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语言”和“诗”
——读福柯的《这不是烟斗》
【作者】: 叶秀山
福柯在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字与事》（“Le motes et les choses”，英译《事之序》，“The orders of things”）两年之后，于1968年写了一篇文章《这不是烟斗》，评述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同名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以艺术评论的方式，表达他基本思想的某些方面，这篇文章的事实上的写作原因似乎是：马格利特在读了福柯刚出版的《字与事》后，于1966年5月6日写信给福柯，表示他对该书的兴趣，对书中“resemblance”与“simililtude”所作区别作了评论，并附去“这不是烟斗”这幅画的复制品。①从马格利特同年6月4日的回信看，福柯在接到5月23日信后立即复信给马格利特，提出了关于另一幅作品的问题。6月4日信中，马格利特没有提福柯有否回答他关于“resemblance”与“similitude”的评论，但两年后福柯这篇评论文章，却集中地阐述了这两者的区别，也可以看成是对马格利特评论的一个详细的回答。
在5月23日信中，马格利特说福柯在《字与事》中对“resemblance”与“similitude”所作的区别，有助于自己的论述。尽管在字典上不易找出字面上的区别，但在实际上，这种区别对理解“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是有帮助的。信中马格利特说“事物没有resemblance，但它们可以有或可以没有similitude并说：“只有思想才resemblance它与其所视、所听、所知者相：“resemblance”后一句话为福柯在文章中引用、发挥。所以可以认为马格利特对（字与事）中的道理是领会了的。
“resemblance”与“similitude”的区别是福柯在《字与事》一书中提出理解西方语言和事物关系历史发展的重要观念，这个观念，被引伸来解释西方现代派艺术，说明他的思想与西方艺术（文化）发展的一致性，说明他和西方现代新派艺术家所思考的是同一类的问题，而艺术家们用不同方式--不同流派风格来处理“语言结构”与“意象结构”的关系，在精神上与福柯的意思也是一致的。然而这两个法文字--“resemblance”与“similitude”译成中文而又要体现出它们的区别，是很难的。根据福柯的理解，我们暂时把“resemblance”译成“意象（者）”，而“similitude”则译成“相似（者）”。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将随着我们讨论的深人，而逐渐明朗起来，这一点是我们要预先说明的。
福柯自从出版了《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英译《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之后，在巴黎成为知名人士，他的《字与事》很快受到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但这部艰深的书首先接到艺术家的反映，却也是很有趣的事。不错，福柯关心文学艺术，早在《字与事》出版前五年，福柯出版过一本称赞“前”（准）超现实派作家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的书。虽然福柯这本书中国读者不易读到，但从鲁塞尔这位作家喜欢运用“词句”和“意象”之间：的复杂、变形和比喻的关系来看，福柯该书的宗旨当与后来的《字与事》和本文要介绍的《这不是烟斗》是一致的。
哲学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时代之中，都是特定的时代的“思考”。不但马格利特读了福柯的书，而且福柯早就看了马格利特（以及克利、康定斯基……）的画，促使他进一步思考那人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语词与表象、概念与形象……的关系，提出一种自己独特的、但又是为当时同代人所能接受的见解。当我们了解了福柯提出他的见解的“根据”，亦即当时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所思考的“问题”；当我们理解了福柯提出这些见解的可能性，即这些思想、观点、说法何以可能，则我们就理解了福柯的见解，也就理解了福柯本人。作为“著作者”、“思想者”、“言者”、“写者”的“福柯”，无非就是那些“见解”的“总和”。
一、围绕着“语言”的讨论
古代哲学重“思想”，现代哲学重“语言”，但如同古代哲学的“思想”遇到了不少麻烦一样，现代哲学的“语言”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并不是说，古代的哲学家没有想到“语言”的问题，智者学派就曾提出为什么“可听的”语言能够代表“可见的”事物这一根本问题，②不过那时只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言”是第二位的，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系统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任意性的是法国的塞秀，他的语言学成为现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奠基者。这时，“语言”才不仅仅是一种“指谓”的“工具”，其意义不只限于“所指”，而“能指”本身成为人为的、自成体系的结构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不是模拟的、派生的，从而是独立的结构。
“语言”的独立性，引出了“文字”的依附性，因为在塞秀看来，“文字”无非是“语言”的外在表现和记录。塞秀这种贬低“文字”的看法，受到了后来不少人的批评，但批评者侧重在更加强调“写”和“文字”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而把塞秀的论述重点“说”移向“写”。“写”，的独立性引出了“文学”（作品）的独立性。
“文学”（作品）不是“模仿”、“复制”、“描写”客观的现实世界--对象世界，其独立性表现在：它也是一种主体（精神、心灵--psyche）的人为的表现（结构）形式。这种理解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下，摆脱了“对象世界”的“文学”，成为“无意识”、“梦”的世界。总之，“文学”脱离了“现实”、“文字”脱离了“对象”（意象，image），它们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indefinite）、“游移的”（adrift）关系。
这样，由文学领域中首先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流派，影响到绘画领域中这个流派的发展，而马格利特作为这一个流派中的一员--尽管不是最典型的一员，就有“这不是烟斗”的两度创作。
“这不是烟斗”（Ceci nest une pipe）是马格利特早在1926年画的，而1966年他又重新画了一遍，将1926年的旧作保留在一个黑板画的地位，而又悬空画了一个大烟斗，这幅新画的标题为“两个秘密”（Les deux mysteres）。是否因马格利特读了福柯的《字与事》想起了旧作，一起寄给了他，还是为别的意图，不得而知。
1926年的画和题字都是“一本正经”地“画”完全写实的烟斗，“写”完全工整的手写体法文，并无一点可以怀疑、含糊的地方；但这两个“相反”的“意思”都放在了一幅画中。福柯的任务就是如何从自己的思想立场来解释这两幅画。可以想象，福柯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大家记得，他的《字与事》一书的开头，也是以一幅画作为引子，引出了他一整套“知识考古学”，而选的画，竟然是17世纪西班牙大画家维拉斯克斯（Velazquez，1599-1660）的一幅古典名画--“宫女们”（Las Meninas）。福柯居然利用该画处理“画中画”的隐显关系之独特的手法，引导出“语言”与“画象”（意象）之间不确定关系这个结论来，那末，以故意游离“语言”与“意象”为宗旨的马格利特这两幅画，当然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来说明福柯对“语言”的一种独特的看法。
画上明明是“烟斗”，为什么题词（text）却写着“这不是烟斗”？福柯说，这幅画按传统习惯来说，很是奇怪，但细想起来，却是可以说得通的。通常我们都把画上的东西，理解为“实物”的“代表”，而语词又是“指示”着“实物”。“这是烟斗”这句话语，等于用手指头指着一个实际的烟斗，但马格利特这个题词里的“这”，首先被理解为“指”那画上的“烟斗”，而画上的“烟斗”不是实际的烟斗；如果马格利特画的不是烟斗，而是“布丁”，而题词也改为“这不是布丁”，则中国人很容易就能理解题词的意思。“画饼（布丁）不能充饥”，“画烟斗”也不能“过（烟）瘾”，画上的饼、烟斗不等于实际的饼、烟斗。
画上的烟斗是由布料、颜料组成的，实际的烟斗是由木料组成的，而“这不是烟斗”的题词则又是黑色（1966年版是用白色）线条组成的。画、实物、文字，实际是三种不同的东西（物），它们之间只有某种“相似性”（similarity），它们是“相似物（者）”。“相似物（者）”不同于“表象物（者）”（resemblance）。福柯认为，按照传统的、古典主义的理解，“画”和“字”都是“实物”，的“表象”（representations）。“表象”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只“代表”它所“代表”的“实物”。“表象”和“实物”原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它们之间没有“缝隙”。“实物”是“原子”，而“表象”本身为“虚空”，这是西方人一个传统的观念。“表象”的“意义”以其“表现”“实物”的完善程度为转移。“画”以“状物”，“辞”以“指事”，皆以“事”、“物”为最后标准，画得越像真物，则水平越高，意义越大，“辞”“事”相符，乃是“真”“话”、“真”“理”。
然而，实际上，“画”、“字”本身亦为一“物”，“虚空”本身亦为一“始基”，就其“思想性”言，是为“无”，就其“实物性”言，仍为“有”。绘画史、文学史并非真的为“无之史”，而亦为“有之史”；没有“纯粹”的“思想史”，一切的“史”，都是“有”的“史”。“字”、“画”之所以能成“史”，乃在于它们本身亦为一“物”，是它所“代表”的“实物”的“相似物”，“虚空”为“原子”的“相似物”。“相似物”之间就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间”的，“字”、“画”与“实物”之间有一种“游离”的关系，因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福柯整本《字与事》的重点之一就在于指出西方对“语言”的“表象”式理解并不是永恒的，直到16世纪，西方人还相信“字”与“事”乃是两种“相似物”，“字”本身就有某种实际的作用，不仅“事”影响“字”，“字”也可以影响“事”。“书”是根据“事实”写出来的，“事实”也可以根据“书”来改造、塑造、组建，其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可以逆反的。福柯在书中还特别指出唐·吉诃德作为这种“尽信书”的最后一个“英雄”，而为古典主义思想所嘲弄--唐·吉诃德坚信“事”应按“书”中所教导的方式来组建，“书”之所以未曾应验，乃是施了“魔法”的原因，而“魔法”总是可以破的，唐·吉诃德就是破那把“书”只看作“表象”而自身没有价值的“魔法”的“英
——读福柯的《这不是烟斗》
【作者】: 叶秀山
福柯在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字与事》（“Le motes et les choses”，英译《事之序》，“The orders of things”）两年之后，于1968年写了一篇文章《这不是烟斗》，评述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同名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以艺术评论的方式，表达他基本思想的某些方面，这篇文章的事实上的写作原因似乎是：马格利特在读了福柯刚出版的《字与事》后，于1966年5月6日写信给福柯，表示他对该书的兴趣，对书中“resemblance”与“simililtude”所作区别作了评论，并附去“这不是烟斗”这幅画的复制品。①从马格利特同年6月4日的回信看，福柯在接到5月23日信后立即复信给马格利特，提出了关于另一幅作品的问题。6月4日信中，马格利特没有提福柯有否回答他关于“resemblance”与“similitude”的评论，但两年后福柯这篇评论文章，却集中地阐述了这两者的区别，也可以看成是对马格利特评论的一个详细的回答。
在5月23日信中，马格利特说福柯在《字与事》中对“resemblance”与“similitude”所作的区别，有助于自己的论述。尽管在字典上不易找出字面上的区别，但在实际上，这种区别对理解“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是有帮助的。信中马格利特说“事物没有resemblance，但它们可以有或可以没有similitude并说：“只有思想才resemblance它与其所视、所听、所知者相：“resemblance”后一句话为福柯在文章中引用、发挥。所以可以认为马格利特对（字与事）中的道理是领会了的。
“resemblance”与“similitude”的区别是福柯在《字与事》一书中提出理解西方语言和事物关系历史发展的重要观念，这个观念，被引伸来解释西方现代派艺术，说明他的思想与西方艺术（文化）发展的一致性，说明他和西方现代新派艺术家所思考的是同一类的问题，而艺术家们用不同方式--不同流派风格来处理“语言结构”与“意象结构”的关系，在精神上与福柯的意思也是一致的。然而这两个法文字--“resemblance”与“similitude”译成中文而又要体现出它们的区别，是很难的。根据福柯的理解，我们暂时把“resemblance”译成“意象（者）”，而“similitude”则译成“相似（者）”。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将随着我们讨论的深人，而逐渐明朗起来，这一点是我们要预先说明的。
福柯自从出版了《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英译《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之后，在巴黎成为知名人士，他的《字与事》很快受到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但这部艰深的书首先接到艺术家的反映，却也是很有趣的事。不错，福柯关心文学艺术，早在《字与事》出版前五年，福柯出版过一本称赞“前”（准）超现实派作家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的书。虽然福柯这本书中国读者不易读到，但从鲁塞尔这位作家喜欢运用“词句”和“意象”之间：的复杂、变形和比喻的关系来看，福柯该书的宗旨当与后来的《字与事》和本文要介绍的《这不是烟斗》是一致的。
哲学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时代之中，都是特定的时代的“思考”。不但马格利特读了福柯的书，而且福柯早就看了马格利特（以及克利、康定斯基……）的画，促使他进一步思考那人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语词与表象、概念与形象……的关系，提出一种自己独特的、但又是为当时同代人所能接受的见解。当我们了解了福柯提出他的见解的“根据”，亦即当时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所思考的“问题”；当我们理解了福柯提出这些见解的可能性，即这些思想、观点、说法何以可能，则我们就理解了福柯的见解，也就理解了福柯本人。作为“著作者”、“思想者”、“言者”、“写者”的“福柯”，无非就是那些“见解”的“总和”。
一、围绕着“语言”的讨论
古代哲学重“思想”，现代哲学重“语言”，但如同古代哲学的“思想”遇到了不少麻烦一样，现代哲学的“语言”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并不是说，古代的哲学家没有想到“语言”的问题，智者学派就曾提出为什么“可听的”语言能够代表“可见的”事物这一根本问题，②不过那时只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言”是第二位的，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系统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任意性的是法国的塞秀，他的语言学成为现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奠基者。这时，“语言”才不仅仅是一种“指谓”的“工具”，其意义不只限于“所指”，而“能指”本身成为人为的、自成体系的结构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不是模拟的、派生的，从而是独立的结构。
“语言”的独立性，引出了“文字”的依附性，因为在塞秀看来，“文字”无非是“语言”的外在表现和记录。塞秀这种贬低“文字”的看法，受到了后来不少人的批评，但批评者侧重在更加强调“写”和“文字”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而把塞秀的论述重点“说”移向“写”。“写”，的独立性引出了“文学”（作品）的独立性。
“文学”（作品）不是“模仿”、“复制”、“描写”客观的现实世界--对象世界，其独立性表现在：它也是一种主体（精神、心灵--psyche）的人为的表现（结构）形式。这种理解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下，摆脱了“对象世界”的“文学”，成为“无意识”、“梦”的世界。总之，“文学”脱离了“现实”、“文字”脱离了“对象”（意象，image），它们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indefinite）、“游移的”（adrift）关系。
这样，由文学领域中首先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流派，影响到绘画领域中这个流派的发展，而马格利特作为这一个流派中的一员--尽管不是最典型的一员，就有“这不是烟斗”的两度创作。
“这不是烟斗”（Ceci nest une pipe）是马格利特早在1926年画的，而1966年他又重新画了一遍，将1926年的旧作保留在一个黑板画的地位，而又悬空画了一个大烟斗，这幅新画的标题为“两个秘密”（Les deux mysteres）。是否因马格利特读了福柯的《字与事》想起了旧作，一起寄给了他，还是为别的意图，不得而知。
1926年的画和题字都是“一本正经”地“画”完全写实的烟斗，“写”完全工整的手写体法文，并无一点可以怀疑、含糊的地方；但这两个“相反”的“意思”都放在了一幅画中。福柯的任务就是如何从自己的思想立场来解释这两幅画。可以想象，福柯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大家记得，他的《字与事》一书的开头，也是以一幅画作为引子，引出了他一整套“知识考古学”，而选的画，竟然是17世纪西班牙大画家维拉斯克斯（Velazquez，1599-1660）的一幅古典名画--“宫女们”（Las Meninas）。福柯居然利用该画处理“画中画”的隐显关系之独特的手法，引导出“语言”与“画象”（意象）之间不确定关系这个结论来，那末，以故意游离“语言”与“意象”为宗旨的马格利特这两幅画，当然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来说明福柯对“语言”的一种独特的看法。
画上明明是“烟斗”，为什么题词（text）却写着“这不是烟斗”？福柯说，这幅画按传统习惯来说，很是奇怪，但细想起来，却是可以说得通的。通常我们都把画上的东西，理解为“实物”的“代表”，而语词又是“指示”着“实物”。“这是烟斗”这句话语，等于用手指头指着一个实际的烟斗，但马格利特这个题词里的“这”，首先被理解为“指”那画上的“烟斗”，而画上的“烟斗”不是实际的烟斗；如果马格利特画的不是烟斗，而是“布丁”，而题词也改为“这不是布丁”，则中国人很容易就能理解题词的意思。“画饼（布丁）不能充饥”，“画烟斗”也不能“过（烟）瘾”，画上的饼、烟斗不等于实际的饼、烟斗。
画上的烟斗是由布料、颜料组成的，实际的烟斗是由木料组成的，而“这不是烟斗”的题词则又是黑色（1966年版是用白色）线条组成的。画、实物、文字，实际是三种不同的东西（物），它们之间只有某种“相似性”（similarity），它们是“相似物（者）”。“相似物（者）”不同于“表象物（者）”（resemblance）。福柯认为，按照传统的、古典主义的理解，“画”和“字”都是“实物”，的“表象”（representations）。“表象”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只“代表”它所“代表”的“实物”。“表象”和“实物”原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它们之间没有“缝隙”。“实物”是“原子”，而“表象”本身为“虚空”，这是西方人一个传统的观念。“表象”的“意义”以其“表现”“实物”的完善程度为转移。“画”以“状物”，“辞”以“指事”，皆以“事”、“物”为最后标准，画得越像真物，则水平越高，意义越大，“辞”“事”相符，乃是“真”“话”、“真”“理”。
然而，实际上，“画”、“字”本身亦为一“物”，“虚空”本身亦为一“始基”，就其“思想性”言，是为“无”，就其“实物性”言，仍为“有”。绘画史、文学史并非真的为“无之史”，而亦为“有之史”；没有“纯粹”的“思想史”，一切的“史”，都是“有”的“史”。“字”、“画”之所以能成“史”，乃在于它们本身亦为一“物”，是它所“代表”的“实物”的“相似物”，“虚空”为“原子”的“相似物”。“相似物”之间就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间”的，“字”、“画”与“实物”之间有一种“游离”的关系，因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福柯整本《字与事》的重点之一就在于指出西方对“语言”的“表象”式理解并不是永恒的，直到16世纪，西方人还相信“字”与“事”乃是两种“相似物”，“字”本身就有某种实际的作用，不仅“事”影响“字”，“字”也可以影响“事”。“书”是根据“事实”写出来的，“事实”也可以根据“书”来改造、塑造、组建，其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可以逆反的。福柯在书中还特别指出唐·吉诃德作为这种“尽信书”的最后一个“英雄”，而为古典主义思想所嘲弄--唐·吉诃德坚信“事”应按“书”中所教导的方式来组建，“书”之所以未曾应验，乃是施了“魔法”的原因，而“魔法”总是可以破的，唐·吉诃德就是破那把“书”只看作“表象”而自身没有价值的“魔法”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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