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言网

在占领华尔街后，齐泽克提出了一个列宁的老问题：“怎么办？”

在占领华尔街及其他地方后，要做什么——远远地赶来、抵达中心并且得到了声援的示威者，如今要在全世界退散吗？示威者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就是，他们会爱上他们自己。本周，在旧金山的一次对占领华尔街的呼应中，一个男人对群众讲话，邀请他们参与，其情形仿若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风格：“他们问我们计划是什么。我们没有计划。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嘉年华来得容易，但其价值的真正检验是过后留下的东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示威者应当爱上艰苦而耐心的工作——他们是开始，而非结束。他们的基本信息是：禁忌被打破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那个可能是最好的世界里；我们被允许，甚至要求，去思考其他的选择。

在一种黑格尔式的三元组里，西方的左派又回到了原地：在抛弃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本质论”后，对大多数的反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及其他的斗争者来说，资本主义如今明显地以问题的名义重新出现了。因此，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不要指责人们及其态度。问题不是腐败或贪婪，问题是促使你腐败的体系。解决途径不是“缅因街，不是华尔街”，而是要改变那个缅因街没有华尔街就无法运行的体系。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不得不应对真正困难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想要什么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可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哪一类型的新领导人？我们要什么样的机构，包括那些控制和压抑的机构？二十世纪的选择显然并不奏效。

虽然示威群体的“同阶层组织”、平等主义的团结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值得我们享受并且令人振奋，但我们应该牢记切斯特顿的话：“纯粹地敞开心扉不算什么；敞开心扉的目的，和张开嘴的目的一样，是为了在遇到某种坚定的东西时再次合上。”这同样适用于不确定时代的政治：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将不得不在某些新的主人能指上缝合，同样也要在列宁的老问题之具体回答上缝合：“怎么办？”

对于直接而保守的攻击，我们容易作答。示威者是非美国人吗？当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时，我们应该记得基督教是什么：是圣灵，是因为爱而团结起来的自由、平等的信徒共同体。示威者就是圣灵，而在华尔街上，异教徒供奉虚假的偶像。

示威者是暴力的吗？没错，他们的语言或许看似暴力（占领等等），但他们的暴力只是甘地意义上的暴力。他们是暴力的，因为他们想要停止事物之所是的方式——但这样的暴力，和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平稳运作的暴力，相比又何如？

他们被称为失败者——但真正的失败者难道不是华尔街上那些需要接受大众救济的人吗？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但在美国，早有富人的社会主义。他们被指责不尊重私人财产——但华尔街上的投机活动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崩盘，它所清除的人们辛苦赚得的私人财产，要远远多于示威者们不分昼夜地要去摧毁的财产——想想成千上万被收回房产的人吧。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1990年理所应当地崩溃了的体系——要记住，今天依旧掌权的共产主义者恰恰经营着最无情的资本主义。示威者是共产主义者只在一种意义上成立，即他们都关心共产——自然的共产，知识的共产——共产已被体系所危及。

他们被摒弃为梦想家，但真正的梦想家是那些认为事物可以无限地继续其所是之方式，而仅仅做出一些表面之改变的人。他们不是梦想家；他们正从一个即将变成梦魇的梦中醒来。他们不是在摧毁一切，而是对体系如何逐渐地摧毁其自身做出回应。我们都知道卡通片里的经典场景：一只猫到了悬崖边上，但它继续前进；只有当它往下看，并注意到深渊的时候，它才开始下坠。示威者就是在提醒那些当权者往下看。

这还算容易。示威者不仅要当心敌人，还要当心那些假装支持，实则早已尽力去削弱示威的伪战友。同样地，我们得到了去咖啡因的咖啡，无醇的啤酒，无脂的冰激凌，那些当权者会试图让示威变成一种无害的道义姿态。

在拳击中，扭抱意味着用一只或两只手臂抓住对手的身体，以阻止或阻碍击打。比尔•克林顿对华尔街示威的反应就是政治扭抱的典型例子。克林顿认为，示威“总的来说......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他又担心目标不明确：“他们需要为某种特别的东西而奋斗，而不只是反对某种东西，因为如果你只是反对某种东西，其他人就会填补你所制造的真空。”克林顿建议示威者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据他宣称，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内创造数百万工作。”

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抵制的恰恰是把示威的能量迅速地转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实用主义要求。没错，示威的确制造了真空——霸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真空，而我们需要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填补这个真空，因为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真空，一个为真正的新事物所敞开的真空。

示威者走上街头的原因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像回收你的可口可乐罐，把几美元捐给慈善事业，买一杯卡布奇诺，其中的1%会用来解决世界问题这样足以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事情。在把工作和刑讯外包出去后，在婚介公司外包了我们的约会后，他们发现，长久以来，他们同样允许自己的政治义务被外包出去——他们想要回来。

政治的艺术也在于坚持一个特殊的要求，这个要求虽然是彻底“现实的”，但它却扰乱了霸权意识形态的核心：虽然是明显地可实行的、合法的，但它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普遍医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华尔街示威的余波中，我们应该明确地调动人们去做这样的要求——但同样重要的是，它应该从谈判和“现实”提议的实用主义领域中被减除出来。

我们总要记住，此时此地的任何讨论，必然是敌人地盘上的讨论；我们需要时间去展开新的内容。现在我们说，一切都可以从我们身上被夺走——除了沉默。这种沉默，这种对话的拒绝，这种对一切扭抱形式的拒绝，乃是我们的“恐怖”，纵然它应当是不祥的，是危险的。

呃呃，微博上有人录了两段语录：
齐泽克：“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终结了。改变是可能的事情。”
克雷孟梭：“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何清涟：“占领华尔街”与世界面临的时代难题

最后一节专讲“齐泽克的困境”～～～

在15日全球71国举行占领活动之后，人们方才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占领活动”的抗议主题是不公平的金融秩序、贫富悬殊等经济、社会等问题。

10月15日之前，“占领华尔街”还被世界看作是美国的难题，尤其是北京将此视为美国人民“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幸灾乐祸地直言这次报了美国媒体多年报导中国负面消息的一箭之仇。但在15日全球71国举行占领活动之后，人们方才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占领活动”的抗议主题是不公平的金融秩序、贫富悬殊等经济、社会等问题，不少国家的抗议者还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凭心而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这些烦心事？只不过制度成因与政府的应对措施很不一样而已。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尴尬

先说美国。中国方面说这次运动是美式资本主义遭遇困境，其实说错了。参与这次运动的人士目前的主张是反对华尔街那“1%的肥猫”，却并未针对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参与者认为金融秩序失衡，应该说是让奥巴马政府遭遇了尴尬。因为长期以来，正是民主党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过分关照，为金融秩序失衡埋下了隐患。

假如熟悉美国政治光谱，就会明白在经济事务中，右派善于赚钱（创造财富），左派善于分钱（分配财富）。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民众当中有人抱怨说这是布什政府造成的，但专家们却深知次贷危机的根源并非布什政府埋下，而是此前的民主党政府埋下的。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曾动议修改“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议员的一致反对。金融危机中最先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是“两房”的大规模亏损。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奥巴马无疑是左派，他本人早年也因政治信仰及姿态而获“黑色马克思”之称。他就任总统之后，一直努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尽力推行惠及穷人与弱势群体的政策。扩张信用、大力救助金融和汽车巨头，这些政策从提高低收入者福利到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大都基于为低收入阶层考虑，他的支持者也主要来自中低收入阶层及各种弱势群体。

占领者们这次反对曾让他们受益的金融界，给总统奥巴马出了一个难题。作为总统，他无法同意这些人的主张；但这些人都是他的支持者，若明确反对这些人的主张，就意味着明年总统大选可能失去这些人的选票。

弱势群体享受“免费午餐”的底线在何处

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但其形成的制度成因不一样。美国大学里面历来是左派当道，尤其是社科人文学科当中以左派为主。这种思想特质必然影响到青年学子。但美国这种“左”毕竟比欧洲的“左”好多了，不少青年投身于社会之后也会有所改变，会慢慢从想着如何分配财富转变为考虑如何创造财富。关于这一点，我也认为很正常，20世纪初，世界患共产主义流行病时，法国的克雷孟梭就说过：“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这是他本人的人生体验，我相信我们这代人大多也有类似经历。

美国弱势群体的形成与中国不同，并非社会剥夺了他们与其他人公平地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受教育机会）。因为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保证机会均等的国家。插根树枝就可能长成大树，不要说本土人民，就是移民来到美国，只要勤劳聪明愿意学习，也能通过努力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索罗斯与Google创始人之一的布林，都是青少年时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

基于此，在美国本土，“占领华尔街”的活动赢得的道义支持远低于参与者的期望。一批保守派人士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是53%”的网站，寓意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税，而参与“占领”行动当中的很多人只是不用交税的46%。就像占领活动者创办的“我们是99%”的网站一样，“我们是53%”网站上全都是支持者上传的自己高举支持标语的照片。在网站首页的左边，有这样几行字：“我们付钱你们才能到处发牢骚”。一篇题为“新的战斗呼喊：我们是53%”的文章（Newbattlecry:We're53percent，http://www.tampabay.com/opinion/columns /new-battle-cry-were-53-percent/1196641）详细报导了这次活动。我到那网站上去看过，不少帖子的大意是：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归罪于他人，这才是“美国梦”的真正内涵。一位成员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今年 43岁，一直辛苦工作，过去几年经历过失业与失去住房，但他再次就业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我就是那53%！”

不少政界人物对这个运动也予以指责。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指责抗议者找错了对象，因为华尔街是纽约乃至美国的就业机器和经济发动机；选错了地方，因为金融业其实并不完全在华尔街；用错了方法，因为这种抗议只会让市场更无信心、经济更糟、失业率更高。耶鲁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干脆说抗议者“最后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应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是保留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理念最多的国家，这也是“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无法在美国“长大”的原因。

齐泽克的困境：看似指路却无方向

这次运动最后成为全球性的抗议活动，留下的思考非常宏大，那就是：今后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齐泽克到华尔街现场的演说，正好展示了运动的困境。

世界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类：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欧美其实有很大差别）、独裁专制国家构成的暴政国家、形式上民主但却存在种种困扰的国家（包括东南亚、拉美、以及阿拉伯世界正在走向民主化的一些国家）。第二类国家目前向往的是美欧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类国家可能还得经历不同层次的二次民主化。

齐泽克归属的后马克思主义对现有的三类国家都不满意。这个学术流派承接的主要是新左派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批判资本主义。齐泽克是一个对社会运动有高度激情的人，一个知识份子中少见的参与者。他的参与不仅表现在对社会现象的经常性批评中，还表现在真正的政治行动上。这次演讲中，齐泽克是两面出击：既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批判了中国，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为最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者——这种将一切罪恶归罪于资本主义的思维是否妥当得另行专文讨论。本文只简单介绍他最近亲临“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演讲的困顿。

齐泽克的谈话照例天马行空，比如他批判了有机食品对环境生态的毁灭，赞美了家庭观念。与这次运动有关的是，他肯定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揭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各种谎言，建议占领者不要停止反抗，要拥抱“茶党”，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警告说，要警惕这种节日般的气氛，不要自我陶醉其中，搞不好这场运动就会变成一场简单的嘉年华，“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运动之后的改变”。他说，这项快速蔓延的运动似乎始终处于婴儿期而无法发展壮大，在于“人们往往渴望什么，但又不是真的想要。对你们渴望的东西，不要害怕，勇敢争取。”唯一能让人们清楚把握的是齐泽克的断言：“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终结了。改变是可能的事情。”

齐泽克这类欧洲左翼从来就没有真正抛弃过共产主义理念。在苏联东南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将共产主义弄得声名狼藉之后，他们只好另开蹊径，发展出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流派。观察齐泽克这次演讲，得到的印象就是资本主义很坏，要改变。方向在哪里？不知道。其实说穿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最享受的就是欧洲从第一国际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认为的修正主义）变异流传下来的议会政治加高福利。这种高福利制度曾让欧洲人过着舒适又不辛苦的生活，但因此形成的高税收与政府高额的财政支出，现在正将欧洲折磨得精疲力尽，任何政党与政治家假如试图削减福利，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失去选票。这也是欧洲左翼知识份子无法面对的现实，所以他们理论高蹈，将批判矛头对准美式资本主义与中式社会主义。这次演讲中，齐泽克表明的观念是：敌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投向敌人的刀剑与长矛都是他欢迎的。

“占领华尔街”对于占领者而言，其实就是希望继续加大“免费午餐”的分量，但这要求实在说不出口，肯定会遭到53%的纳税者们反对，更何况一心为他们服务的奥巴马总统也力有不逮。由此催化的全球性“占领运动“背后蕴含的时代难题就是：这个世界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将各种制度的好处拼接在一起而舍弃坏处，已经超过了人类现阶段拥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