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ecilia Alemani（马姗姗编译） 来源：moussemagazine
具有革命性并喜欢花是可能的吗？这个神秘的问题来自Camille Henrot的最新的项目的标题，那是一个消除了所有对于花卉热情的花道（Ikebana）的实践：整个图书馆都被安排翻译了；那些相互的定位，那些物种的拉丁语学名，药理特性和历史。
Cecilia Alemani与艺术家会面，谈论了她的作品的翻译特性，从人类学到考古学再到社会学。
Cecilia Alemani（以下简称CA）：在过去的两年中，你都集中在对于花道的实践上。你是如何将植物与花卉装饰联系到当代雕塑上的？
Camille Henrot（以下简称CH）：花卉属于一个并不世俗的，长期的年代，（就像历史）却是季节性的。
它们提出了我们的时代的两大期望。在时间性破裂的时代创造连续性，它们的作用就像是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焦虑的解药。与此同时，他们代表了的重建，就像我们等待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项目叫做“Est-il possible d’être révolutionnaire et d’aimer les fleurs?（具有革命性又喜欢花是可能的吗？）”
花道最初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对应着治愈对象的想法。花道的实践就像创造一种“特权空间”，只为了那些看到这样的安排、布局的人，也只为了创建这种安排的人存在。
通过将图书翻译成花卉组合，目的是将全部想法集中在一个对象之中，将不同的片段聚合——在全球层面上调解所有的对立面。这种方法在花道上找到了凝聚力的例证。其目的是以图书馆的图像建立一种“环境”，这个图书馆虽然已经过时，却联系着西方对于知识的迷恋，及其对革命性变化的预期。
未完待续……
作者：Cecilia Alemani（马姗姗编译） 来源：moussemagazine
翻译的关系 Pt.2
Camille Henrot, Est-il possible d’être révolutionnaire et d’aimer les fleurs? (L’entretien infini), 2012
CA：你的作品往往由系统的组织和分类结合起来。你的花道雕塑的每一件都可以看做你的图书馆中被视觉化的书籍，而你的录像经常处理种族身份的构建的问题。能否谈谈你的作品的这些方面？
CH：我喜欢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形象所带来的宁静，但我不喜欢简化和权威。我迷上了统一的系统，因为它们是脆弱的，而且看起来有秩序地复杂。
至于类别和种族身份，我感兴趣的是“禁忌（Taboo）”的对象，被以编码的形式使用的；这些东西激起了很多误解，因为它们持续地在抗拒分类。将文化当做“翻译的关系（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的想法是我的起点。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历史看做是误解的历史。那个历史将跟亲密关系一样，伴随着相同的计划和模式：欲望、占有和计较。
我的花道实践——即使它属于流行，而本身就是非传统的——包含着解释性的错误和天真烂漫，以及在这种艺术的基本方面中的违规行为。然而，这样的错误的存在，完全融入了我的方式。它甚至是这个项目的主体之一——在更普遍的意义中，是我的作品的全部。
我常常想到来自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一句话：“只要我想，我就应该被考虑。我不仅在此时此地，封闭于荒芜之中……在我旅行的世界中，我无休止地在创造我自己。通过超越了历史，超越工具性假说，我将开始我的自由，一次又一次。”
Camille Henrot, Coupé/Décalé, 2010
CA：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都似乎在你的作品中发挥着作用。你如何看待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与这
些学科之间的关系？
CH：我对事物、对象的“状态”非常感兴趣，也对像是Viveiros de Castro、Clifford Geertz、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Monique Jeudy-Ballini、Pascal Picq、Roger Bastide……等人的思想有兴趣，我觉得这些作家非常有启发性，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
以人类学来说，我对这个学科有一种几乎无法相容的欲望，并且对其学科内的暗流十分着迷，这也会在我的艺术创作过程和经验之中有所体现。在这方面，我更感兴趣的始终是人类学中的错误和未解决的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将我们人类当做对象和题材、我们的宇宙、世界，既看做是纯物质，又当做是被计划好的意义，就像是艺术，不断地批评、扭转并转变这其本身的发现。
Camille Henrot, Est-il possible d’être révolutionnaire et d’aimer les fleurs? , installation view at La Triennale “Intense Proximity”, Palais de Tokyo, Paris, 2012
未完待续……
作者：Cecilia Alemani（马姗姗编译） 来源：moussemagazine
翻译的关系 Pt.3
Camille Henrot, Grosse Fatigue, 2013
CH：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不带偏见地处理人类学的概念的。有人可能会说我已经为人类学发展出一套“货物崇拜（cargo cult）”。（‘cargo cult’最初用于描述人们到达太平洋地区后那里出现的邪教；之后变成一种人类行为的表达，即拿一些其他文明的元素，有时是在不加理解或者不改变其原来意义的前提下，将它们移植到自己的思想系统之中。）
我也不会将自己等同于人类学家；我不想宣布那种权威。我更感兴趣的是Marcel Appenzzel的特点，在《Georges Perec’s Life: A User’s Manual（乔治·佩雷克的一生：一本使用手册）》中提到过的人类学家。我知道，比如，当我在瓦努阿图时，我首先是一个“白人”，而我对这意味着什么十分好奇：我的动机中的虚荣，我的态度中的偷窥癖，那种愧疚，自我厌恶和自我嘲讽，这些事实上都是我在那次旅程后开始的“Tropics of Love（热带之恋）”的绘画的主题。
CA ：生命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s）和启蒙（initiations）在你的作品之中的存在感都很强，诸如在“Coupé/Décalé（剪切/偏移）”和“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梦中的爱的纷争）”里都存在着。你向我们谈谈关于这两个录像作品的其他方面吗？它们是如何实现的，它们的主题是什么？
CH ：“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是一个由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委托的关于印度的展览项目。我当时很害怕去印度，并试图理解为什么。
这部电影的标题来自一本书，写于中世纪，《Hypnerotomachia》。
其中的一个故事，名为“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讲述了一个和尚，穿过黑暗的森林，然后发现自己面前是一条龙。他试图逃脱，但如果他回头，那这场冒险就将结束。这个故事强调了影片的核心概念：面对自己的恐惧的必要性。
我对印度文化中的悖论感到震惊，它通常被想象为一种针对西方世界的狂热躁动的解药，而与此同时，它也是精神科药物的头号制造商。我想象中的电影像一系列的幻觉，会造成身体的感觉和心理的印记，同时展示出现实世界非常实际的层面。
Camille Henrot, Grosse Fatigue, 2013
未完待续……
作者：Cecilia Alemani（马姗姗编译） 来源：moussemagazine
翻译的关系 Pt.4
Camille Henrot, Before Adam, Jack London, 2012
关于“Coupé/Décalé（剪切/偏移）”，这个项目是因为我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了纳高传统仪式（Naghol）的图片才开始的，它让我想到了的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的“Le Saut”。30年前，这个仪式启发了蹦极，而现在被实践为一种“表演”，为到那个岛上的游客而行动，让他们感受到这里与他们来自的当代生活方式趋同。但当你从世界的另一端拿来图像，如何逃脱刻板印象的干扰呢？
我想通过创建一个粗略的，解构包含“弥补”的视觉概念，的混合图像来解决这个问题。实施过程就是标题“Coupé/Décalé（剪切/偏移）”的说明。
CA ：你刚开始了在史密森尼（Smithsonian）的研究，处理知识的系统和信息组织，跟我们谈谈这个？
CH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有以一个业余者的好奇心寻找想法的自由。我可以对处理知识有一个非理性方法，这是一种特权，我非常感激。我将世界看做一个支离破碎的总和，这样的破碎令人痛心。通过我的项目承接的研究，我可以建立起一些连续性。
当你在研究中越有进展，那些固有的类别就越会显得随意，并对立或几近崩溃。这就是禅宗的非理性主义和对知识的渴求追根究底是不矛盾的原因。我认为一个新的研究或项目的出发点应该总是应该宽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是瞄准目标，而且你还有机会可以意外地学到些什么，对新发现敞开大门。
我的研究将侧重于全方位的项目，为了实现一种图像和/或将宇宙的历史压缩进一个单一的对象之中，一个以表现形态体现的完全的知识的浓缩。
Camille Henrot, 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 2011
Camille Henrot, 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 2011
Camille Henrot, Coupé/Décalé,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