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ry Saltz看1993年的艺术 Pt.1
20年前,在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歧见分界线打开了,然后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场被迅速贴上“政治正确”或“融合了多文化”的标签的双年展只包含了少量的绘画作品——这与绘画在历届惠特尼双年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一届的双年展充满了装置(例如查尔斯·雷
人们都有些不正常。到处都存在轻蔑和鄙视。Robert Hughes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张力。Peter Plagens则称其具备“文化赔偿物的味道”。提到双年展的一位非裔美国策展人时,Hilton Kramer发出了嘘声,“让Thelma Golden女士出现在策展团队里是一种可怕的逻辑。”《纽约时报》的首席评论家Michael Kimmelman则写到:“我讨厌那场展览,”称其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傲慢态度的折磨”,而且它对艺术的处理就好像“愉悦是一种罪恶一样”。Peter Schjeldahl在《Village Voice》发表的评论文章则用上了“艺术+政治=双年展。缺少快乐原则(Art + Politics = Biennial. Missing: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标题。值得注意的例外是Roberta Smith在《Times》中称那场双年展是一个“分水岭”。
至于我呢?我还没有我的定期专栏——我当时仍然是一个靠驾驶长途车为生的司机,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我没有对那场双年展做评论。但是我在《Art & Auction》的一篇文章里说过像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讨厌这场展览的情况却让我有些喜欢它了,而且让我知道了它的重要性。”
回顾那个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是如此心神不宁。这些艺术家反对的不是美、而是自满;他们通过意义、尤其是个人意义来取乐。他们看到风险在1993年的时候出现,然后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它。当时参展的82位艺术家中至今有一半的人建立起了非常显著的事业。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了,尤其考虑到他们中的许多在那之前都是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一些在1993年发展起来的艺术家——比如珍妮·安东尼(Janine Antoni)、Pepon Osorio、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等——现在已经是MacArthur的获得者了。另外的如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等则代表过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称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是如今这个艺术界的诞生时刻一点也不过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