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2014年初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和年尾上海香格纳画廊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快乐似神仙”适合联系起来看。这两个展览跟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徐震从公司作为主体转变到对个人作为主体的再度强调。UCCA的展览是个分界线。从那个展览起，无论公司还是个人都开始真正面对艺术领域里更实际的问题。公司层面的问题公司解决，个体层面需要承担的工作义务和责任，则使用个体身份去来解决，把含混的所谓“主体性”的载体清晰地分开。这样更适合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检验标准来审视公司和个人的工作：公司不再被当作一个创意或者方案来看待，不再是所谓创作身份的特殊便决定了结果的特殊，而必须是创造了普遍意义上结果的特殊价值，才能奠定身份的特殊价值。这样也就很能理解没顶公司开办的画廊和皮毛商店各自的任务了。从理论上说，UCCA的那次展览，可以看成是“没顶公司”真正成立的一次宣告。

除去身份特殊性的变化，没顶公司的这两个展览也从侧面反应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创作重心的一个变化——把对观念或身份的强调，转向对艺术语言或形式的重视，从强调展示文化转向强调创造文化。这个转变也是观念艺术发展到现在，面对一个内外困境而做出的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也就兼容了以前创作中的很多经验，同时也是更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工作。（汪建伟在古根海姆的个展也体现和强调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年中UCCA的“洛杉矶计划”和荷兰波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的保罗·诺布尔（Paul Noble）个展“NOBSON”是今年我看过的展览里两个值得参考的例子。“洛杉矶计划”从策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文本解释，但却以更纯粹和直截了当的方式展示出了洛杉矶艺术家的工作状态和特点。对于这种纯粹、直截了当的方式，其实说过多都是一种多余。在这种方式下，所有信息都压缩成三个简单的选项：喜欢、不喜欢和没感觉。这其实也就是一种当代文化里简明扼要的自信表达方式。

保罗·诺布尔个展“NOBSON”展出了艺术家近十年来的一个工作概况。诺布尔用铅笔从几个简单的形式化模块开始，反复组合产生一系列的图像和结构。艺术家在几近不可能的方式中推进，把一个细小的、很简单的形式，推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境地之中。从所谓宏大的角度看，诺布尔个展在艺术系统内部似乎只是一个比较正常和普通的个人回顾陈列，并不具有所谓特殊意义的文本／阐释价值。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它与“洛杉矶计划”一样由于没有特殊意义上的文本作为诱惑，使展览的魅力不必依靠文本特殊性去支撑，而是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组合方式，展示出艺术家自身的一种“能力魅力”。这种更具有普遍性和可交流的能力魅力，也正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困境里急需补充的。

不管是“洛杉矶计划”还是诺布尔个展，其中体现出的艺术家对形式语言的处理能力和开发创造，确实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和可交流的标准。当然，如果一味强调这个标准，不免让创作陷入过于技术化的追求之中去，但其实技能化的东西并不能轻易压制创作者作为人的那种主动性——从纯粹视觉和形式语言的角度看，今年庄辉放置到戈壁滩上那批以前的作品里并没有太多视觉上的惊喜，但以前视觉形式处理带来的困惑却被他用这样一种情怀式的个人魅力所逆转。这组作品与现场另外那件《寻找牟丽丽》彼此呼应和烘托，成为10月份站台中国“庄辉个展”里面最大的魅力所在。

赵要是一名现居北京的艺术家。

— 文/ 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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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赵要《2014年度最佳展览》有感

   几乎所有当代艺术的这些玩意儿都是一个大行为艺术，主题和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的新衣》。活似一部三流闹剧，生动地展现了当代艺术创造力缺乏者的深深焦虑。以期通过物质交换掌握话语权的方式向社会进行艺术叙事，以期向世界证明他们还有些能力搞些艺术创新。但恰巧忘了，从真善美出发的艺术创造活动，“真”是放在第一位的。具体成果往往只需要一张纸或一块布作载体并且不需要太大-------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化到对这种形式产生反感。

   从历史上看凡高，塞尚，蒙克，高更的作品在现世不断创造的奇迹形象地说明了这点：他们不叙事而创造，这些现在看起来伟大的人活着的时侯也不强调什么话语权。

   当下的这些艺术圈时髦的玩意儿解释的太多也难掩无聊，因为到最后除了解释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其他，除了少数对自我缺乏认知者产生些怀疑外没有别的什么。最后变成反复玩着《皇帝的新衣》游戏的艺术能力缺失者的呓语。

   没有哲理的光辉，又不从真善美出发的所谓“观念艺术”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终将被时间遗忘。

                                                                                                  2015.2.20      施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