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陈界仁是台湾的一位艺术家，目前生活工作于台北。曾参加过很多国际双年展。2012年台北双年展，他展出了录像作品《幸福大厦I》，展期至2012年1月13日。这件作品也在广州三年展亮相，至12月26日。影片的拍摄场景新北市一品建材厂将在12月31日前面向公众。

《幸福大厦I》在受邀参加台北双年展前已开始执行，原本我就计划拍摄完影片后，除了保留由参与者集体劳动搭建的场景外，同时将这个租借来的铁皮工厂改造为展场、论坛空间和临时电影院。当观众到这个现场时，不但可以看到由参与者所搭建的旧公寓，以及用街上捡来和从工厂内拆除的废弃物所建构的场景，还可以看到参与者相互拍摄彼此劳动过程的工作记录照。同时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不再只是一个外部的观影者，他们同时也成为影片的现场中人。而周围其它工厂发出的机器噪音声，不但成为这部影片和现场的声音外，更不断提醒观众──大多数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我们租借的工厂，距离台北市中心大约50分钟车程，从1960年代中期，这个区域就是小型工厂、废弃物回收场的聚集地，区域内还有一个从日据时期就存在至今的汉生病﹝痲疯病﹞疗养院。

今天，我们在双年展、美术馆、画廊里，随时可以看到各种社会介入式的作品，但一般的艺术观众却很少会真正进入到这类混乱、吵杂的工厂区内，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将拍摄现场包含在整个创作计划中，但受限于各种原因，这个想法始终未能实现，直到这次我才有机会去实践这个计划，尽管我知道大部分的双年展观众还是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台北双年展最后采用“现代怪兽/想象的死而复生”为展览主题，我觉得比用梼杌作为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起点，更具开放性和普遍意义。《幸福大厦I》延续我一贯关心的主题──台湾当代社会的各种困境是如何发生？怎么演变？改变的方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实践等问题。

我并不是说台湾的现代性经验是一种特殊个案，而是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我们从任何地区的在地经验中，都可以挖掘出具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意识。台湾与大多数非西方区域一样，经历过殖民统治、冷战架构下的戒严历史以及解严后彻底走向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但在这些众所周知与可见的问题下，还存在着“帝国”以现代化之名，长期植入台湾人民集体潜意识中的欲望构造，这个不可见的欲望构造，使得“帝国”能以不在场的形式，让被治理者自动地为“帝国”扩张版图的野心而效力。简单的说，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从未提出过另一种更合理、更公平的经济模型与想象，而仅仅只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从属者与干部，或者说只是扮演着“帝国”代理人的角色。然而作为从属者与干部的宿命，必然会随着全球国际分工体系的改变，而被国际分工体系下所排除。从具体的现实来看，台湾已很接近将成为被排除者的命运。同时长期待业或无固定工作的生活状况，已成为全球年轻人的普遍经验，在台湾亦是如此。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批评，已是当代的普遍常识，影片中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特殊个案，都是我们身边随时可听到、见到的创伤经验，我感兴趣的不只是去叙述这些故事，或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重复性的批判。我真正关注的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内部──植入另一种生产艺术的方式、一种不只停留在观念层次的具体实践，一种通过艺术的生产过程，将被现有经济体制所排除或废弃的个体生产力，重新组合成既能集体合作又能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创作方法。如同这次的参与者包括从中年失业者到年轻学生等不同身分，在现有的经济分工中，这些原本不太可能汇聚在一起的人，通过从影片的前期搭景到后期拍摄的合作过程中，不但可以打破彼此原有的陌生与偏见，更能成为跨传统阶级观的临时社群与朋友社会。我的影片中从未指出改变的方法，因为我认为改变的可能，不只在于如何想象，更重要的是如何于现实中进行具体的实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动性，艺术家可以做的是去创造出那个实践的场域。同样的我觉得拍摄影片也不只是如何在影片内部进行美学实验，而应该将整个生产过程都视为是实践与实验的场域。

— 文/ Leslie J. Ureñ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