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地球”翻拍街景获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来源:99艺术网
侯瀚如
编者按：侯瀚如和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之间经常就各种话题展开通信对话，这些对话公开发表在媒体上。在近日侯瀚如致汉斯函中，谈到具有“政治性的艺术”和“表现政治的艺术”话题。侯瀚如对国际社会最近犹如飓风般的事件深有感触，由此及彼，这位国际独立策展人也谈及了对艺术的一些新的思考。以下是信件全文：
过去的三个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3月11日日本地震以及带来的核危机（新西兰、中国、缅甸等地的地震相对而言都可忽略）；与此同时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每日在播报的伴随着眼泪和鲜血的街头对抗、武装斗争。这些都在继续，引向绝对不可知的方向。此外，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丑闻事件和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这些都会对你我的将来产生影响。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巴黎的人，而且你我都是敏感倾向的人，法国的政治从道义上讲都会和我们产生关联。与此同时，龙卷风几乎摧毁了阿拉巴马州整个小镇，而中国人尽管面临着审查和压迫也在辩论三峡大坝兴建对气候的影响，和其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仍然是洪涝干旱交加。新闻报道的图片看起来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恐怕没有比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报道这些事件更富有戏剧性的了。
再来看看我们小小的艺术圈，也同样刮起了飓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时于北京首都机场被捕，这个时间刚好在沙迦双年展开幕前一点点，而沙迦双年展总监Jack Persekian因为展出一件富有争议性的作品被解雇。当然，更悲剧的是，埃及艺术家Ahmed Basiony在1月28日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于塔里克广场抗议期间身亡。
我想非常有必要就这些悲剧性的事件和卷入这些事件相关的人做些事情。当然，更为紧迫地是有必要从社会、地理、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的现实和其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电视上直播出现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图片往往带有很多对事实的扭曲和误解。然而观众却全盘接受了，观众会认为这些图片显示的就是真正的事实。这点很值得庆幸，一些来自底层信息的通过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或者其他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角度，而且主流媒体如果不用经过审查或许也能看到一些反现实。
对于这些事件的多种解释，以及一些令人困惑的报道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信息革命一方面有助于发动基层来促进社会变革甚至引起政治革命，（这一点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就是明证),以及向一些政治机构施加压力的事件（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我们有目共睹）。而另一方面，这些活动只会被主流媒体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传播此类图片通常冒着一种持续的政治偷窥的风险，这往往需要对事件更长久更深刻的接触。
从根本上来讲这很矛盾。更进一步来讲，这类事件的报道更深刻的反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觉以及他的道德感。这也是权力游戏最真实最激烈的战场。大多数人在这场游戏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圈的人们，这些人经常混淆“政治艺术”和“政治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他们总是很拥护现场直播的逻辑，相信图片反映了现场，成为图片的即时消费方，而这抹杀了一个给定的现实的复杂性，或者说更多的现实。
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这一类即时报道的、已经发生了的、或者其他类诸如有异议的图片，而不是这种需要加入智力劳动、道德判断的现实，尤其是达到完全理解还得有一个临界距离和情报。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消解反映某一发生的具有轰动性的事件的标志或者符号（往往是地面上的悲惨状况），看到这种反映了人类痛苦遭遇的图片时内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内疚感，而这种情感需要得到安抚。与此同时，他只需要或许足够的符号，只是为了以防自己受困于这种状况，并不能真的去分担去遭遇这种真实的现实。这种程度的消解能够安慰观众在面对别人遭遇的不幸时所产生的道德焦虑和同情心，而通过真正的参与其中、共同感受这种命运来获得解脱。到最后，通过表达一种自然的同情心，观者甚至能感觉到某种程度的优越感。
这将导向同情和对多样性的复杂度的缩减。在多样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现实的复杂性和对真实的需要。艺术，尤其是政治艺术，而非“政治游戏的艺术”因此应减少做这些只是满足了消费者想象的已经被简化了的意见书，这一类的符合大众媒体预想的图像。换句话说，一位非西方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只是出于很基础的判断，而“欣赏”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程度而已。而这进一步把“奇怪”和“他人不可理解”转化成了消费的对象，然后获得他人的“支持”尤其是主导力量，比如说来自西方的认可，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地认识自己的优势才能面对其他。这种表述正是奥奎-恩维佐所说的“自由反射”。这种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18、19世纪普遍推广批判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人权主义观念。也有人称之为“人道主义反射”，就像无国界绿色和平组织那一类机构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本能，这些组织从来不会去质疑西方人权概念中的内部矛盾，它的价值和贯穿于西方殖民和新殖民主义历史所使用的手段。最终，这类组织通过全球化的殖民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揭示一种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幻影。
近期艺术界抱着极大的热情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营救和支持正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行为方式。我个人也在释放艾未未的呼吁上签名了。原则上来讲，逮捕一个艺术家，没有出示合法的证据，仅仅是出于限制他表达的自由和非暴力的行动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讲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情况的多样性，从更宽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滥用公民的权力，我们的抗议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临界点。于是，在这里一些很关键的问题需要提出来。
现今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力求运用一切手段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就包括了对他人生活和资源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不同政治体系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最终这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行为违反了他表面上的促进开放、自由和公平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团结的破坏和粉碎了在自由竞争的名义下的公平。更糟糕的是，它开辟了这样的路径，为了追求利润和自身利益鼓励腐败，通常是不道德的。讽刺的是，像今天的中国和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在相当程度上也正与现今的全球化模型保持一致，并且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权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无论是否是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名义下，还是以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借口，他们都已开始诉诸暴力和非法律手段来控制和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通常以捍卫人权和自由为借口，西方经常会支持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作为筹码与专制的政权就一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谈判。然而，当真正的反对专制政权和经济、政治霸权的政治起义出现时，西方往往是顾虑重重而不是提供实际的支持，或者在当权者的联盟无法再持续下去时，才站出来怯怯地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卷入起义的人们最终开始与国际暴力发生直接的对抗...据此，可以看看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
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
有趣的是，“全球艺术界”其实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跨国网络（可参考曼努-埃尔翠）的典型的组成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上是“后杜尚范式”和冷战后/殖民统治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事实上，可以说艺术市场是世界上最不规范的市场。进一步说，全球艺术世界也发展了一种“自由主义反射”，本能地不会去考虑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市场”这一提倡全球善良的公式所存在的内部矛盾，不再去深入思考社会公平、自由、平等或者人类的福利，系统地减少直接选择的形式，而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拥护这样的概念——“文明的冲突”。
这也解释了这种政治情调的本质，我们在全球艺术舞台上所看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和这个时代的审美化。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作品的兴趣也往往令人感叹政治论争的第一位性和其易于消解的表达方式引导了这种痴迷（比如“玩世现实主义”在90年代时被贴上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标签）。很明显，这是一种政治论争的形式和窥淫癖，这只能是默默加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的优越性。讽刺的是，这些做表面文章的“艺术家”却被推崇为在统一“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反抗力量，他们本身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状况或者授权系统之下的产品或者奸商。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浪潮中，这一类艺术家实际上属于经济解放进程中获益最大的新精英，这也证明了以上说法。
不幸的是，这是一种对于外部期望和压力的准被动反应。全球艺术界的很大一部分和中国艺术界，特别是选择迎合主流媒体、机构和市场需求而创作作品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是主流媒体、机构、市场在寻求“装点门面”，都是一些表面主义而非本质。大部分的成果往往是肤浅地“代表了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斗争”，往往内容空洞无物、没有深度、耸人听闻和极具表演性，更不用说独立、完整和真实的重要性了。他们只是表面上而不是概念上、思想上、政治上、道义上。通常这一类消费性的符号，或者说装点门面的符号，取代了真正的个性和奇异性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迎合了普通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趋势。英国作家 Tim Parks 近日指出，在全球文学界，为了吸引批评和媒体的注意力，一个人要把自己变为“人们的天才”，就是说，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代表，要专注于写一些“国家课题”而不是一些很个人化的故事，或者是跨国、跨文化的奇闻。结果，为了赢得被“理解”和被认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终究，任何需要文化的真知和个人的背景的创作都被放弃了。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位置：我们按照“既定的艺术系统”操作，但我们也很有必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感、独立性和完整性。要应对这种矛盾的状况，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真正的紧迫感不是屈服于这种装点门面的行为和事件，这些只能引发一些煽情的创作和真实情感的幻影。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对现实的复杂性、动态性、永久的变化性进行严格的审查，进行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从而针对今天动态的全球化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没有比这更为迫切了，淡化政治争论或者其他的一些被消费的情调，建立起一种对于现实批判性的认知、理解、评价的战略方式，从多种角度、开放地去理解“真相”。这应该提供了去思考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而不是“政治的艺术”（或者权力游戏艺术）。真正的政治艺术是为社会和人类理想的政治工程提供愿景。很多学者包括Jacques Rancière也曾讨论过le politique（人类社会的存在在于使所有人都能享有公正）和 la politique（社会体系的物化在于维持权力关系和其运作）的区别，这点很有必要记住。处理这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可能冒着会短路的风险，人很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纠缠中，而不去探索参与政治的真正的现实意义。了解到这点，就可以明白现在艺术界最为重要的创新工作其实正被这些消费主义的逻辑和政治情调的遗留物或者其他种种的消费主义所抑制了。
我们是时候重新考虑布莱希特关于“创造疏远影响creating Verfremdungseffekt (distancing effect), ” 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了，这一概念提供了就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关键的道德伦理的立场，与公众以一种真诚的、互动的方式进行分享，迈向一个维持和共享着多样性、复杂性、相互尊敬和团结的公众参与的真正民主的空间。
附：
侯瀚如，1963年生于广州，198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88年硕士毕业。1990年后移居巴黎。现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州沃克艺术中心国际艺术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当代艺术奖评委。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英文文集《在中间地带》于2002年出版。
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Hans Ulrich Obrist（1968 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是一位知名美术馆馆长及艺术批评家，曾在欧洲各国和中国工作，组织一些重要的博览会。Obrist 目前担任欧洲艺术博览会计划 (Exhibitions and Programmes) 副主任和伦敦蛇行画廊 (Serpentine Gallery) 国际项目部主任。他曾就任巴黎和维也纳数所美术馆的馆长。他组织的重要展览之一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主题为“ 别样：现代化实验的一个特殊空间”。
（英文原文链接: URGENT IS TO TAKE A DISTANCE ——A letter from Hou Hanru to Hans Ulrich Obrist)
侯瀚如
编者按：侯瀚如和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之间经常就各种话题展开通信对话，这些对话公开发表在媒体上。在近日侯瀚如致汉斯函中，谈到具有“政治性的艺术”和“表现政治的艺术”话题。侯瀚如对国际社会最近犹如飓风般的事件深有感触，由此及彼，这位国际独立策展人也谈及了对艺术的一些新的思考。以下是信件全文：
过去的三个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3月11日日本地震以及带来的核危机（新西兰、中国、缅甸等地的地震相对而言都可忽略）；与此同时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每日在播报的伴随着眼泪和鲜血的街头对抗、武装斗争。这些都在继续，引向绝对不可知的方向。此外，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丑闻事件和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这些都会对你我的将来产生影响。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巴黎的人，而且你我都是敏感倾向的人，法国的政治从道义上讲都会和我们产生关联。与此同时，龙卷风几乎摧毁了阿拉巴马州整个小镇，而中国人尽管面临着审查和压迫也在辩论三峡大坝兴建对气候的影响，和其所带来的潜在的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仍然是洪涝干旱交加。新闻报道的图片看起来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恐怕没有比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报道这些事件更富有戏剧性的了。
再来看看我们小小的艺术圈，也同样刮起了飓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时于北京首都机场被捕，这个时间刚好在沙迦双年展开幕前一点点，而沙迦双年展总监Jack Persekian因为展出一件富有争议性的作品被解雇。当然，更悲剧的是，埃及艺术家Ahmed Basiony在1月28日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于塔里克广场抗议期间身亡。
我想非常有必要就这些悲剧性的事件和卷入这些事件相关的人做些事情。当然，更为紧迫地是有必要从社会、地理、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的现实和其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电视上直播出现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图片往往带有很多对事实的扭曲和误解。然而观众却全盘接受了，观众会认为这些图片显示的就是真正的事实。这点很值得庆幸，一些来自底层信息的通过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或者其他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角度，而且主流媒体如果不用经过审查或许也能看到一些反现实。
对于这些事件的多种解释，以及一些令人困惑的报道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信息革命一方面有助于发动基层来促进社会变革甚至引起政治革命，（这一点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就是明证),以及向一些政治机构施加压力的事件（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我们有目共睹）。而另一方面，这些活动只会被主流媒体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传播此类图片通常冒着一种持续的政治偷窥的风险，这往往需要对事件更长久更深刻的接触。
从根本上来讲这很矛盾。更进一步来讲，这类事件的报道更深刻的反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觉以及他的道德感。这也是权力游戏最真实最激烈的战场。大多数人在这场游戏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圈的人们，这些人经常混淆“政治艺术”和“政治的艺术”这两个概念，他们总是很拥护现场直播的逻辑，相信图片反映了现场，成为图片的即时消费方，而这抹杀了一个给定的现实的复杂性，或者说更多的现实。
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这一类即时报道的、已经发生了的、或者其他类诸如有异议的图片，而不是这种需要加入智力劳动、道德判断的现实，尤其是达到完全理解还得有一个临界距离和情报。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消解反映某一发生的具有轰动性的事件的标志或者符号（往往是地面上的悲惨状况），看到这种反映了人类痛苦遭遇的图片时内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内疚感，而这种情感需要得到安抚。与此同时，他只需要或许足够的符号，只是为了以防自己受困于这种状况，并不能真的去分担去遭遇这种真实的现实。这种程度的消解能够安慰观众在面对别人遭遇的不幸时所产生的道德焦虑和同情心，而通过真正的参与其中、共同感受这种命运来获得解脱。到最后，通过表达一种自然的同情心，观者甚至能感觉到某种程度的优越感。
这将导向同情和对多样性的复杂度的缩减。在多样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现实的复杂性和对真实的需要。艺术，尤其是政治艺术，而非“政治游戏的艺术”因此应减少做这些只是满足了消费者想象的已经被简化了的意见书，这一类的符合大众媒体预想的图像。换句话说，一位非西方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的价值只是出于很基础的判断，而“欣赏”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程度而已。而这进一步把“奇怪”和“他人不可理解”转化成了消费的对象，然后获得他人的“支持”尤其是主导力量，比如说来自西方的认可，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地认识自己的优势才能面对其他。这种表述正是奥奎-恩维佐所说的“自由反射”。这种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18、19世纪普遍推广批判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人权主义观念。也有人称之为“人道主义反射”，就像无国界绿色和平组织那一类机构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本能，这些组织从来不会去质疑西方人权概念中的内部矛盾，它的价值和贯穿于西方殖民和新殖民主义历史所使用的手段。最终，这类组织通过全球化的殖民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揭示一种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幻影。
近期艺术界抱着极大的热情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营救和支持正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行为方式。我个人也在释放艾未未的呼吁上签名了。原则上来讲，逮捕一个艺术家，没有出示合法的证据，仅仅是出于限制他表达的自由和非暴力的行动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讲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情况的多样性，从更宽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滥用公民的权力，我们的抗议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临界点。于是，在这里一些很关键的问题需要提出来。
现今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力求运用一切手段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就包括了对他人生活和资源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不同政治体系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最终这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行为违反了他表面上的促进开放、自由和公平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团结的破坏和粉碎了在自由竞争的名义下的公平。更糟糕的是，它开辟了这样的路径，为了追求利润和自身利益鼓励腐败，通常是不道德的。讽刺的是，像今天的中国和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在相当程度上也正与现今的全球化模型保持一致，并且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权力上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无论是否是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名义下，还是以反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借口，他们都已开始诉诸暴力和非法律手段来控制和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通常以捍卫人权和自由为借口，西方经常会支持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作为筹码与专制的政权就一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谈判。然而，当真正的反对专制政权和经济、政治霸权的政治起义出现时，西方往往是顾虑重重而不是提供实际的支持，或者在当权者的联盟无法再持续下去时，才站出来怯怯地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卷入起义的人们最终开始与国际暴力发生直接的对抗...据此，可以看看在利比亚和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
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
有趣的是，“全球艺术界”其实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跨国网络（可参考曼努-埃尔翠）的典型的组成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上是“后杜尚范式”和冷战后/殖民统治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事实上，可以说艺术市场是世界上最不规范的市场。进一步说，全球艺术世界也发展了一种“自由主义反射”，本能地不会去考虑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市场”这一提倡全球善良的公式所存在的内部矛盾，不再去深入思考社会公平、自由、平等或者人类的福利，系统地减少直接选择的形式，而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拥护这样的概念——“文明的冲突”。
这也解释了这种政治情调的本质，我们在全球艺术舞台上所看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和这个时代的审美化。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作品的兴趣也往往令人感叹政治论争的第一位性和其易于消解的表达方式引导了这种痴迷（比如“玩世现实主义”在90年代时被贴上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标签）。很明显，这是一种政治论争的形式和窥淫癖，这只能是默默加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的优越性。讽刺的是，这些做表面文章的“艺术家”却被推崇为在统一“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反抗力量，他们本身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状况或者授权系统之下的产品或者奸商。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浪潮中，这一类艺术家实际上属于经济解放进程中获益最大的新精英，这也证明了以上说法。
不幸的是，这是一种对于外部期望和压力的准被动反应。全球艺术界的很大一部分和中国艺术界，特别是选择迎合主流媒体、机构和市场需求而创作作品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是主流媒体、机构、市场在寻求“装点门面”，都是一些表面主义而非本质。大部分的成果往往是肤浅地“代表了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斗争”，往往内容空洞无物、没有深度、耸人听闻和极具表演性，更不用说独立、完整和真实的重要性了。他们只是表面上而不是概念上、思想上、政治上、道义上。通常这一类消费性的符号，或者说装点门面的符号，取代了真正的个性和奇异性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迎合了普通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趋势。英国作家 Tim Parks 近日指出，在全球文学界，为了吸引批评和媒体的注意力，一个人要把自己变为“人们的天才”，就是说，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代表，要专注于写一些“国家课题”而不是一些很个人化的故事，或者是跨国、跨文化的奇闻。结果，为了赢得被“理解”和被认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终究，任何需要文化的真知和个人的背景的创作都被放弃了。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位置：我们按照“既定的艺术系统”操作，但我们也很有必要保持自己的道德感、独立性和完整性。要应对这种矛盾的状况，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真正的紧迫感不是屈服于这种装点门面的行为和事件，这些只能引发一些煽情的创作和真实情感的幻影。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对现实的复杂性、动态性、永久的变化性进行严格的审查，进行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从而针对今天动态的全球化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没有比这更为迫切了，淡化政治争论或者其他的一些被消费的情调，建立起一种对于现实批判性的认知、理解、评价的战略方式，从多种角度、开放地去理解“真相”。这应该提供了去思考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而不是“政治的艺术”（或者权力游戏艺术）。真正的政治艺术是为社会和人类理想的政治工程提供愿景。很多学者包括Jacques Rancière也曾讨论过le politique（人类社会的存在在于使所有人都能享有公正）和 la politique（社会体系的物化在于维持权力关系和其运作）的区别，这点很有必要记住。处理这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可能冒着会短路的风险，人很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纠缠中，而不去探索参与政治的真正的现实意义。了解到这点，就可以明白现在艺术界最为重要的创新工作其实正被这些消费主义的逻辑和政治情调的遗留物或者其他种种的消费主义所抑制了。
我们是时候重新考虑布莱希特关于“创造疏远影响creating Verfremdungseffekt (distancing effect), ” 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了，这一概念提供了就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关键的道德伦理的立场，与公众以一种真诚的、互动的方式进行分享，迈向一个维持和共享着多样性、复杂性、相互尊敬和团结的公众参与的真正民主的空间。
附：
侯瀚如，1963年生于广州，198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88年硕士毕业。1990年后移居巴黎。现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州沃克艺术中心国际艺术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当代艺术奖评委。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英文文集《在中间地带》于2002年出版。
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 Hans Ulrich Obrist（1968 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是一位知名美术馆馆长及艺术批评家，曾在欧洲各国和中国工作，组织一些重要的博览会。Obrist 目前担任欧洲艺术博览会计划 (Exhibitions and Programmes) 副主任和伦敦蛇行画廊 (Serpentine Gallery) 国际项目部主任。他曾就任巴黎和维也纳数所美术馆的馆长。他组织的重要展览之一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主题为“ 别样：现代化实验的一个特殊空间”。
（英文原文链接: URGENT IS TO TAKE A DISTANCE ——A letter from Hou Hanru to Hans Ulrich Ob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