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论车间博客
1-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国际双年展构架，今天才露出了的真容：国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告板。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对自己的后共产主义主体身份的国际的玩弄和操作，用自己的艺术行动来装饰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是掉入黑格尔所说的坏的无限、坏的多样性之中了：我们拿我们的丰富，去增加一个他们需要的新品种，去成全他们身上的multiplitude。我们抱着美好的愿望，将作品展示到国际，那美好的许诺上，结果发现，我们原来只是在与像腐败的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和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那样的组织打交道，为它们代表，为它贴金。而我们从西方的同行那里了解到，这常常是他们不屑于理睬的。
那么，就留在我们这个现代民族-国家里自己搞搞？实际上一直也只是在这样自搞搞着的，现在是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呀！
2-为什么“国际”两字会勾起我们那么美好的记忆和期待？这本身很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总是以美好地想象“国际”始，而以被盘踞在各种国际地盘上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那些别有用心、唯利是图的人所利用终？而如今，“国际”早已成为进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道门槛：你还能为这已经五花八门、一应齐全的国际艺术展示目录添上什么？
国际怎么就从左变成了右？
这一切当然要追溯到国际共运史里的各个“国际”的走马灯式的流产上。“国际”曾是全世界身抱平等主义解放理想的人们的一个许诺，它从未完全定型，但一直在被呵护和推动。它总是正在到来，但未真正到达的。它只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一个先期到来的未来。它具有幽灵的结构。我们见到的、打过交道的那个国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诡计。它不配我们心中怀抱的那一“国际”。
3-哲学家德里达认为，一个新国际到来，总必须先冲破目前狭隘而虚伪的人权话语，击碎目前流行的国际商品-金融市场法则、外债结构、技术-科学与军事-经济发展的骇人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实际上，在地球和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今天这样，有那么多的暴力、不平等、排外、饥饿，经济剥削对人的压迫，也从来没有像在今天那样残酷过。我们的新国际，是要在目前的普遍的国际反人类罪、普遍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之中，为每一个人寻找到一种新的国际权利，使每一个人都被亲和，每一个人都来共同受苦，并共同希望。这一国际是在人类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和平的关系：不要纪念碑、不要册封，不要头衔，不要机构，不要名字，不要契约，不要祖国，不要阶级（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127，141页）。它是作为一个幽灵空间，先期来到我们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比如说萦绕于威尼斯的展览区的空荡荡里的；它还只是一个影子，被国际酒会上叮当的香槟杯子冷落到了一旁。它的似乎正离开或依稀的到来，继续使我们像哈姆莱特那样，战战兢兢，辗转反侧。它是那一方我们已共同失去的古老家园（141页）。
德里达认为，这一新国际将是一种联合的友爱，一种哪怕从来没有相信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式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之弥赛亚-末世角色的人之间的联合之友爱。哪怕不以第几国际为形式，不以政党为形式，不以工人国际为形式，它也仍将停留在我们对国际法的批判、对国家和民族的的批判、对任何专制和不平等的批判和抗争之中：我们呼唤它的到来，是为了首先激活我们的批判，并使之激烈化。它在我们的斗争、抗争和战斗之中。
所以，“国际”不是足球世界杯决赛圈，不是国际艺术市场景气指数的所指，而是用来激活和拔高我们本地努力奋斗，诱发我们行动上的普遍性的一种神圣的许诺。
4-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出路，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起点，是赶快觉醒，摆脱国际双年展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政治宣传计划，重新对“国际”抱一种开放的姿态：国际是正在到来的，这种对人类的全新的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期待，还只是一种伟大的许诺；我们的一切迎接的姿态，都必须是同时弥赛亚式和末世式：弥赛亚的意思是，它已先潜伏到我们的身边，像幽灵一样先期到达；末世是指这是预先写好的结局，最后都得照那个脚本来。
我们的新国际不是西方帮我们建好，走向国际，不是我们投入他们的某种人道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怀抱。它是我们立足当前，去向一个正在到来的无名群体（无产阶级，各种面目恐怖的新政治主体）的呼吁、声诉。这个无名的群体是由正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新的政治主体、新的全球独特性，来不断构成和汇合。我们不断将新的赌注押到它的头上。我们冒险，并担着重大的责任。
这是摆脱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找政治项目来承包的难堪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机入口：突现我们每一个艺术行动的“国际”性，先撇开西方艺术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会儿。
5-建立新国际的责任，至少是在知识分子和学术圈里，历史上曾以一次比另一次更大的祈使，更大的迫切性，作为头号任务，回到那些抱着某种教义、也就是带着以政治或理论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霸权的人头上。这一任务，这一未完成的计划，如今是落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头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国际，才配得上一个同时带着本地独特性和全球普遍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追求，或，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艺术国际，才能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它现在的泥潭里拉出来？
在这事上头，责任大于继承：我们的艺术行动意在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国际，前者是献给后者的，先有这样一个艺术国际的雏形，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才能得到它的福佑。
不以这样一个新艺术国际为根据地，中国的当代艺术将是时时落空的，其它的姿态，也都将是悬浮的；以这样一个艺术新国际为依归，中国当代艺术才能大气和挺拔。
6-我们与这个艺术新国际之间的关系，既属责任，也算继承。
这一责任，首先也是一种继承。整个星球上的人，今天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了。也就是说，我们都肩负着那一关于人类的平等-解放的方案-计划的绝对的独特性，或者说是一种许诺，以哲学和科学为形式，引领着我们每天的奋斗。这一方案-计划不是宗教式的，也不是知识式的，也不是属于民族或国家的，这一计划-方案的形式仍是绝对独特的。它的到来这一事件，是既独特、又全整，又不可捉摸的，有时是通过否定，有时是通过哀悼的工作（同上，149页）。是在失败和消失后，我们才更执着于它的。
它的重新到来，仍将是史无前例，在人类、世界和地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某些事件突然第一次与社会组织的全球形式相连，与一个以普遍事业为职志的政党、与一个工人运动、与一个国家联合体相连。这一系列的新事件，将会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关于什么是社会、经济、国家主体消亡的概念，尽管它曾在人类记忆中落下了创伤，这一独特的试探性的一步，还是迈出了。一种全新的弥赛亚式许诺，还是在历史中打下了入驻的独特印记。对于这种许诺，我们无法不成为其继承者。而要继承，就没法不承担责任。而继承总是对于一种旧债的重申，一种批判式、挑选式和过滤式的重申（148）。我们总是像哈姆莱特那样，要在几个幽灵中辨认哪一个是他父亲，是必须去继承的。
7-只有一个艺术新国际，才能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它目前的昏睡中拉醒，推到任重道远的起跑线上。
1-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国际双年展构架，今天才露出了的真容：国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广告板。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对自己的后共产主义主体身份的国际的玩弄和操作，用自己的艺术行动来装饰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是掉入黑格尔所说的坏的无限、坏的多样性之中了：我们拿我们的丰富，去增加一个他们需要的新品种，去成全他们身上的multiplitude。我们抱着美好的愿望，将作品展示到国际，那美好的许诺上，结果发现，我们原来只是在与像腐败的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和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那样的组织打交道，为它们代表，为它贴金。而我们从西方的同行那里了解到，这常常是他们不屑于理睬的。
那么，就留在我们这个现代民族-国家里自己搞搞？实际上一直也只是在这样自搞搞着的，现在是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呀！
2-为什么“国际”两字会勾起我们那么美好的记忆和期待？这本身很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总是以美好地想象“国际”始，而以被盘踞在各种国际地盘上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那些别有用心、唯利是图的人所利用终？而如今，“国际”早已成为进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道门槛：你还能为这已经五花八门、一应齐全的国际艺术展示目录添上什么？
国际怎么就从左变成了右？
这一切当然要追溯到国际共运史里的各个“国际”的走马灯式的流产上。“国际”曾是全世界身抱平等主义解放理想的人们的一个许诺，它从未完全定型，但一直在被呵护和推动。它总是正在到来，但未真正到达的。它只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一个先期到来的未来。它具有幽灵的结构。我们见到的、打过交道的那个国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诡计。它不配我们心中怀抱的那一“国际”。
3-哲学家德里达认为，一个新国际到来，总必须先冲破目前狭隘而虚伪的人权话语，击碎目前流行的国际商品-金融市场法则、外债结构、技术-科学与军事-经济发展的骇人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实际上，在地球和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今天这样，有那么多的暴力、不平等、排外、饥饿，经济剥削对人的压迫，也从来没有像在今天那样残酷过。我们的新国际，是要在目前的普遍的国际反人类罪、普遍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之中，为每一个人寻找到一种新的国际权利，使每一个人都被亲和，每一个人都来共同受苦，并共同希望。这一国际是在人类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和平的关系：不要纪念碑、不要册封，不要头衔，不要机构，不要名字，不要契约，不要祖国，不要阶级（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127，141页）。它是作为一个幽灵空间，先期来到我们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比如说萦绕于威尼斯的展览区的空荡荡里的；它还只是一个影子，被国际酒会上叮当的香槟杯子冷落到了一旁。它的似乎正离开或依稀的到来，继续使我们像哈姆莱特那样，战战兢兢，辗转反侧。它是那一方我们已共同失去的古老家园（141页）。
德里达认为，这一新国际将是一种联合的友爱，一种哪怕从来没有相信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式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之弥赛亚-末世角色的人之间的联合之友爱。哪怕不以第几国际为形式，不以政党为形式，不以工人国际为形式，它也仍将停留在我们对国际法的批判、对国家和民族的的批判、对任何专制和不平等的批判和抗争之中：我们呼唤它的到来，是为了首先激活我们的批判，并使之激烈化。它在我们的斗争、抗争和战斗之中。
所以，“国际”不是足球世界杯决赛圈，不是国际艺术市场景气指数的所指，而是用来激活和拔高我们本地努力奋斗，诱发我们行动上的普遍性的一种神圣的许诺。
4-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出路，或者说一个重要的起点，是赶快觉醒，摆脱国际双年展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政治宣传计划，重新对“国际”抱一种开放的姿态：国际是正在到来的，这种对人类的全新的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期待，还只是一种伟大的许诺；我们的一切迎接的姿态，都必须是同时弥赛亚式和末世式：弥赛亚的意思是，它已先潜伏到我们的身边，像幽灵一样先期到达；末世是指这是预先写好的结局，最后都得照那个脚本来。
我们的新国际不是西方帮我们建好，走向国际，不是我们投入他们的某种人道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怀抱。它是我们立足当前，去向一个正在到来的无名群体（无产阶级，各种面目恐怖的新政治主体）的呼吁、声诉。这个无名的群体是由正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新的政治主体、新的全球独特性，来不断构成和汇合。我们不断将新的赌注押到它的头上。我们冒险，并担着重大的责任。
这是摆脱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找政治项目来承包的难堪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机入口：突现我们每一个艺术行动的“国际”性，先撇开西方艺术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会儿。
5-建立新国际的责任，至少是在知识分子和学术圈里，历史上曾以一次比另一次更大的祈使，更大的迫切性，作为头号任务，回到那些抱着某种教义、也就是带着以政治或理论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霸权的人头上。这一任务，这一未完成的计划，如今是落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头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国际，才配得上一个同时带着本地独特性和全球普遍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追求，或，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艺术国际，才能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它现在的泥潭里拉出来？
在这事上头，责任大于继承：我们的艺术行动意在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国际，前者是献给后者的，先有这样一个艺术国际的雏形，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才能得到它的福佑。
不以这样一个新艺术国际为根据地，中国的当代艺术将是时时落空的，其它的姿态，也都将是悬浮的；以这样一个艺术新国际为依归，中国当代艺术才能大气和挺拔。
6-我们与这个艺术新国际之间的关系，既属责任，也算继承。
这一责任，首先也是一种继承。整个星球上的人，今天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了。也就是说，我们都肩负着那一关于人类的平等-解放的方案-计划的绝对的独特性，或者说是一种许诺，以哲学和科学为形式，引领着我们每天的奋斗。这一方案-计划不是宗教式的，也不是知识式的，也不是属于民族或国家的，这一计划-方案的形式仍是绝对独特的。它的到来这一事件，是既独特、又全整，又不可捉摸的，有时是通过否定，有时是通过哀悼的工作（同上，149页）。是在失败和消失后，我们才更执着于它的。
它的重新到来，仍将是史无前例，在人类、世界和地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某些事件突然第一次与社会组织的全球形式相连，与一个以普遍事业为职志的政党、与一个工人运动、与一个国家联合体相连。这一系列的新事件，将会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关于什么是社会、经济、国家主体消亡的概念，尽管它曾在人类记忆中落下了创伤，这一独特的试探性的一步，还是迈出了。一种全新的弥赛亚式许诺，还是在历史中打下了入驻的独特印记。对于这种许诺，我们无法不成为其继承者。而要继承，就没法不承担责任。而继承总是对于一种旧债的重申，一种批判式、挑选式和过滤式的重申（148）。我们总是像哈姆莱特那样，要在几个幽灵中辨认哪一个是他父亲，是必须去继承的。
7-只有一个艺术新国际，才能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它目前的昏睡中拉醒，推到任重道远的起跑线上。
指吴鸿做的那个艺术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