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英二的艺术空间
就如现在发生广东的“悦悦”悲剧，很 多人把社会文化的堕落归因于制度，并热衷于两者的相关探讨。感觉就好像把帽子缺陷归因于外衣，讨论的是帽子和外衣的搭配关系，而忽视的恰恰是它们的共同主 体，因为帽子和外衣对于人来说，只是陪衬的存在。制度与文化，是同样的上层建构，它们是被主体构建的。现代主义以来，是资本的运作形态决定了现代性的制 度、法律、文化、艺术乃至价值观念，只有资本才是决定现代社会的主体。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既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抽象理念，又是社会的实 在系统”。“资本”是现代主义的唯一主体。只要确定了资本是现代主义的唯一主体。就可以来理解 “现代性”乃至当代性。因为在这个主体面前，原先的所有主体都已经瓦解了。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主体”，到了资本这个主体面前，人就不再是经 典的人，而成了物，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启蒙是人文主义对神的胜利，那么现代性就是资本对人的物化历史。在现代主义的物化观念中，一切都 是可以用作交换的物品，对于资本来说，物越是发展，就越是能牢固地控制人类的命运，人就越失去自身的价值，因为人离开了物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类的极度物 化，就是“非人化”，而“非人化”的物质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冷漠社会。
就如艺术对于现代主义的主体来说，艺术家也不再是经典的艺术家。艺 术家的劳动也只是一种交换，是可以产生利润的一个环节。艺术家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物性，即在于艺术家可能被“物化”程度。当代艺术品“天价”的产生，就是对 艺术家个体作物化处理的结果。艺术和艺术品的市场化，当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以后，艺术家就只是艺术品的附属物。
这就是为什么说：“艺 术的主体是艺术品而不是艺术家”，是艺术作品的集合构成了艺术的主体，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整体性”来思考。因为只有在艺术品的概念里，才能展开有关艺术的 “整体性”讨论。在艺术品中，即存在艺术的创作者，也存在艺术的接受者，即有其社会的流通性，也存在作品本身的文化性和社会性。
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整体性在起源上先于个体性，宇宙起源中所包含，或潜蕴的整体性是基本的物理形态。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性具有不可剥夺性。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就必须是立足于“整体论”，而不是来自于“构成论”。
西方概念中的“前现代”是整体思维时代。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更多强调的是同一性，强调自然、真理、理念、形式中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这种整体性思维，体现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由此构建了适应资本的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
然 而，现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却是“去整体主义”。如何认识这种背反现象？现代文化思潮的变迁，都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相适应。人类没有足够的自由，生 产和交换的自由就无从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确立，资本主义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资本的活动需要足够的自由，而资本喜欢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个被隔离 的自由的个体，而不是一种有协调性的整体。对于现代主义来说，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第一原则。也就是说，“去整体主义”的意 识形态正是资本的“整体性建构”中至为重要的部分。
然而，个性所具有的只是虚幻性，个人自由的场景似乎给了你引以自豪的选择权，但并不负 责你自由的后果，个体最不能把握的就是自己的命运。就如在中国的魏晋六朝，当玄学走向极至之时，个性极度张扬，“口谈虚浮，不遵礼法，时俗放荡，风教陵 迟”，宏大叙事的“天下”观念受到嘲弄，传统价值几乎坍塌。然而，六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战乱频仍，成了衰败社会的某种 标识。
因此，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自由主义原则并不是一个能够作为思想基础的理念。资本追求“利润”，就如动物本能性的觅食。事实上，在 “资本为统治地球而奋斗”的二十世纪。作为整体性理念的，康德—黑格尔绝对国家理想在世界范围的冲突中被四分五裂。在这个时代发生的利益分赃，殖民战争、 世界大战，以及无穷尽的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意识形态对抗和文化冲突。现代主义在全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尼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看到了变化和否定因素，处在危机的中心，作为黑格尔传统的终点，尼采哲学标志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理性与非理性，整体性和个人主义原则， “国家叙事” 和“生命政治”被同构在一个思想体系，这也使得尼采的反理性、反启蒙思想，同时又能成为理性和“整体性建构”的推动力。 如何来解释这样一种“反启蒙的启蒙现象”呢？
从黑格尔“终结理论”的绝对精神，到尼采哲学的“非理性坚持”，在意的都是“资本”这个现代主义的主体。
对 于尼采的右翼追随者来说，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普遍性意识。意识的终结即历史的终结，这和黑格尔-科耶夫的“历史已经终结在理性专制的普遍性同质国家”这个 结论一致。他们都信奉由哲学和观念创造历史。不需要对抗斗争，不需要更多的社会实验工程，世界已处于一均质的状态，资本和自由民主的组合占据统治地位，所 有其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将无可挽回的成为过去。文化不复存在，从先民到末人，这就是尼采的末人世界。
末人世界体现在尼采哲学的左翼， 哲学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领域，走向了与实证逻辑体系决裂的反理性主义。就如，利奥塔将“后现代”的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拒斥宏观理 论，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后现代”在理论上的普遍特征可归纳为：去“中心”、斥“整体”、非“理性”、远“结构”、解构、反“基础”，远离大众、强调个 体性、暂时性、特殊性、差异性、不确定性、非延续性、非方向性、非目的性、非抽象性等等。尼采哲学的后现代主义，首先影响了艺术，次及文学、人类学、社会 学、教育学，衍生出文艺作品的私人化、身体化、欲望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崇高化、非英雄化、零散化和小叙事。
尼采的左翼和右翼信徒 共同建构了现代性，乃至当代性，如巴塔耶、福柯、和德勒兹解构了 “社会政治” 的整体性，和社会意识的普遍性；建构了从个人生活层面展开的“生命政治”，或微观政治，从“身体本体论”出发，以身体的感性欲望来解构普遍性意识。而右翼 信徒除了利用哲学的修辞，以“终结论”和“普世”理念来修复资本主义的脆弱结构，并经历了一个实在的“整体性建构”过程。从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的确立，到 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化；从世银，世贸，到文化艺术的一体化过程，重新奠定了当代社会的整体性格局。
这种貌似矛盾的，“解构”和“建构”的 左右政治，就是尼采为资本主义指明的道路。尼采以“永恒轮回”，替代黑格尔“历史终极论”的绝对精神，但坚持的仍然是资本作为主体的“权力意志”。尼采哲 学完成了“挽救”资产阶级精神的“社会任务”，指出了一条能避免发生严重社会冲突的道路。与社会革命理论相对照，尼采哲学令人迷惑地阐述了一种“生物学” 革命。这种革命完全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的特权，并热情地捍卫了资本作为主体的存在。
尼采承认，只要是迎合大众的，就是一种“末人”的选择， 而这其实是一种谎言。民众信仰的“真理”（谎言）都不过是哲人“权力意志”的创造。就如列奥·施特劳斯说，柏拉图主义将“谎言”设定为真理，但事实上，背 后隐含的恰恰是对等级秩序的捍卫。于是，那些迎合大众的，“解构”的，生命的，微观的，身体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真理”（谎言），所隐含的恰恰是以资 本作为主体的“整体性建构”过程。
这便告诉我们，哲人明白其里，而民众则受他欺骗。作为谎言的信仰，“真理”在此是“显白”教诲，而柏拉 图的“等级秩序”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则是其实在的“隐微”教诲。柏拉图曾说，一个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尼采亦认为，一种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腊悲 剧这样高贵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此时的尼采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即：真理对个人及共同体的生命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须用谎言掩盖起来。
这也就可以理解，尼采的左翼哲学作为一种“谎言”，是对大众的“显白”教诲。其背后是尼采的右翼对现代主义体制的认同和建构，此即它的“隐微”教诲。换言之，正是作为谎言这一“显白”教诲，才使得“隐微”教诲成为可能。
在 这里，“显白”与“隐微”并不是视角的内在之别，而是视角的高下之分。尼采说：“显白论者---由下至上看事物，而隐微论者则由上至下。”可见，作为一种 “整体性”视角，“隐微”视角不仅高于、而且包容和肯定了“显白”视角。这意味着，“整体性建构”不仅仅是高于、而且包容并认肯了所有这些谎言。在这个意 义上，尼采已经预示了“整体性”认同与叙事的必然性。
从柏拉图完美城邦的“高贵谎言”，到黑格尔历史终结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非理性的“永恒返回”，都是作为掌握和洞悉了历史进程秘密的智者，但重要的是，其中实在的的“隐微”教诲则始终是“整体性”的普遍性意识，是对于一种普遍同质社会的坚持。
如 此也就可以理解，在上世纪中叶，当资本遭遇了深度的“利润”危机时，后现代理论在“消除国家/社会，乃至科技/人文边界”的“显白”教诲。是如何的为资本 全球市场的扩张（隐微）鸣锣开道。也就可以在理解，所谓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微妙关系。如果确认了资本的主体性，也就可以想象，欧美资本的整合建构必然会 决定这个世界今后的走向。而能影响这种走向的，不会是文化，也不是它的制度，而只能是在于与主体相对的，能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
无论是发 生在广东的“悦悦”悲剧，还是发生在北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当个人主义的，生命政治的“显白” 教诲成为文化艺术的主流时；当现代主义文化把“生命”和“个体”建构成一种文化形式时；当资本在现代科技的簇拥下让商品，和欲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时； 当“去整体”的文化形式使社会变的冷漠、无序、分裂与破碎时；当“显白” 教诲施予人类的“生命视野”，和“构成性思维”影响到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时，作为文艺的批评是继续一种“显白”贩卖，还是更需要强调一种“整体性”的批判逻 辑呢？
因此说“整体性”是一个当代问题，如果作为现代主义的主体，其建构仍然是整体的；如果现代主义逻辑的“隐微”教诲始终是一种普遍性 意识，那么叙事也应该是整体的。普通大众每天都在用货币购买欲望，中国买家正在热心的接手“天价”的当代艺术，对于一个“物化”的人类社会，文化批评的角 色是在于推动“显白” 教诲，还是在于“唤醒”，或者是需要一种“新的整体性建构”？重要的是，无论唤醒还是建构，都不是源自于各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支点，而是在于对社会经济政治 历史本质规律的“整体性”把握。
所以说，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应该是“宏大叙事”的，真正的批判应该是“整体性”的。也就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
就如现在发生广东的“悦悦”悲剧，很 多人把社会文化的堕落归因于制度，并热衷于两者的相关探讨。感觉就好像把帽子缺陷归因于外衣，讨论的是帽子和外衣的搭配关系，而忽视的恰恰是它们的共同主 体，因为帽子和外衣对于人来说，只是陪衬的存在。制度与文化，是同样的上层建构，它们是被主体构建的。现代主义以来，是资本的运作形态决定了现代性的制 度、法律、文化、艺术乃至价值观念，只有资本才是决定现代社会的主体。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既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抽象理念，又是社会的实 在系统”。“资本”是现代主义的唯一主体。只要确定了资本是现代主义的唯一主体。就可以来理解 “现代性”乃至当代性。因为在这个主体面前，原先的所有主体都已经瓦解了。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主体”，到了资本这个主体面前，人就不再是经 典的人，而成了物，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启蒙是人文主义对神的胜利，那么现代性就是资本对人的物化历史。在现代主义的物化观念中，一切都 是可以用作交换的物品，对于资本来说，物越是发展，就越是能牢固地控制人类的命运，人就越失去自身的价值，因为人离开了物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类的极度物 化，就是“非人化”，而“非人化”的物质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冷漠社会。
就如艺术对于现代主义的主体来说，艺术家也不再是经典的艺术家。艺 术家的劳动也只是一种交换，是可以产生利润的一个环节。艺术家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物性，即在于艺术家可能被“物化”程度。当代艺术品“天价”的产生，就是对 艺术家个体作物化处理的结果。艺术和艺术品的市场化，当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以后，艺术家就只是艺术品的附属物。
这就是为什么说：“艺 术的主体是艺术品而不是艺术家”，是艺术作品的集合构成了艺术的主体，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整体性”来思考。因为只有在艺术品的概念里，才能展开有关艺术的 “整体性”讨论。在艺术品中，即存在艺术的创作者，也存在艺术的接受者，即有其社会的流通性，也存在作品本身的文化性和社会性。
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整体性在起源上先于个体性，宇宙起源中所包含，或潜蕴的整体性是基本的物理形态。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性具有不可剥夺性。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就必须是立足于“整体论”，而不是来自于“构成论”。
西方概念中的“前现代”是整体思维时代。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更多强调的是同一性，强调自然、真理、理念、形式中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这种整体性思维，体现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由此构建了适应资本的社会制度和现代文化。
然 而，现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却是“去整体主义”。如何认识这种背反现象？现代文化思潮的变迁，都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相适应。人类没有足够的自由，生 产和交换的自由就无从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确立，资本主义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资本的活动需要足够的自由，而资本喜欢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个被隔离 的自由的个体，而不是一种有协调性的整体。对于现代主义来说，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第一原则。也就是说，“去整体主义”的意 识形态正是资本的“整体性建构”中至为重要的部分。
然而，个性所具有的只是虚幻性，个人自由的场景似乎给了你引以自豪的选择权，但并不负 责你自由的后果，个体最不能把握的就是自己的命运。就如在中国的魏晋六朝，当玄学走向极至之时，个性极度张扬，“口谈虚浮，不遵礼法，时俗放荡，风教陵 迟”，宏大叙事的“天下”观念受到嘲弄，传统价值几乎坍塌。然而，六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战乱频仍，成了衰败社会的某种 标识。
因此，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自由主义原则并不是一个能够作为思想基础的理念。资本追求“利润”，就如动物本能性的觅食。事实上，在 “资本为统治地球而奋斗”的二十世纪。作为整体性理念的，康德—黑格尔绝对国家理想在世界范围的冲突中被四分五裂。在这个时代发生的利益分赃，殖民战争、 世界大战，以及无穷尽的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意识形态对抗和文化冲突。现代主义在全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尼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看到了变化和否定因素，处在危机的中心，作为黑格尔传统的终点，尼采哲学标志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理性与非理性，整体性和个人主义原则， “国家叙事” 和“生命政治”被同构在一个思想体系，这也使得尼采的反理性、反启蒙思想，同时又能成为理性和“整体性建构”的推动力。 如何来解释这样一种“反启蒙的启蒙现象”呢？
从黑格尔“终结理论”的绝对精神，到尼采哲学的“非理性坚持”，在意的都是“资本”这个现代主义的主体。
对 于尼采的右翼追随者来说，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普遍性意识。意识的终结即历史的终结，这和黑格尔-科耶夫的“历史已经终结在理性专制的普遍性同质国家”这个 结论一致。他们都信奉由哲学和观念创造历史。不需要对抗斗争，不需要更多的社会实验工程，世界已处于一均质的状态，资本和自由民主的组合占据统治地位，所 有其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将无可挽回的成为过去。文化不复存在，从先民到末人，这就是尼采的末人世界。
末人世界体现在尼采哲学的左翼， 哲学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领域，走向了与实证逻辑体系决裂的反理性主义。就如，利奥塔将“后现代”的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拒斥宏观理 论，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后现代”在理论上的普遍特征可归纳为：去“中心”、斥“整体”、非“理性”、远“结构”、解构、反“基础”，远离大众、强调个 体性、暂时性、特殊性、差异性、不确定性、非延续性、非方向性、非目的性、非抽象性等等。尼采哲学的后现代主义，首先影响了艺术，次及文学、人类学、社会 学、教育学，衍生出文艺作品的私人化、身体化、欲望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崇高化、非英雄化、零散化和小叙事。
尼采的左翼和右翼信徒 共同建构了现代性，乃至当代性，如巴塔耶、福柯、和德勒兹解构了 “社会政治” 的整体性，和社会意识的普遍性；建构了从个人生活层面展开的“生命政治”，或微观政治，从“身体本体论”出发，以身体的感性欲望来解构普遍性意识。而右翼 信徒除了利用哲学的修辞，以“终结论”和“普世”理念来修复资本主义的脆弱结构，并经历了一个实在的“整体性建构”过程。从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的确立，到 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化；从世银，世贸，到文化艺术的一体化过程，重新奠定了当代社会的整体性格局。
这种貌似矛盾的，“解构”和“建构”的 左右政治，就是尼采为资本主义指明的道路。尼采以“永恒轮回”，替代黑格尔“历史终极论”的绝对精神，但坚持的仍然是资本作为主体的“权力意志”。尼采哲 学完成了“挽救”资产阶级精神的“社会任务”，指出了一条能避免发生严重社会冲突的道路。与社会革命理论相对照，尼采哲学令人迷惑地阐述了一种“生物学” 革命。这种革命完全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的特权，并热情地捍卫了资本作为主体的存在。
尼采承认，只要是迎合大众的，就是一种“末人”的选择， 而这其实是一种谎言。民众信仰的“真理”（谎言）都不过是哲人“权力意志”的创造。就如列奥·施特劳斯说，柏拉图主义将“谎言”设定为真理，但事实上，背 后隐含的恰恰是对等级秩序的捍卫。于是，那些迎合大众的，“解构”的，生命的，微观的，身体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真理”（谎言），所隐含的恰恰是以资 本作为主体的“整体性建构”过程。
这便告诉我们，哲人明白其里，而民众则受他欺骗。作为谎言的信仰，“真理”在此是“显白”教诲，而柏拉 图的“等级秩序”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则是其实在的“隐微”教诲。柏拉图曾说，一个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尼采亦认为，一种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腊悲 剧这样高贵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此时的尼采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即：真理对个人及共同体的生命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须用谎言掩盖起来。
这也就可以理解，尼采的左翼哲学作为一种“谎言”，是对大众的“显白”教诲。其背后是尼采的右翼对现代主义体制的认同和建构，此即它的“隐微”教诲。换言之，正是作为谎言这一“显白”教诲，才使得“隐微”教诲成为可能。
在 这里，“显白”与“隐微”并不是视角的内在之别，而是视角的高下之分。尼采说：“显白论者---由下至上看事物，而隐微论者则由上至下。”可见，作为一种 “整体性”视角，“隐微”视角不仅高于、而且包容和肯定了“显白”视角。这意味着，“整体性建构”不仅仅是高于、而且包容并认肯了所有这些谎言。在这个意 义上，尼采已经预示了“整体性”认同与叙事的必然性。
从柏拉图完美城邦的“高贵谎言”，到黑格尔历史终结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非理性的“永恒返回”，都是作为掌握和洞悉了历史进程秘密的智者，但重要的是，其中实在的的“隐微”教诲则始终是“整体性”的普遍性意识，是对于一种普遍同质社会的坚持。
如 此也就可以理解，在上世纪中叶，当资本遭遇了深度的“利润”危机时，后现代理论在“消除国家/社会，乃至科技/人文边界”的“显白”教诲。是如何的为资本 全球市场的扩张（隐微）鸣锣开道。也就可以在理解，所谓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微妙关系。如果确认了资本的主体性，也就可以想象，欧美资本的整合建构必然会 决定这个世界今后的走向。而能影响这种走向的，不会是文化，也不是它的制度，而只能是在于与主体相对的，能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众。
无论是发 生在广东的“悦悦”悲剧，还是发生在北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当个人主义的，生命政治的“显白” 教诲成为文化艺术的主流时；当现代主义文化把“生命”和“个体”建构成一种文化形式时；当资本在现代科技的簇拥下让商品，和欲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时； 当“去整体”的文化形式使社会变的冷漠、无序、分裂与破碎时；当“显白” 教诲施予人类的“生命视野”，和“构成性思维”影响到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时，作为文艺的批评是继续一种“显白”贩卖，还是更需要强调一种“整体性”的批判逻 辑呢？
因此说“整体性”是一个当代问题，如果作为现代主义的主体，其建构仍然是整体的；如果现代主义逻辑的“隐微”教诲始终是一种普遍性 意识，那么叙事也应该是整体的。普通大众每天都在用货币购买欲望，中国买家正在热心的接手“天价”的当代艺术，对于一个“物化”的人类社会，文化批评的角 色是在于推动“显白” 教诲，还是在于“唤醒”，或者是需要一种“新的整体性建构”？重要的是，无论唤醒还是建构，都不是源自于各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支点，而是在于对社会经济政治 历史本质规律的“整体性”把握。
所以说，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应该是“宏大叙事”的，真正的批判应该是“整体性”的。也就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