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迷彩
从罗列现象的角度来说，Tim Newark所写的《迷彩》这本书对我的研究不可谓不全面。
就像所有讲迷彩的故事的文章和书籍一样，Tim的故事是从自然界的迷彩说起的。竹节虫、枯叶蝶，变色龙，斑马的纹路和猎豹的纹路，青蛙和瓢虫身上的斑点，是的，最先，我是上帝的作品。 是这些物种不断地使他们的基因选择听从了生存的需求。生存是残酷的，大量拒绝迷彩作为他们的外衣的物种已经永远地消失，这就难怪迷彩故事的讲述者们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自然界中找到现代迷彩军服的仿生学依据。
书的第二部分“猎人”和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迷彩”，继续着这种仿生学叙述。战争史中的人们曾经多么固执地不肯脱下他们来自中世纪骑士的、象征着传统的仪式式的服装。德国人不肯脱下他们的带钉子头盔，英国人不肯脱下他们的低顶园帽，这使他们纷纷成为狙击手的理想目标。倒是法国人毫不犹豫地脱下了他们的红色长裤。传统军服致力于军容威仪的营造，那是短兵相接时有效的精神武器之一。事实上，这种看来毫不使用的花哨军装依然是仿生学的，只而他所模仿的是孔雀们争夺配偶时展开的绚丽的羽毛。可惜这种精神威慑力在长射程兵器为主导的现代机器战争中已经不再有效。军队不得不接受一种更具实用主义的态度。仿生学的原则，由模仿孔雀变成了模仿枯叶蝶。这是精神战斗法向实用主义的进化。仿生的对象既来自猎物，也来自狩猎者。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飞机的出现，我的防御对象也包括了来自空中的狩猎者的眼睛。我不但成为服装，也开始出现在军车、大炮和帐篷之上。
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叫毕加索的法国画家，在巴黎街头看到一门披着我的的色彩的加农炮，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是我们立体派创造了迷彩！毕加索的朋友斯坦因也毫不犹豫地附和他的结论，说是从塞尚到毕加索的艺术运动导致了迷彩的出现。其实，立体派绘画和我只有表面的想象上的相似性和很少的渊源，我来自一个更为悠久的图像学传统。要说有点关系，那也轮不到毕加索。马塞尔•杜桑的兄弟雅克•维农就在法国军方的迷彩研发部门任职。同样是杜桑圈子里的安德烈马尔—后来由前卫艺术转向前卫设计，他的公司领导了巴黎的艺术与装饰运动，在战争中，马尔是法国军方的迷彩设计部门的高层人物，同时也是英军迷彩研发部门的最有价值的建议人。他在战争期间的一本速写本，可以看到立体派和迷彩的一点关系。
我更愿意说，是我，迷彩，在战争中的现实需要，使艺术界的现代艺术运动显得有了一些用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方，德国军队所雇用来在武器上涂画迷彩图案的是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克。他在1916年写给老婆的一封信中大谈把现代绘画的风格用在图画无歧视的特殊快感：“这件事有一种完全实践性的目标”，他说，“在大炮的防水油布上用粗略的点彩画法图画，用来迷惑敌机上的侦察员的眼睛和照相机。我所估算的看画的观众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巨大—敌机从来不会飞过低于2000米高。 我如此好奇于，康定斯基从2000米的高处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所画的这九门大炮成为了一份从马奈到康定斯基的发展图表。”写完这段话的一个月之后，马克就死在了战壕里。
《迷彩》一书第四章的标题赫然是“Camouflaging a Nation”—全民迷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迷彩。战争的总体化，使我不但存在于军用设施上，而且蔓延到所有的工厂、铁路和机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这向纪念碑式的巨大任务中。而印有破坏形体纹样的军装，也被分发的所有士兵的手中。此时，对于我的研究已经进入视觉心理学的科学阶段。以三色或四色不规则的色斑组成的变形迷彩，致力于运用各种斑点的组合破坏服装和人体的完整外形----有的斑点和背景色融为一体，有的和周围的斑点完全地切割开来，从而起到迷惑人眼的作用。美国军方颁发给士兵的简易迷彩知识卡片，对于士兵在脸上如何涂画迷彩图案进行了很具体的指导。“士兵们在这些化妆中不必精益求精，但须符合基本的设计”，“在黑人士兵的深色皮肤上，亮绿色有最好的效果，而不需要另行铺垫粉底”。现实需求使各个参战国对我的研究原来越专业。 1935年，德国推出中褐色和浅褐色为底纹，上面印有大块的棕色和绿色几何图案，并点缀了一些碎石片花纹的“帐篷”式迷彩服。经过1937年的测试，正民这种碎石迷彩图案能够减少至少被百分之十五的伤亡率。
各国推出的迷彩五花八门，越是地形复杂、幅员辽阔的国家，其迷彩图样样就越多样， 我就有了越来越多的面孔。在森林地带，我是带有锯齿和树叶形色斑的。在沙漠中，我变成势头和沙土的颜色；在海洋中，我是蓝白灰色的几何直线形状。我并不一定需要好几种颜色，只要能够迷惑眼睛，我就可以是单色的纹样。只要能够伪装，我并不一定需要拟态。就如斑马身上的条文，尽管在
在这本书的第五章，“迷彩的狂欢—1945年以来的战争和和平中的迷彩”中，作者着力渲染我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
一方面从技术角度上看，从冷战时期以来，我的目标由迷惑人眼转向迷惑红外线侦测仪器。在印制布料的染料中加入特殊的化学物质，使其反射红外光波的能力与周围景物相似。特种布料也用于阻挡身体的热能辐射的散佚，以便躲避远红外线侦测仪器。而纹样研究本身，由对周围景物色彩和造型的模仿，发展出近看为像素点，远看则能与各种环境很好地融合的数码迷彩。日本东京大学设计的新型迷彩服，能够将罩衣者身后的场景呈现在表面，营造出一种透明人的幻觉。迷彩的研发已经成为一种最为高精尖的专业军事科学，它所运用的是材料技术、化工和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一个艺术家要想像杜桑•雅克•维龙和弗朗兹•马克那样参与进迷彩研发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另一方面，这却是一个我全面由军事领域向文化领域扩张的时代。在纯艺术领域，前时装模特儿，学习艺术后热衷于在自己的裸体上画上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薇露西卡，甚至安迪•沃霍尔把美国M81陆战队迷彩图案印在自己脸上的名作，都成为Tim Newark津津热道的证据。时尚设计界的例子更多，从让•保罗•克劳迪耶的2000年夏装到川久保玲的2006年春装， 我是高端时尚设计舞台上阵发的周期性魔法。
安迪•沃霍尔把我画在他的脸上，是因为我就在街上。川久保玲把我搬上T台，也是因为我就在街上。令人遗憾的是，Tim对于我是如何成为街头时尚的过程，只是一笔带过。60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参加过越战的退役老兵把我穿上街头，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学生们为什么一定要喜欢我。嬉皮士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亨德里克斯曾经在101空降师服役，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今天的Hip-Hop乐队喜欢穿着我登台演出。
三里屯酒吧里的人喜欢挂一幅带着迷彩贝雷帽，叼着大雪茄的格瓦拉的画像，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农贸市场都有我的专门摊位，为什么北京的每个建筑工地上，我是进城打工的民工们的最爱。从游泳用的救生圈到儿童玩具，从皮包到拖鞋到手机，我已经蔓延到了你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是怎么就成为了符号？我又是什么力量的符号？《迷彩》这本书缺少更深入的文化分析。反而是在弗朗切斯卡•波纳米等人编著的《制服—秩序与无序》这本书中，可以找到与我颇有关系的答案。
我成为时尚，决不只是嬉皮士对于制度化社会的反讽。制服象征着等级制度，而由我，迷彩，所覆盖的军事制服，一定象征着更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化的社会中，每个人必须压抑个性，融入一种集体的身份，而这种个性的压抑的代价所交换的，是更大的力量。是由集体、约束、对权力的服从等概念所营造出来的更强大的个人。在个人主义的话语一统天下的现代社会，风格被认为来源于个性。可是风格之所以成为风格，需要重复。风格成为时尚，更需要的不是个性，而是集体主义的无意识。我，迷彩，已经成为军事力量本身的符号。我是能够躲避狩猎者的最好的伪装者，同时我也是最优秀的猎人。我使你拥有最强的个人能力。因此，我本来是集体的符号，但在你身上，我可以使你感到自己充满了个性。
有了我，你就不再属于温情脉脉的城市，而属于原野和丛林。你似乎经过野外艰难环境的磨练，你成为这个城市中的特种部队。CNN新闻中海湾最新战况报道、好莱坞大片所培养起来的特种部队崇拜中，我，迷彩其实是最大的受惠者。我的崇拜者覆盖了你们这些摇滚音乐爱好者、电脑游戏玩家、军事知识杂志读者和越野车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广大人群。有了我，你就变得像美军一样强大，像德军一样冷酷，像以色列军队一样神奇。在格调的地图上，我属于军方，也就是说，我属于强大的那一方。
军事的背景使我带着暴力的质感，而暴力在某些人眼中，是性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我属于硬汉，标志着最健康的身体和最强悍的意志。我也属于美女，柔软的身体蕴藏着野性。因为有了我，迷彩的图案，那些没有被包裹住的身体的局部才更加风情万种。穿上军装之后的女人是服从的军人，是男性社会的一员，因此，来自男性社会的色彩所构造的强悍形象，赋予女人新的性感。我将女人显示为粗野生活的承受者，从而揭示了这些女人潜意识中对于虐待的隐秘爱好，在一些男人看来，我是一种性感的表白。我，迷彩，表明了男人是有能力的侵略者和捍卫者，我也表明了女人是的解放者和被解放者。正因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永无终结，我，战争的色彩，同时也是性的色彩。
除了这些原因，民工们特别喜欢我，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是廉洁的，但还有更深的原因。农贸市场的军用品摊位上售卖的，是军用品的廉价仿制品。但当进程的民工们穿上我，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攀爬的时候，我让他们感到自己真正脱离了土地。你们应该还记得，再不久的过去，穿上军装曾经是很多农民离开农村的唯一手段。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脱下军装回到土地，另一些幸运者却得以留在城市。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作为军事的符号，成<
从罗列现象的角度来说，Tim Newark所写的《迷彩》这本书对我的研究不可谓不全面。
就像所有讲迷彩的故事的文章和书籍一样，Tim的故事是从自然界的迷彩说起的。竹节虫、枯叶蝶，变色龙，斑马的纹路和猎豹的纹路，青蛙和瓢虫身上的斑点，是的，最先，我是上帝的作品。 是这些物种不断地使他们的基因选择听从了生存的需求。生存是残酷的，大量拒绝迷彩作为他们的外衣的物种已经永远地消失，这就难怪迷彩故事的讲述者们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自然界中找到现代迷彩军服的仿生学依据。
书的第二部分“猎人”和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迷彩”，继续着这种仿生学叙述。战争史中的人们曾经多么固执地不肯脱下他们来自中世纪骑士的、象征着传统的仪式式的服装。德国人不肯脱下他们的带钉子头盔，英国人不肯脱下他们的低顶园帽，这使他们纷纷成为狙击手的理想目标。倒是法国人毫不犹豫地脱下了他们的红色长裤。传统军服致力于军容威仪的营造，那是短兵相接时有效的精神武器之一。事实上，这种看来毫不使用的花哨军装依然是仿生学的，只而他所模仿的是孔雀们争夺配偶时展开的绚丽的羽毛。可惜这种精神威慑力在长射程兵器为主导的现代机器战争中已经不再有效。军队不得不接受一种更具实用主义的态度。仿生学的原则，由模仿孔雀变成了模仿枯叶蝶。这是精神战斗法向实用主义的进化。仿生的对象既来自猎物，也来自狩猎者。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飞机的出现，我的防御对象也包括了来自空中的狩猎者的眼睛。我不但成为服装，也开始出现在军车、大炮和帐篷之上。
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叫毕加索的法国画家，在巴黎街头看到一门披着我的的色彩的加农炮，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是我们立体派创造了迷彩！毕加索的朋友斯坦因也毫不犹豫地附和他的结论，说是从塞尚到毕加索的艺术运动导致了迷彩的出现。其实，立体派绘画和我只有表面的想象上的相似性和很少的渊源，我来自一个更为悠久的图像学传统。要说有点关系，那也轮不到毕加索。马塞尔•杜桑的兄弟雅克•维农就在法国军方的迷彩研发部门任职。同样是杜桑圈子里的安德烈马尔—后来由前卫艺术转向前卫设计，他的公司领导了巴黎的艺术与装饰运动，在战争中，马尔是法国军方的迷彩设计部门的高层人物，同时也是英军迷彩研发部门的最有价值的建议人。他在战争期间的一本速写本，可以看到立体派和迷彩的一点关系。
我更愿意说，是我，迷彩，在战争中的现实需要，使艺术界的现代艺术运动显得有了一些用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方，德国军队所雇用来在武器上涂画迷彩图案的是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克。他在1916年写给老婆的一封信中大谈把现代绘画的风格用在图画无歧视的特殊快感：“这件事有一种完全实践性的目标”，他说，“在大炮的防水油布上用粗略的点彩画法图画，用来迷惑敌机上的侦察员的眼睛和照相机。我所估算的看画的观众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巨大—敌机从来不会飞过低于2000米高。 我如此好奇于，康定斯基从2000米的高处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所画的这九门大炮成为了一份从马奈到康定斯基的发展图表。”写完这段话的一个月之后，马克就死在了战壕里。
《迷彩》一书第四章的标题赫然是“Camouflaging a Nation”—全民迷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迷彩。战争的总体化，使我不但存在于军用设施上，而且蔓延到所有的工厂、铁路和机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这向纪念碑式的巨大任务中。而印有破坏形体纹样的军装，也被分发的所有士兵的手中。此时，对于我的研究已经进入视觉心理学的科学阶段。以三色或四色不规则的色斑组成的变形迷彩，致力于运用各种斑点的组合破坏服装和人体的完整外形----有的斑点和背景色融为一体，有的和周围的斑点完全地切割开来，从而起到迷惑人眼的作用。美国军方颁发给士兵的简易迷彩知识卡片，对于士兵在脸上如何涂画迷彩图案进行了很具体的指导。“士兵们在这些化妆中不必精益求精，但须符合基本的设计”，“在黑人士兵的深色皮肤上，亮绿色有最好的效果，而不需要另行铺垫粉底”。现实需求使各个参战国对我的研究原来越专业。 1935年，德国推出中褐色和浅褐色为底纹，上面印有大块的棕色和绿色几何图案，并点缀了一些碎石片花纹的“帐篷”式迷彩服。经过1937年的测试，正民这种碎石迷彩图案能够减少至少被百分之十五的伤亡率。
各国推出的迷彩五花八门，越是地形复杂、幅员辽阔的国家，其迷彩图样样就越多样， 我就有了越来越多的面孔。在森林地带，我是带有锯齿和树叶形色斑的。在沙漠中，我变成势头和沙土的颜色；在海洋中，我是蓝白灰色的几何直线形状。我并不一定需要好几种颜色，只要能够迷惑眼睛，我就可以是单色的纹样。只要能够伪装，我并不一定需要拟态。就如斑马身上的条文，尽管在
在这本书的第五章，“迷彩的狂欢—1945年以来的战争和和平中的迷彩”中，作者着力渲染我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
一方面从技术角度上看，从冷战时期以来，我的目标由迷惑人眼转向迷惑红外线侦测仪器。在印制布料的染料中加入特殊的化学物质，使其反射红外光波的能力与周围景物相似。特种布料也用于阻挡身体的热能辐射的散佚，以便躲避远红外线侦测仪器。而纹样研究本身，由对周围景物色彩和造型的模仿，发展出近看为像素点，远看则能与各种环境很好地融合的数码迷彩。日本东京大学设计的新型迷彩服，能够将罩衣者身后的场景呈现在表面，营造出一种透明人的幻觉。迷彩的研发已经成为一种最为高精尖的专业军事科学，它所运用的是材料技术、化工和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一个艺术家要想像杜桑•雅克•维龙和弗朗兹•马克那样参与进迷彩研发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另一方面，这却是一个我全面由军事领域向文化领域扩张的时代。在纯艺术领域，前时装模特儿，学习艺术后热衷于在自己的裸体上画上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薇露西卡，甚至安迪•沃霍尔把美国M81陆战队迷彩图案印在自己脸上的名作，都成为Tim Newark津津热道的证据。时尚设计界的例子更多，从让•保罗•克劳迪耶的2000年夏装到川久保玲的2006年春装， 我是高端时尚设计舞台上阵发的周期性魔法。
安迪•沃霍尔把我画在他的脸上，是因为我就在街上。川久保玲把我搬上T台，也是因为我就在街上。令人遗憾的是，Tim对于我是如何成为街头时尚的过程，只是一笔带过。60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参加过越战的退役老兵把我穿上街头，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学生们为什么一定要喜欢我。嬉皮士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亨德里克斯曾经在101空降师服役，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今天的Hip-Hop乐队喜欢穿着我登台演出。
三里屯酒吧里的人喜欢挂一幅带着迷彩贝雷帽，叼着大雪茄的格瓦拉的画像，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农贸市场都有我的专门摊位，为什么北京的每个建筑工地上，我是进城打工的民工们的最爱。从游泳用的救生圈到儿童玩具，从皮包到拖鞋到手机，我已经蔓延到了你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是怎么就成为了符号？我又是什么力量的符号？《迷彩》这本书缺少更深入的文化分析。反而是在弗朗切斯卡•波纳米等人编著的《制服—秩序与无序》这本书中，可以找到与我颇有关系的答案。
我成为时尚，决不只是嬉皮士对于制度化社会的反讽。制服象征着等级制度，而由我，迷彩，所覆盖的军事制服，一定象征着更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化的社会中，每个人必须压抑个性，融入一种集体的身份，而这种个性的压抑的代价所交换的，是更大的力量。是由集体、约束、对权力的服从等概念所营造出来的更强大的个人。在个人主义的话语一统天下的现代社会，风格被认为来源于个性。可是风格之所以成为风格，需要重复。风格成为时尚，更需要的不是个性，而是集体主义的无意识。我，迷彩，已经成为军事力量本身的符号。我是能够躲避狩猎者的最好的伪装者，同时我也是最优秀的猎人。我使你拥有最强的个人能力。因此，我本来是集体的符号，但在你身上，我可以使你感到自己充满了个性。
有了我，你就不再属于温情脉脉的城市，而属于原野和丛林。你似乎经过野外艰难环境的磨练，你成为这个城市中的特种部队。CNN新闻中海湾最新战况报道、好莱坞大片所培养起来的特种部队崇拜中，我，迷彩其实是最大的受惠者。我的崇拜者覆盖了你们这些摇滚音乐爱好者、电脑游戏玩家、军事知识杂志读者和越野车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广大人群。有了我，你就变得像美军一样强大，像德军一样冷酷，像以色列军队一样神奇。在格调的地图上，我属于军方，也就是说，我属于强大的那一方。
军事的背景使我带着暴力的质感，而暴力在某些人眼中，是性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我属于硬汉，标志着最健康的身体和最强悍的意志。我也属于美女，柔软的身体蕴藏着野性。因为有了我，迷彩的图案，那些没有被包裹住的身体的局部才更加风情万种。穿上军装之后的女人是服从的军人，是男性社会的一员，因此，来自男性社会的色彩所构造的强悍形象，赋予女人新的性感。我将女人显示为粗野生活的承受者，从而揭示了这些女人潜意识中对于虐待的隐秘爱好，在一些男人看来，我是一种性感的表白。我，迷彩，表明了男人是有能力的侵略者和捍卫者，我也表明了女人是的解放者和被解放者。正因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永无终结，我，战争的色彩，同时也是性的色彩。
除了这些原因，民工们特别喜欢我，一方面是因为我还是廉洁的，但还有更深的原因。农贸市场的军用品摊位上售卖的，是军用品的廉价仿制品。但当进程的民工们穿上我，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攀爬的时候，我让他们感到自己真正脱离了土地。你们应该还记得，再不久的过去，穿上军装曾经是很多农民离开农村的唯一手段。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脱下军装回到土地，另一些幸运者却得以留在城市。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作为军事的符号，成<
真是邱志杰写的〉？？？不会把，越来越觉得是个广告的文案[s: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