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今天访谈嘉宾是来自北京的选手————秦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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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06/09/03 11:59:58 by
(谁写的忘了,知道的告知)
政治是什么?
居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电影:
政治是官方的口径中希望我们认为冯小宁的电影是最好的艺术。
政治是迪斯尼要把《花木兰》卖给中国,咱们政府以他们刚拍过《西藏七年》为理由拒绝,条件是他们必须购买我们正面反映西藏问题的《红河谷》,结果迪斯尼将它买去锁在片库里。
政治是电影局的官员劝慰导演和投资人说:只要你们的剧本通过了,钱肯定有的赚。
政治是我在北京去过的最贵的茶馆是一个广电总局管审批的小干部点的局,当然最后是一个抱着项目的老板买单。
政治是《电影管理条例》。
政治是连只写了几行地下电影评论的小记者也被迫写检查,而且第一次不够深刻再写第二次。
政治是老导演拍老干部拍给老干部看,也确实只有老干部看,最后老教授们评它得金鸡奖,这样我们就有了我们最好的电影。
政治是吴克把贾樟柯叫去训话说:我们不管你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部门会来管你。
政治是北师大的博导与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一同欢呼创作的春风吹到了电影界、我们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潮。
政治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策划部门的负责人对剧本提意见的时候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社会内容全部拿掉,其实两个人在家里谈恋爱就挺好。
政治是哥伦比亚管事的芭芭拉罗宾逊女士说她做大陆片有三条原则:电影局通过,最好的导演和演员,最好的票房。
政治是有电影人在被禁止拍片后去打麻将,一打七年,而且解禁后继续打麻将。
政治是张元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前列就是《江姐》。
政治是我们的广电总局局长今年春天说:票房就是政治。
政治是电影局某位处长说:我看,你的影片,大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但小的问题,不可以说,没有。
政治是某局长对外国记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禁止一部影片。只有我们暂时还不让它公开放映的影片。”而某些影片已经拍完七年了。中国历史很长,七年也算暂时。
政治绝不只宏大。政治绝不只是丰碑。它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我们个人:
政治是大一时一定要上毛概和邓理。
政治是出现了灾难没有人站出来负责。比如中国电影如果没了,有任何部长、局长会站出来说是他没做好吗?有任何导演或其他工作人员会说是他们的责任吗?现在看贴的人们有谁会认为自己也该在里面承担责任?我现在就要承担的责任是:我个人对现行电影制度的批判还不够力量。
政治是这次争论中卷进来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谈论这样严肃的话题,女性非常少介入,是女性的耻辱,也是男性的耻辱。没有女权,就永远不会有男权。
政治是学习影视的绝大多数人毕业时去做主旋律时不会有丝毫犹豫:电影只是个行业、做电影只是门手艺、立场是什么鸟东西?所以二十多岁的人拍《红嫂》。
政治是有人不愿意在电影中看到政治。而且他们在《寻枪》中看到了非政治的艺术。
政治是只在有立场的时候才有个人自由。不知道你是谁,哪里来的个人?不知道你站在哪个位置上,怎么有自由?
大陆电影有没有后政治时代来临的可能?
如果大陆有象《悲情城市》中128那样对待89的影片,后政治时代就开始了,然后才会有《南国》那样的后政治电影。
那个时代的来临过程中恐怕汗、泪、血都是要流的。中间还会有义和团和五四运动。而且,到时候还有没有电影、还有没有你我,都是未知数。不能因为后政治时代的遥远、而自己年轻时应该找到一些非政治的主流艺术电影来吹捧,就硬说现在大陆的电影已经不是政治了。
LIAR先生确实年轻。反驳别人时,居然引用美国电影“阴谋论”。他不是在比利时上学吗?我说他年轻,是因为他为什么对待具体的、我们身边的经验时,要引用一部美国大片?还说顾小白年轻,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进过局子。我个人拍片时曾被便衣带到市局让我说说清楚,他异常不满的“婴儿”先生蹲过六个月大狱。有些事实,并非假装看不见就不存在。
LIAR先生和为他帮腔的人们,如果你们不立刻堕落为影协的老评论家,政治的压力早晚要落到你们的头上,而且那将是你们的光荣。
LIAR先生之不认错,只能说明他非常政治,而又不愿承认。
LIAR先生之不认错,让我想起市局的口头禅:这里从来只有错放的,没有错抓的。
我维护一个人拍摄非他家乡的人生、非他本人生活、将现实戏剧化的权力,并非反对最朴素的现实主义。
况且,一个杭州人可能在得知自己有癌症之后,先想起来到西湖上划船看看月色。
况且,我个人8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见到的所谓“不正当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一水的黑西服。比如东华门切汇的,在动物园宾馆开间房收手续费收完了就跑去澳大利亚的。
如果比拟地书写一种生活不成立,那么艺术将多么地纯粹。但是,程耳就永远只能拍上海的小资,只有杨超可以拍摄河南人。甚至,作为一个非河南人,我感觉自己将没有权力评论一部河南人拍出来的河南影片。
那么,贾樟柯将永远只能拍山西人,章明永远只能拍四川人。
而且,刘冰鉴作为一个安徽人,跑到贵州去拍《哭泣的女人》,是否应该批判?
还有后来人。现在电影学院的一个研究生朱昱东,写了一个河南和广西民工在北京漂流的剧本,我看了,很好,他还在台湾拿了剧本奖,正在努力地要做出来。可他是个无锡人,到河南和广西的时间都不长,在北京的时间也不长,更不是个民工,我们该禁止他拍摄的努力吗?
有关是否只有电影学院的人才能谈电影,做电影:
我个人没有在北京电影学院上过学。
我私下曾经不止一次与别人瞎说:贾樟柯的长处就是在电影学院呆了四年而没有接受电影学院的任何影响。
北师大的教师我接触不多,接触了几次学生,他们把电影看得太神圣神秘。
第六代之后如果要有制作上的多元化,LIAR、顾小白都该拍电影。
曾经有人问我:“现在连孟京辉、朱文都拍电影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电影当然是人人都能拍、而且人人都该拍的。
有关《安》,
昨天下午我在北师大毕业的张亚璇那里,她讨厌作为影片的《安》。而我赞同。我想,她会继续讨厌下去,我会继续赞同下去。网上发表了反对或赞同意见的,都会继续下去。
但我看了《安》的小说、剧本和影片。张亚璇看了剧本和影片。
另,当时贾樟柯来电话咨询亚璇,大意问他应该与否对现在的讨论有态度。
最后,有关我个人。
我出演《巫山云雨》,对影片的贡献不大于江边的一块石头。
政治是什么?
居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电影:
政治是官方的口径中希望我们认为冯小宁的电影是最好的艺术。
政治是迪斯尼要把《花木兰》卖给中国,咱们政府以他们刚拍过《西藏七年》为理由拒绝,条件是他们必须购买我们正面反映西藏问题的《红河谷》,结果迪斯尼将它买去锁在片库里。
政治是电影局的官员劝慰导演和投资人说:只要你们的剧本通过了,钱肯定有的赚。
政治是我在北京去过的最贵的茶馆是一个广电总局管审批的小干部点的局,当然最后是一个抱着项目的老板买单。
政治是《电影管理条例》。
政治是连只写了几行地下电影评论的小记者也被迫写检查,而且第一次不够深刻再写第二次。
政治是老导演拍老干部拍给老干部看,也确实只有老干部看,最后老教授们评它得金鸡奖,这样我们就有了我们最好的电影。
政治是吴克把贾樟柯叫去训话说:我们不管你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部门会来管你。
政治是北师大的博导与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一同欢呼创作的春风吹到了电影界、我们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潮。
政治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策划部门的负责人对剧本提意见的时候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社会内容全部拿掉,其实两个人在家里谈恋爱就挺好。
政治是哥伦比亚管事的芭芭拉罗宾逊女士说她做大陆片有三条原则:电影局通过,最好的导演和演员,最好的票房。
政治是有电影人在被禁止拍片后去打麻将,一打七年,而且解禁后继续打麻将。
政治是张元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前列就是《江姐》。
政治是我们的广电总局局长今年春天说:票房就是政治。
政治是电影局某位处长说:我看,你的影片,大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但小的问题,不可以说,没有。
政治是某局长对外国记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禁止一部影片。只有我们暂时还不让它公开放映的影片。”而某些影片已经拍完七年了。中国历史很长,七年也算暂时。
政治绝不只宏大。政治绝不只是丰碑。它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我们个人:
政治是大一时一定要上毛概和邓理。
政治是出现了灾难没有人站出来负责。比如中国电影如果没了,有任何部长、局长会站出来说是他没做好吗?有任何导演或其他工作人员会说是他们的责任吗?现在看贴的人们有谁会认为自己也该在里面承担责任?我现在就要承担的责任是:我个人对现行电影制度的批判还不够力量。
政治是这次争论中卷进来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谈论这样严肃的话题,女性非常少介入,是女性的耻辱,也是男性的耻辱。没有女权,就永远不会有男权。
政治是学习影视的绝大多数人毕业时去做主旋律时不会有丝毫犹豫:电影只是个行业、做电影只是门手艺、立场是什么鸟东西?所以二十多岁的人拍《红嫂》。
政治是有人不愿意在电影中看到政治。而且他们在《寻枪》中看到了非政治的艺术。
政治是只在有立场的时候才有个人自由。不知道你是谁,哪里来的个人?不知道你站在哪个位置上,怎么有自由?
大陆电影有没有后政治时代来临的可能?
如果大陆有象《悲情城市》中128那样对待89的影片,后政治时代就开始了,然后才会有《南国》那样的后政治电影。
那个时代的来临过程中恐怕汗、泪、血都是要流的。中间还会有义和团和五四运动。而且,到时候还有没有电影、还有没有你我,都是未知数。不能因为后政治时代的遥远、而自己年轻时应该找到一些非政治的主流艺术电影来吹捧,就硬说现在大陆的电影已经不是政治了。
LIAR先生确实年轻。反驳别人时,居然引用美国电影“阴谋论”。他不是在比利时上学吗?我说他年轻,是因为他为什么对待具体的、我们身边的经验时,要引用一部美国大片?还说顾小白年轻,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进过局子。我个人拍片时曾被便衣带到市局让我说说清楚,他异常不满的“婴儿”先生蹲过六个月大狱。有些事实,并非假装看不见就不存在。
LIAR先生和为他帮腔的人们,如果你们不立刻堕落为影协的老评论家,政治的压力早晚要落到你们的头上,而且那将是你们的光荣。
LIAR先生之不认错,只能说明他非常政治,而又不愿承认。
LIAR先生之不认错,让我想起市局的口头禅:这里从来只有错放的,没有错抓的。
我维护一个人拍摄非他家乡的人生、非他本人生活、将现实戏剧化的权力,并非反对最朴素的现实主义。
况且,一个杭州人可能在得知自己有癌症之后,先想起来到西湖上划船看看月色。
况且,我个人8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见到的所谓“不正当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一水的黑西服。比如东华门切汇的,在动物园宾馆开间房收手续费收完了就跑去澳大利亚的。
如果比拟地书写一种生活不成立,那么艺术将多么地纯粹。但是,程耳就永远只能拍上海的小资,只有杨超可以拍摄河南人。甚至,作为一个非河南人,我感觉自己将没有权力评论一部河南人拍出来的河南影片。
那么,贾樟柯将永远只能拍山西人,章明永远只能拍四川人。
而且,刘冰鉴作为一个安徽人,跑到贵州去拍《哭泣的女人》,是否应该批判?
还有后来人。现在电影学院的一个研究生朱昱东,写了一个河南和广西民工在北京漂流的剧本,我看了,很好,他还在台湾拿了剧本奖,正在努力地要做出来。可他是个无锡人,到河南和广西的时间都不长,在北京的时间也不长,更不是个民工,我们该禁止他拍摄的努力吗?
有关是否只有电影学院的人才能谈电影,做电影:
我个人没有在北京电影学院上过学。
我私下曾经不止一次与别人瞎说:贾樟柯的长处就是在电影学院呆了四年而没有接受电影学院的任何影响。
北师大的教师我接触不多,接触了几次学生,他们把电影看得太神圣神秘。
第六代之后如果要有制作上的多元化,LIAR、顾小白都该拍电影。
曾经有人问我:“现在连孟京辉、朱文都拍电影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电影当然是人人都能拍、而且人人都该拍的。
有关《安》,
昨天下午我在北师大毕业的张亚璇那里,她讨厌作为影片的《安》。而我赞同。我想,她会继续讨厌下去,我会继续赞同下去。网上发表了反对或赞同意见的,都会继续下去。
但我看了《安》的小说、剧本和影片。张亚璇看了剧本和影片。
另,当时贾樟柯来电话咨询亚璇,大意问他应该与否对现在的讨论有态度。
最后,有关我个人。
我出演《巫山云雨》,对影片的贡献不大于江边的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