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李宏宇

“安瓦尔·冈戈”这个名字至今被苏门答腊家长们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他是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的主角，他演的是1965年的自己——当年在印尼屠杀“共产主义者”的刽子手之一，也是最有名的一个。

安瓦尔·冈戈乐于复述并“表演”当年的屠戮，他和其他刽子手从来没有被审判过，反而是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至今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指着面积并不大的地面说，“但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们发明了这个。”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陪着他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安瓦尔年过七十，身材瘦削，满头白色卷发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几十年来他令人谈虎色变，家中长辈都会用安瓦尔的名字来吓唬不肯乖乖睡觉的小孩。

1965年至1966年，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一百万印尼GCD、华人、左派人士、知识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投入集中营，遭到屠杀。在北苏门答腊省省府棉兰附近的一条河边，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车的“GCD”被拉来，军队并不自己动手杀人，任务交给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夺命逾千。

美国纪录片作者乔舒亚·奥本海默2001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影片时，偶然接触到1965年印尼屠杀百万GCD、左派人士的历史。让他惊讶的是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当年的凶残行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奥本海默用七年时间拍摄制作了“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在北苏门答腊，他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2013年2月9日，这部丹麦、挪威和英国联合出品的影片在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观”单元展映。一周后，在这个单元的纪录片类别，《杀戮表演》获得了完全由观众投票选出的观众大奖。

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 （南方周末资料图）

安瓦尔（右）展示他当年发明的“铁丝杀人法”。安瓦尔和朋友们并不觉得镜头中的自己有多残忍，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型和着装。 （南方周末资料图）

1965年印尼军队在进行反共清洗。当年在北苏门答腊河边，每晚都有整卡车的“G。C。D”被拉来。（南方周末资料图）

“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尼，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渐渐地，他发现组建工会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恐惧——1965年之前，种植业曾有过一个很好很强大的工会。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会成员都被定为GCD或GCD的支持者，要么杀掉，要么关进集中营。

奥本海默想多和工人们聊聊那段历史，却发现他们连谈这个话题都怕。他们压低嗓音，悄悄指着某幢邻家的房子说，就是那家的人，杀了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或叔父姨妈。

当年的刽子手仍然住在这个村子，而且他们的子女亲属都是地方上有实权的人。工人告诉奥本海默，要讲那段故事，得去找当年的杀人者，他们愿意说。

“我拿了摄像机到那房子外边，假装在拍乡村风土，希望那个人正好到花园来，看见我，能请我进去聊。”奥本海默说，事情还真就那样发生了。在奥本海默和他的镜头前，那人很快开始吹嘘自己当年怎么杀人，当着自己孙女的面。

“我心里全是问号：他怎么看他孙女？他想让孙女怎么看他？他怎么看我？他想让我怎么看他？他怎么看自己？他希望世人怎么看他？”奥本海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拍摄清洗运动幸存者的时候，阻碍重重。一次，拍一群前政治犯排练一首爪哇民歌，唱当年集中营的日子——他们被迫为英属种植园干苦力，每天夜里都会有一些工友被拉到行刑队杀掉。警察很快来了，威胁说要抓人。

有时候是村长带着武装人员，告诉摄制组说他们没有拍摄许可。或是一家致力于为“1965~1966遇难者恢复名誉”的NGO现身，号称这是他们的地盘。“后来我们造访这个NGO的办公室，发现它的领导正是当年这个地区的头号刽子手，是安瓦尔的朋友。办公室里的职员，看上去像是军方情报人员。”奥本海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然而，当摄制组把目标转向当年的行刑人，事情一下子变得顺利异常。警察护送他们去当年的屠杀地点；在公共场所拍摄时，军官会派士兵把围观群众拦在一定范围之外，以免干扰现场收音。

奥本海默拍摄了每一个能找到的行刑人。遇到安瓦尔·冈戈之前，他已经拍了40人。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好的采访对象。“他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纪录片，也不懂得提供严谨准确的证词。证词通常来自失势的人，而他们过去的作为，给他们带来歌颂。我认为当行凶者获胜，拥有权力并且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只会听到夸张的表演。”

比如报纸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他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讯，受审者是不是GCD，他说了算。“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恨他们（GCD），”他在镜头前轻描淡写，“我干嘛要干杀人那种脏活？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阿迪（左）与安瓦尔化着重妆，演出一场审讯。 （《杀戮表演》剧组供图）

“杀人的时候不可能穿白裤子”

奥本海默干脆给他们彻底的表演自由。他让安瓦尔和手下、朋友用自己演电影的方式，重现他们当年刑讯和杀人的情形，最后放进他的纪录片，随便他们喜欢拍什么类型。“我的问题是：他们怎么看自己？他们希望别人怎么看他们？更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把自己放在舞台上。”奥本海默说。

1965年之前，安瓦尔是当地电影院门口的地痞，他们囤积好莱坞电影的票子倒卖获利，自己也爱看那些电影。但印尼GCD和左派抵制美国电影进口，这可砸了安瓦尔他们的饭碗。但他很快有了新饭碗：进行刑队，杀他正恨着的那种人。

今天，安瓦尔还是职业流氓。他替政客召集地痞，贿买选票，洗劫政敌的办公室，带着地痞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然后他们来开种植园。他的手下赫尔曼是新一代流氓，影片中，在旁人的鼓动下，赫尔曼还参加了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赫尔曼面对镜头设想未来的生意经，“比如说一个房子比设计的小了10厘米，我可以下令，拆掉！他们就会说：别往上报，这些钱您收着。哪怕房子盖得一点不差，我吓唬吓唬，他们也得给钱。一个街区10个楼，每个要是收一万美金，算算吧。”

但他们真的是爱电影、在意自己演的电影。奥本海默把场景重现的素材回放给他们看，起初还担心他们觉得自己显得太凶残，但安瓦尔关心的是：自己应该把头发染黑；应该穿牛仔裤，因为杀人的时候不可能穿白裤子。去理发店染头发的时候，安瓦尔对着镜头回忆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的电影，他说用铁丝勒死人的法子就是从美国黑帮片里学来的。

“人们为什么看詹姆斯·邦德，是要看动作；为什么要看纳粹电影，就是要看权力和暴虐。”安瓦尔对奥本海默发表着自己的高论，“这个我们也能拍，还能拍得更暴虐。我可是真干过的。”

“好多人问我，是否在说暴力电影导致暴力？我的回答绝对否定。安瓦尔之前我拍的40个行刑人，起码有30个，就是从小村子出来，跟着军队去砍人头，没有电影教过他们怎么杀人，他们就能杀得很在行。”奥本海默说。

他认为电影的娱乐和逃避功能才是问题所在。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是“星球大战”式的道德设定，那是假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好人，你们是坏人的时候，就是在逃避责任。其实谁都知道痛苦的事实：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但安瓦尔们，需要不断得到确认：自己杀的是坏人。奥本海默认为在那场屠杀中，从行刑人到最高首领，没有谁是为了意识形态去杀人。苏哈托发动反共清洗，因为他要权力；军队将领为苏哈托执行灭绝行动，因为他们也想要权力；安瓦尔他们替军队动手杀人，因为他们要钱要权，他们也确实得到了。

“杀戮一旦开始，很好，我们需要那种宣传，让我们能面对自己，能继续杀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奥本海默说，“我不是杀人专家，但我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找借口，而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杀人者当然知道那些宣传是谎言，但这能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但宁愿相信谎言，他们需要这个谎言，他们对谎言上瘾了。”

“我们才更狠”

安瓦尔去机场接来了老朋友阿迪，当年自己所在行刑队的队长。阿迪也参与了安瓦尔的扮演拍摄，两人化了重妆，满脸伤口血迹，演一场审讯。

如果说安瓦尔还时不时在镜头中显露出某种犹疑和茫然，阿迪显然是更坚定地信仰着丛林法则。他若无其事地讲述当年他怎样杀了自己华裔女友的父亲。他惟一不同意政府的，是政府在宣传里把GCD形容成凶残无比，“那不对，我们才更狠！”

“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阿迪在奥本海默的镜头里阐述自己的哲学，“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关塔那摩（战俘营）就是对的，萨达姆就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就都错了。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

他似乎有点怀疑奥本海默拍片的动机，对镜头讨论起“真相”的意义：“不是揭开什么真相都有好处，比如重提这个案子。就算你找到的都是真相，也没什么好。”

“但对一百万死者的家人，公开真相是好的。”奥本海默说。

“好吧，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GCD？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我看，重新搞这桩案子就是宣战。要是世界想接着打，我可是准备好了。”

“我不能说我是想探寻恶的本质，我不能袒露我的道德评判。”南方周末记者问奥本海默，怎样向这些杀人者解释拍片动机时，他说，“但我可以说，你们做过一件很大的事，对社会和你们自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拍这件事对你，对你身边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很直接地用杀人、处决、屠杀这些字眼，因为他们自己就这么说。”

“GCD”在当下印尼，仍然是人人避犹不及的字眼，而“流氓”则几乎是褒义词。影片里印尼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Free men（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对了。”

当年的行刑者，安瓦尔的朋友，现在有不少是青年团头目。在场面最大的一次重演拍摄里，动用了几十个穿橙色迷彩制服的青年团员，情节是洗劫一处村庄。负责的青年团头目半路叫停，像个真正的导演，他训斥团员们“不够野蛮”，要他们在镜头前拿出青年团真正的气质来。

安瓦尔的手下去华人区商铺收“保护费”，奥本海默也跟着拍下来：流氓们理直气壮，说是政党要开大会，给少了还不干。华裔店主敢怒不敢言。

“那当然是非法的，但他们知道自己逍遥法外，没人动得了他们。他们也没觉得我在批判他们。”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一般流氓都会觉得上不得台面的事，他们却一点不介意摄像机。

这位哈佛大学和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的纪录片导演，于是相当于跟着北苏门答腊省的黑帮去抢劫了几趟。奥本海默很纠结：“我非常难受，我想那些店主会觉得，这帮人现在势力太大了，都有自己的电视报道组了。我远远地在后边晃，让摄制组在前面跟拍；黑帮走了，我留在最后向那些店主解释：抱歉，吓着你了，我不是给他们做事，我拍这个是为了揭露他们。”

即便这样，奥本海默还是担心自己会给这些店主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也参与了曝光，虽然是被动的。“我也和摄制组讨论，要不要拍这种场面，每个人都说你应该拍，因为从来没人拍过，应该曝光。我们借此也表现了华人社区当年遭受的恐惧，至今仍在继续，而黑钱仍是今天黑帮政治的收入来源。”

吃人筵席上的宾客

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终于说起自己的梦魇。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他当年勒死那些人的眼睛在瞪着他。阿迪叫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安瓦尔格外需要慰藉。除了黑帮片和西部片，他还“导演”了歌舞片的段落。有一场戏是在青山间瀑布前，仙女身姿摇曳，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男子演的是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大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一边颂唱：“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

《杀戮表演》里最诗意的场景也是安瓦尔的歌舞片。海边绿地，一条巨大鲈鱼嘴里，缓缓走出曼妙的舞女。“他喜欢Peggy Lee的‘Is That All There Is’，很失意的歌。”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一直比较失意，他没能进入权力顶层。他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而安瓦尔太诚实了。他对当年事件的感受和怀疑太呼之欲出，他从来无法完成一次连贯的、有说服力的政治演说，因为那都是谎言，他说谎说不好。

奥本海默带安瓦尔开着车到处看景，发现了这条大鱼。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建的一家海鲜饭店，后来破产了。“四层楼高的大鱼是人类幻想和叙事的怪诞产物，它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幻想，就像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这种幻想并没有消失。大鱼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某种可悲的、顽固的愚蠢和疯狂。”

奥本海默愿意把《杀戮表演》称为“非虚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因为除了观察和采访，他还说了一件事：让拍摄对象去完成。影片最终是他和纪录对象一起“拍摄”的。他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旁观式纪录片，“你在拍一个现实，假装成自己不在场的样子，那就是虚构；你让拍摄对象假装你和你的摄像机不存在，那他们就是在表演。”

他索性把这种“表演”做彻底，这为影片带来许多不同寻常的效果。

在柏林电影节，奥本海默接受了许多采访，有人用iPad来录音。这又勾起了他的思考：“生产这些iPad的工厂里，工人宿舍的阳台外边拉着防护网，这样他们就不能跳楼。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像安瓦尔或他朋友那样的人，让这些工人害怕，不敢去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我们身上的每件衣服都带着工人受的苦，你必须靠别人受苦来过自己的日子，这很悲伤。但我们又不想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反复告诉自己，我是好人，世界上其他的都是坏人。但事实是我们都是人。”

他希望自己电影的观众会把安瓦尔看作最坏的恶魔，然后回头想想，那我们又是什么？“我想人们看完这电影会觉得，天哪，我们是吃人筵席上的宾客，我们并没有像安瓦尔和他朋友那样去杀人，但我们坐在桌边。这种发现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