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afa.com.cn 作者：段子迎



被访艺术家：陈界仁
采访记者：段子迎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最近在大陆挺活跃的，知名度逐渐提升，很多人都认识您，据我所知，大家对您的第一印象就是所谓的“左翼”艺术家。您怎么看这个称谓？

陈界仁（以下简称“陈”）：好像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左右是颠倒的。你们讲的“左倾”是倾向于执政党、政府这一方的吧。大家对于“左翼”的刻板印象就是关注社会现实，关心底层民众、比较乌托邦。首先我觉得，所谓的“左”不是只是说关心底层，对“底层”得有细致的辩论。其实这不只是关心社会、艺术，关心这些的同时，是在捍卫诗学。诗学不是诗情画意的意思，说得更直接点，是捍卫想象力。当社会体制钳制人的想象力的时候，如果所谓的“左”的东西作为一种标签化的话，至少基本的工作是要捍卫人的想象权利。所谓的想象不只是在艺术的内部，或叫做艺术的本体论、艺术的自制，事实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如何发展发明其它的想象是艺术的工作。所谓的“左”不是天安门那种符号的东西，我的语境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没觉得我成名或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本质性的问题，不用太在意。

记：感觉您现在的作品有很强的关联性，就像一个系列的创作，包括在影像手法的选择上也是相似的。想知道您有没有开始想尝试其它方式？

陈：我们总是想强调艺术家“形式”的多样性，或者追求“突破”。我在10几岁到20几岁，所有当代艺术的形式几乎都尝试过。但是否这些形式都有你自己的脉络可以发展。如达达主义是针对西方的启蒙理性中心，它有一个对象。很多形式是针对某个前传统的，到了超现实，就更非理性。所以形式的发展与它要探讨的东西相关。我18岁就开始做装置，这没什么新旧，如果单就形式来讲，装置是我10几岁时做的东西。我们要小心，不要只关注形式的多样性，而不去关注问题的深化推进，不关注是否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其下是否有观念可以推进。我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来成就它。某种角度上，总应该要有某种相对本质的东西要去追溯。

记：可能是因为潜意识里总会以西方模式来判断艺术，可是中国不存在这样的语境。

陈：其实他们是辩证地在走。我们现在了解的大哲学家其实一辈子都在讨论差不多的事情，比如福柯。并不是说最新的是什么就去追逐，旧的问题我们真的解决了吗。流行只是流行，并不存在任何意义，新旧这种说法我们要很小心。比如中国有很具体的问题，经济改革以后贫富差距那么大，真正的问题解决了吗。又比如现在所谓的“新媒体”，曾经前卫的东西也成为了国家工具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地方艺术，但我们却把它称之为“国际”，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作为“国际”的一份子，我们不但不思考自己的地方，那么具体的问题，也不管自己历史脉络中复杂的吊诡，所谓的共产主义在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却指望齐泽克、朗西埃告诉我们什么。这难道不是放弃了我们的想象力吗。这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状况。当然我并不是说要画历史题材，关心工农兵什么的。其实就是关心自己。即便毕卡索是多变的，但他每段时间都很长。我们人都逃不开自己的社会语境，我们对话的对象总是那个想象的西方，所谓的国际也是想象的国际，不会去想印度、越南等其实都是国际的一部分。我们不会想要跟他们对话，不会去想外蒙古的艺术在发展什么、是否有对话的必要。我们的思维总是很窄的，中国和西方，东方和西方，这个逻辑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和开放性是有问题的。如果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以自己的处境去看别人，那么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另一个美国，大国总是想帮别人定义，比如我们看很多越战电影，但几乎从未听过越南人讲自己的故事。我们讲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但我们又怎么知道美国内部的情况到底有多残酷，如占领华尔街的事已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没有尝试那些很基本的事，而总考虑复杂的事。

记：感受到您一直有某种焦虑在。您有没有想过当代艺术即便很久以后，影响力还是很小的，只是一小部分圈内人的事情。

陈：思想家有理想，艺术还是很小众的。相对于语言和文字，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视觉艺术有其非语言性，有很多翻译转译，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切进来看。所有事情都是从小众开始，往外延伸。比如现代主义建筑，我们都得益于现代建筑身处其中但是我们不易察觉。

记：但它的内核可能流失了，留下的只是外壳而已。

陈：对，所以有时候它从小众到大众有一个变异的过程。为什么要上中央美院念艺术，要试着去找到它的核心，我们再去对照它进行城市规划之类具体的问题。它的元素是小众的，但是扩延性是很大的，在扩延中当然也会有变质。你想我们现在会有谁自己做一个电灯泡，爱迪生发明那么久。这是可以延伸的，在不同阶段其意义会变化。如资本主义革命这么久，到现在华尔街事件还是在延续这个问题。只是资本主义不断变形，其问题也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华尔街这种跨国金融和深圳东莞的密集劳力业是不一样的。问题意识始终在那里，思考这些东西的人少，但可以扩延。

记：但这个思考和扩展还是发生在知识领域，历史有种不可逆转的感觉。

陈：历史有不可逆转性但也有偶然性，有可被改变性。20世纪初，英国还有童工，70年代美国是黑白种族隔离的，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严重违反民权的。如果没有那些运动人士，历史才真是不可逆转。但是承受改变的人经常把它自然化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去想是被奋斗，被人用生命换来的。

记：回到您入围瑞信冠名的今日艺术奖这件事，您对这个奖怎么看？主办方想打造成类似于英国透纳奖的奖项。

陈：我觉得这个奖当然有理想的一面。与整个社会体制有关，比如荷兰、丹麦、奥地利，因为艺术机构大多是政府的，不需要其他补助如商业市场去处理学术的问题，所以比较专注没有负担。而英国是很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媒体都在英美的掌控下。对我来说，透纳奖被过度放大。即便在英国，主要媒体也都在伦敦，他们大多只关注伦敦发生的事。我曾参加利物浦双年展，英国媒体基本不报道，又如爱尔兰五年展，也基本不被关注。那些透纳奖的得主其实也是做的很LOCAL的问题，被奖项本身过度放大，问题意识也被放大，变成“国际”。全世界有很多这一类的奖，我之所以选择参加，与我做自我盗版的作品相似，其实是一种互为病毒、互为开放的关系，不用总保持一种洁癖的姿态。跟不同艺术家一起展览，说你该说的话，继续做你相信的事。如果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就没有多样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