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章清，《The People’s Secretary》，2010，单频录像，17'30"
章清，生于1977年，生活与工作于上海。自早期荒诞和暴力幽默的行为艺术逐渐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录像和装置语言，章清的作品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公共与私人、荒谬与合理。章清是2013年纽约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艺术家个人奖助获得者，近期赴纽约驻地创作。
我在2013上半年得知我获得了ACC的奖助，今年4月15日来了纽约。在来纽约之前，虽然听到读到的很多，但对这里的情况、艺术家创作状态的印象毕竟还是模糊的，来了以后最大的收获还是来自不同的观展经验，以及与本地艺术家的交流，理解这里的生态，几乎是一个打破神话的过程。这些对我自己的创作肯定是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目前不一定说得明白。
纽约不同区域的艺术氛围让我联想到国内各个艺术园区，但我觉得下东区格兰特街（Grand Street）附近的那些画廊很有意思，仿佛是介于切尔西商业画廊与布鲁克林的那些非常自发与理想主义的艺术空间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好像在国内还比较少见。印象最深的展览还是在MoMA。尤其是Sigmar Polke回顾展，他对艺术的理解是很惊人的。
我去过ISCP（国际工作室与策展项目）看驻地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个人不是很适应这样的环境，一间一间，在我看来有点像监狱也有点像坐台。所以这次来纽约驻地我没有工作室，做录像的话就在大街上，在家里我也能构思和研究。有些人一定要走到另一个空间去工作，我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起床了就工作？对我来说生活和艺术本来就不是分开的。
来纽约之前我就知道我来要做什么。我一直有些计划，计划的内在逻辑恰好适于在纽约拍摄，我就来做。我的创作习惯不是就地取材或灵光乍现，而是一个计划放很久再实行，因为我觉得在当下对一个物体或一件事的感觉很可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这么多年来建构起来的是关于艺术的一种自我逻辑，那是一种自己的方法论，它是缓慢地成长和发展的，到后来你对艺术会有一种反弹的逻辑，这种逻辑反过来又会在作品中体现。
2000到2004年我用身体来做性别问题，后来做一些人和城市的关系，在做《603足球场》时，因为空间小，需要广角，一个朋友建议我用监控录像机来拍。我发现我对监控录像的这种怪怪的，模糊的感觉很感兴趣。大概是08年开始，我开始正式做监控的研究。
我把监控是当作语言来研究的，而不是工具。不能说我的创作针对的是监控的概念。比如一个小孩看到的世界，其实也是带有监控性质的一种视角。你和小孩对话，他不会说话，但他什么都看在眼里，监视着发生在大人身上的一切，我们根本无法得知他在想什么。因为没有交流，所以等同于小孩他成为了一个私人空间，而爸妈以及这个家庭则是一个公共空间。
在这里我去了一些广场。广场这个空间在哪儿都一样，布满了监控摄像头和便衣。另外，纽约法律规定不能在公共场合搭三脚架，都是为了反恐。我在这几个月内会在大型广场和公共空间进行拍摄，迎难而上，但能不能成功还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