一个封闭的医学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概念。比如我说的“药”、“病”和“治疗”都是有灵性的。其实“治疗社会”的概念传统中医文化中就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概念，我想，凡是认同社会生态对人健康有影响的人都会认同这个概念，马克思不是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当然，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也是不够的，如我们同时还需要关注人的身体、本能和自然属性，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
刘：.怎样使你的架上抽象和你的开放性艺术的理念保持精神的一致性？
郭：当初从具象转向抽象其实就是为了让精神更自由，当然，也有人用抽象艺术去否定自由，所以抽象艺术可以表现自由的二极，既可以是肯定生命的理想手段，也可以是否定生命的理想手段，它可以了让人的生命变得虚无，也可以让人的生命变得充实自由，只要我们面对具体的作品，这一切都会非常清楚。我选择抽象的另一个动力就是走进生命，或者说这都是生命意志的显现，而不是刻意，我最近创作了一批新的抽象作品，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从个体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更开阔和更开放的世界。除了绘画，文字我也是偏爱理论性较强的东西，这很奇怪，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刘：你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喜欢并参与当时的现代艺术活动，并参与策划了与组织了“晒太阳”1986、1987、2002三次艺术活动，能简单的谈下当年做这些艺术活动的想法？回望早年的这个户外艺术活动你认为它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现场中的价值如何？
郭：“晒太阳”这个概念就很能反映人与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本能。我们平时的交流中也谈到南京这座城市是中国最具有本能色彩的城市，这也很奇怪，我曾写过一篇《南京的“向死而生”》的随笔，文章中我写到了发生在南京的一次次屠杀，现在有很多学者说之所以不断发生屠杀就因为不断有抵抗，如果投降也就不会有屠杀了，对此我很赞同，过去不少人将南京定性为“悲剧城市”，现在都改口了，包括政府，我现在听到更多的评价是“南京是一座英雄城市”，对此，我觉得这种评价又有点过头，我还是喜欢“南京是一座抵抗的城市”的称谓，因为“抵抗”意味着它还在进行抵抗，“英雄”在中国好像是对死者的纪念。
至于“晒太阳”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现场中的价值怎样我没想太多，我经常会想象将“晒太阳”举办成中国的祭天节日，每年都举行一次，让大家在“晒太阳”体验天人合一的滋味这该有多好啊！中国有这个传统，不过这是在二三千年前的事，后来被他妈的皇权窜改了，他们剥夺了老百姓祭天的权力，他们说只有他们才能替天行道，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就是为那些所谓的“真龙天子”准备的，这种情况与西方的教皇集权很像，不过中国的政教合一持续了几千年，这种影响至今都没清除。我看就把南京的“晒太阳”当成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祭天活动吧，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有这方面的意义。
刘：80年代初你曾和潘登有过想偷渡香港的冲动，并南下一路上吃尽苦头，可以想到你们年轻时的无畏无惧和对自由世界的梦想，这个经历对你以后的生活艺术有过哪些影响？
郭：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刚学了二年艺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香港，是因为我们当时被邓丽君的歌声放倒了，现在想想，那就是人性的启蒙。太残酷了，文化，政治，艺术，人性。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几次差一点丢掉性命，饥寒交迫就不说了。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以及去精神病院都有直接的影响，不久前一位医生朋友还说我那时一定是病得很重，我说艺术既能让人下地狱，也能让人上天堂，这二个地方人的一生最好都能去体验一下。
刘：1996年你创建了南京第一个艺术咖啡馆---半坡村咖啡馆，对此你倾注了不少心血，你在这个体验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我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有很长时间我每天都在家翻找几分几分的硬币，就是为了能买一包“雨花石”香烟，我记得当时的工资只有二三百块钱，一买书和颜料就很紧张，午饭就是买二块烧饼，经济的压迫让我非常焦虑，后来我意识到在城市中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更不用说发展了。最后我冒着极大的风险货款三十七万，利息百分之二十，我还让刚刚分配到工作的老婆辞职与我一起干。进入到九十年代，中国应该算是真正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了。我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是“有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当时我就将咖啡馆确定为为艺术家文化人服务，这都是受西方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竟将半坡村咖啡馆描写成了“南京的文化堡垒”，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浪漫。不过咖啡馆的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艺术观念，这就是艺术只有进入现实生活中去才能实现对人和生 活的影响，为此我与不少艺术家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很多艺术家都认为艺术是在象牙塔里为少数少服务的，我为什么将咖啡馆转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用行动证明艺术的社会作用，2002年我们几个艺术家朋友一起策划了“晒太阳”，2005年我独立策划了“病：我们今天的艺术”，2007年我住进了精神病院，与此同时，我还不断尝试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些与咖啡馆的经历都有关系，因为咖啡馆本身就是开放的，在这里汇聚了四面八方的艺术家，大家思想的撞击给了我许多启发，到今天，我更加坚信艺术开放的重要性。
刘：简单谈谈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未来几年的看法？
郭：总体给人的印象是“堕落”，我觉得改变现状仅仅靠开放的观念是不够的，多试验多体验非常重要，只有在开放状态下多试验多体验，艺术家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需要“勇气”，没有勇气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这个勇气就是敢于挑战和牺牲，只要是艺术家，他就不可能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不是说的问题，更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身体力行。
2010年4月 《华人艺术》
他又在说。。。。。。。。。。。。。
你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呆了三个月
郭住在精神病院如鱼得水
晒太阳是个有影响的艺术事件
这个人做梦都想待在里面，但已没有医院再愿意接受他，他很沮丧。
南京“晒太阳”是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中一个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表现形式。
newB
已无药可救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病，就先向他投石罢！”
请回精神病院
病：我们今天的艺术
从具象转向抽象其实就是为了让精神更自由
“晒太阳”这个概念就很能反映人与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本能。
老郭的屁也可以治病
两个烂木头滚到一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