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AAC艺术中国(2010)十大年度艺术事件
发起人:自生自灭  回复数:0   浏览数:2140   最后更新:2011/04/29 12:43:49 by 自生自灭
[楼主] 自生自灭 2011-04-29 12:43:49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刘琼


古根海姆博物馆总馆前馆长托马斯-克伦斯来深演讲,计划在全球29个城市建馆

对于曾担任过古根海姆博物馆20年馆长的托马斯-克伦斯来说,在全球建立起多个古根海姆博物馆分馆,是他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在他的跨国扩张计划中,中国却是始终“跨不过”的槛。

26日下午,托马斯-克伦斯来到深圳规划大厦演讲,以最为成功的毕尔巴鄂分馆为例,讲述建筑与艺术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并坦然面对各种质疑。

一座博物馆“挽救”一座城

克伦斯自1988年起担任古根海姆基金会总裁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总馆馆长。在其任期内,古根海姆博物馆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实施扩张计划。由最初纽约第54大道的一个汽车展示棚改造的展览馆,建成了今天在全球拥有五处分馆的“连锁博物馆”。其中,以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分馆最为成功,创造了一座博物馆“挽救”一座城的奇迹,在全球引起轰动效应。

“1991年,我应邀前往毕尔巴鄂考察时,的确没兴趣。因为那是一个没落的、仅有60万人口的工业小城。”克伦斯坦率地说,在花了6年时间,在整个艺术界和基金会都抱着怀疑态度的情况下,毕尔巴鄂分馆终于1997年10月开幕。 根据克伦斯带来的数据(1998年-2009年),该馆10年间总投资为3.22亿美金。10年间,参观总人数达1290万,每年的投资回报额为2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博物馆本身的运营,而是对整座城市和周边区域带来的文化经济效益。”

如今,毕尔巴鄂一跃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连好莱坞的电影首映式也选在这里。默默无闻的毕尔巴鄂借助博物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转型。“这种毕尔巴鄂效应曾使得130多个国家想与古根海姆合作建立分馆。”克伦斯说。

毕尔巴鄂效应能否“再造”?

毕尔巴鄂分馆为何能建成?其运营成功因素有哪些?毕尔巴鄂效应在全球能否“再造”?面对现场观众和记者的疑问。克伦斯侃侃道来。

“应该说分馆的建设与这座城市的转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其顺利建成的重要原因。”克伦斯说,当年,毕尔巴鄂市政府正在进行城市复兴大计,决定修建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试图通过便利的地理条件吸引欧洲众多艺术爱好者,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博物馆成为这座工业小城都市更新计划的一环。政府因此斥资一亿美金动工兴建。

至于其成功运营的因素,克伦斯认为:一是其规模大,气场强;二是建筑本身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座外观用钛金属包裹的闪闪发光的建筑,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博物馆”;最好的展览规划和策展专业团队使得展览能长期保持高水准,并对观众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当然,古根海姆博物馆“网络”使得各分馆资源相互共享,节省运营费用,并有利于持续发展。

“只要条件允许,我相信这种效应能够再造,并呈现出更多新的可能性。”克伦斯说,“在这多元的社会里,我相信,政府、企业和个人能相互借力,创作出新的模式、再造毕尔巴鄂现象。”

在中国“碰壁”并非个案

的确,古根海姆从未放弃过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计划。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克伦斯多次来到中国,先后试图在香港、上海、北京开设分馆,但至今仍未落实。

对此,克伦斯向观众出示了一幅古根海姆(1991-2011)的计划图:“我们本计划在全球29个城市进行规划,但是目前只有5个美术馆建成。一个正在建,还有一个在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成功率只是25%左右而已。在中国‘碰壁’并非个案。”

“就中国而言。资金问题是一方面,古根海姆一直都不是很有钱的机构,建博物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中国政府并未决定花这么多钱来做这个项目;另外,我们要求展览和内容都按照古根海姆的标准独立运作,独立性得不到保障是计划搁浅的重要原因。”克伦斯说,开设分馆需要与合适的伙伴、研究、讨论、沟通,一步步推进,急不来。

古根海姆能落户深圳吗?

不过,据了解,古根海姆在上海建立分馆计划未能实现原因在于其出价太高,太不合理:在合作计划当中,所有的花费都由中方无偿投资,包括征用土地、投资兴建费、建馆建设费等。但所有管理层都由古根海姆指派。最后的利润他们拿走大头,中方只能拿小头。而谙熟西方艺术体制的策展人侯瀚如则认为:“古根海姆是否得以落户,不是钱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古根海姆是否有意愿发展当地的文化,带给当地文化一种远见和国际视野,是否给当地艺术家更大的平台和艺术空间。”

尽管如此,克伦斯仍表示,虽然未建立分馆,但并不影响古根海姆与中国美术馆间的密切合作。他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古根海姆就与中国合作“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大型展览。他也曾带来多个项目在北京、上海等地展览。

至于深圳,克伦斯说,虽然来中国已数十次,却是第一次来深圳。“这座城市年轻开放,通过与政府、城市规划者和艺术家的沟通对话,或许能产生出多元的、新的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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