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2,演出还是谢幕——来自《艺术财经》杂志4月刊
发起人：马黛茶 回复数：3
浏览数：2925
最后更新：2008/04/30 13:13:29 by
我特别尊重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参与到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人。
参与，并以极开拓的眼界来面对，不管对待商业也好、对待社会政治也好，或者对待文化艺术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
2008年1月8日上午，中央美术学院网站公布了艺术家徐冰就任副院长的消息。
海外媒体对此的评论是：“中国各大学院长或校长，向来是一级一级由下往上晋升。
如今中央美术学院邀徐冰直接从国外回北京担任主管，可谓是重大突破。
可以预料，这样的做法不只会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人才任用上也将由此产生变革。“
作为曾经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从未停止对艺术教育的思考。
同时，他在接受《生活》杂志专访时表示，吸引他回国的最关键原因是，今天的中国是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的一个环境，“往后的十年，在中国工作会比在纽约有更多的空间。”
美院“当官”
《生活》：在各大网站上已经公布了你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消息，很多人惊讶你回来当这个官。
徐冰：我不会当官， 我没有行政管理的能力。
《生活》：你现在就是一个官。
徐冰：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最多就是上学的时候当班长，我们班8个人，我相当于小组长。现在这就是最大的官，我跟美院说我不会当官，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就要这种不会的。
《生活》：美院任命通知上写是公开选拔，大家来竞选。
徐冰：反正经过了民主的程序，一个老师说这样好啊，你就算明媒正娶的。这样我也觉得倒好。
《生活》：这段时间得到的最多反馈是什么？
徐冰：很多朋友给我来电话，这也算我生活中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有很多人替我担心，说你在国际上做艺术家做得这么好，怎么舍得放弃？因为一般人的概念是来这儿工作，你自己的业务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倒是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更多在于思维，好的艺术家都是思维能力比较强，属于思想型的人，你的东西的好坏和你最后的结果不在于你做过多少展览。
《生活》：有的人说你回来当副院长是不是有政治抱负？
徐冰：没有政治抱负。我知道我的能耐在哪儿，不能干的地方在哪儿。
艺术上我还是有想法的，而且我思维比较敏捷，我可以认识到一些本质上的东西，包括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和文化的关系，我都还算敏感。除此之外的东西，我其实是很弱的，包括人事方面。
《生活》：但你选择回来肯定不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徐冰：这当然了。1990年我去美国，现在想想，当时的选择是对的，过去的十几年，人需要在国际大舞台上工作，因为上世纪末特别强调多元文化、全球化等等。所以那些年，我和很多不同文化背景、但又生活在文化中心地带的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做展览，走到哪儿都是这些艺术家，古巴的、波多黎各的、印度的，包括中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蔡国强、黄永等人，特别活跃。那时候整个艺术圈有这么一种风气和学术上的追求：策展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国际化心胸或者视野，愿意寻找各种背景的艺术家，甚至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看重。这个环境让我们这些艺术家有机会在国际上施展自己的能力，让别人了解你的艺术，很直接地参与到西方当代艺术的系统里。所以咱们有些艺术家在国际上相当有影响，与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我们几个人本身的能耐有多大，其实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期。所以那个时候选择在国外工作，我想和在国内是不一样的。现在回来工作，我希望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你可以简单地想一下，往后的十年，在中国工作会比在国际上、在纽约工作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舞台。
《生活》：你的意思是，1990年代容纳各种背景艺术家的国际潮流已经没那么强了？
徐冰：对。为什么呢？如果现在每个策展人再强调东方文化，说身份的问题等等，已经不是很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情。
我觉得整个世界由科技和技术带动，很多概念发展得特别快，你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领域里，是会有风险，因为会有更多的问题和更有意思的参照，能让任何东西包括艺术可以进展得更快。
《生活》：你真的打算彻底回来，把重心移到这边？
徐冰：在美院工作，我觉得肯定要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儿。当然在美国的工作还在继续，还有过去的一些计划都要完成，纽约的工作室也还继续。
今天的中国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
《生活》：我有一个中央美院毕业的朋友，看了你在2005年写的《给年轻艺术家的一封信》，觉得特别好，认为你说清楚了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包括我看过你其他的访谈，我觉得你除了做艺术家之外，对教育也是有理想的。
徐冰：有各方面的考虑吧。比如说我个人的考虑，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是一个更好的艺术家，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吧。我觉得现在中国崛起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文化和艺术肯定要崛起，但不是想崛起就能崛起的，确实有很多条件和因素。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是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的环境，它有太多错综不定的文化现象和局面，有太复杂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形态，完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状态。它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它是一种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传统，也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是所有这些因素所促成的、绝对只有咱们这个国家、只有这个时期才存在的，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四不象，特别的复杂，特别的丰富。你很难说它是哪一种形态，西方人搞不清楚，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它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到底会怎么样？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不知道。任何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就因为有未知的因素。如果大家清楚将来会怎么样，那就说明它没什么了不起的。
《生活》：我们曾经都很向往纽约，因为它价值观多元化。把纽约的丰富性和中国的丰富性对比，区别在哪里？
徐冰：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丰富性远远超过纽约。纽约是很丰富，而且很深厚，但是它也很模式化。整个艺术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是由什么样的一部分人在左右，它的活动范围和形式，包括艺术家从学院毕业以后，开始在纽约找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和画廊接触，怎么样被美术馆注意……这一套东西都太成熟太程式化了。这么多年来，我也太了解、太熟悉了。太熟悉的东西，你就觉得没有意思。
《生活》：中国有很多不可捉摸的东西。
徐冰：对，纽约你可以看到一个结果，而中国是谁都不知道结果，但谁都能感觉到它蕴含着极强的可能性，一种很伟大、很有价值的东西将会出现，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将向人类社会展示一种新的文明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在这么多营养和因素的促合下最终形成。
《生活》：但大部分人都持很悲观的想法，认为中国社会表面的丰富下掩盖的是价值观的单一，就是说以金钱为主导。
徐冰：负面的东西是必然的，任何社会都会这样。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说，悲观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生活》：进入生活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徐冰：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很多很无奈的、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只能看一个大体的方向，大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如果只是在国际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用于艺术的创作等等，那是不够的。或者说我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如果谁有本事把中国这样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文化因素来运用于未来的文化建设，或者说运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不是说环境不给你机会、条件和因素，实际上是看你自己本事够不够大。从这些角度讲，我要继续往前走，要继续地做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感觉是艺术的核心
《生活》：前段时间中国发起了各种创意论坛，不管它有没有意义，大家也是因为感受到创造力在中国的缺失。这也是艺术教育面临的大问题，很多孩子从小就被扼杀了创造力。在这方面，你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抱负？
徐冰：在自己的创作范畴内，你可以做得很成熟。而要把你的理想推进，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愿意努力，而且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做，虽然可能不尽如人意，就看天意吧。
《生活》：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徐冰：我过去在学校教书，有十几年。我在西方这些年，在各个艺术院校、美术馆做过一百多场演讲，而且有校外的研究生辅导，最后我对艺术教育有了自己的想法。总的看法是东西方艺术教育都有问题，问题表现出来不一样，但是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理解艺术的切入点是有问题的。艺术圈特别是艺术教育很习惯于从艺术的量化因素入手。有些东西很容易教，比如说材料、风格、流派、色彩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量化的成分的，所以艺术教育往往会陷到这里面去。至于你所说的创意或者说艺术的感觉那部分，其实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也就很难落实到教学中去，但是这又是艺术最核心的部分。
《生活》：东西方艺术教育的区别呢？
徐冰：从量化角度入手考虑艺术的人，只要从材料等方面看到一点点的区别，就会视为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艺术态度，所以就容易有一种排他性。西方的排他性在于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中国的排他性是对现代艺术、对综合材料等等有一定的敏感和警惕，其实问题都一样。
这样让教学和对艺术的理解陷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不开放的态度。真正的开放态度、真正的前卫应该是没有任何界定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作为你的因素、作为你考虑的范畴来面对和尊重的，你只要限制某一种东西，排斥另外一种东西，就肯定是狭隘的。
《生活》：最近，我看到吴冠中先生说，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他觉得现实主义到今天应该完结了。
徐冰：我觉得不会，现实主义不应该完结，为什么呢？现实主义完结，其实是从学术上来认识的，学者和艺术家总容易从学术风格、流派这些学术因素来认识艺术。很多人没有从人和社会、人的视觉和人的习惯、是什么东西引发人类艺术这些根本问题来考虑。我有时候就想投影、视频为什么那么流行，不是说它是最新的，是高科技的，实际上它真正流行的原因是取代了传统艺术中视觉的成分，当代艺术<
参与，并以极开拓的眼界来面对，不管对待商业也好、对待社会政治也好，或者对待文化艺术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
2008年1月8日上午，中央美术学院网站公布了艺术家徐冰就任副院长的消息。
海外媒体对此的评论是：“中国各大学院长或校长，向来是一级一级由下往上晋升。
如今中央美术学院邀徐冰直接从国外回北京担任主管，可谓是重大突破。
可以预料，这样的做法不只会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人才任用上也将由此产生变革。“
作为曾经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从未停止对艺术教育的思考。
同时，他在接受《生活》杂志专访时表示，吸引他回国的最关键原因是，今天的中国是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的一个环境，“往后的十年，在中国工作会比在纽约有更多的空间。”
美院“当官”
《生活》：在各大网站上已经公布了你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消息，很多人惊讶你回来当这个官。
徐冰：我不会当官， 我没有行政管理的能力。
《生活》：你现在就是一个官。
徐冰：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最多就是上学的时候当班长，我们班8个人，我相当于小组长。现在这就是最大的官，我跟美院说我不会当官，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就要这种不会的。
《生活》：美院任命通知上写是公开选拔，大家来竞选。
徐冰：反正经过了民主的程序，一个老师说这样好啊，你就算明媒正娶的。这样我也觉得倒好。
《生活》：这段时间得到的最多反馈是什么？
徐冰：很多朋友给我来电话，这也算我生活中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有很多人替我担心，说你在国际上做艺术家做得这么好，怎么舍得放弃？因为一般人的概念是来这儿工作，你自己的业务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倒是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更多在于思维，好的艺术家都是思维能力比较强，属于思想型的人，你的东西的好坏和你最后的结果不在于你做过多少展览。
《生活》：有的人说你回来当副院长是不是有政治抱负？
徐冰：没有政治抱负。我知道我的能耐在哪儿，不能干的地方在哪儿。
艺术上我还是有想法的，而且我思维比较敏捷，我可以认识到一些本质上的东西，包括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和文化的关系，我都还算敏感。除此之外的东西，我其实是很弱的，包括人事方面。
《生活》：但你选择回来肯定不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徐冰：这当然了。1990年我去美国，现在想想，当时的选择是对的，过去的十几年，人需要在国际大舞台上工作，因为上世纪末特别强调多元文化、全球化等等。所以那些年，我和很多不同文化背景、但又生活在文化中心地带的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做展览，走到哪儿都是这些艺术家，古巴的、波多黎各的、印度的，包括中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蔡国强、黄永等人，特别活跃。那时候整个艺术圈有这么一种风气和学术上的追求：策展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国际化心胸或者视野，愿意寻找各种背景的艺术家，甚至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看重。这个环境让我们这些艺术家有机会在国际上施展自己的能力，让别人了解你的艺术，很直接地参与到西方当代艺术的系统里。所以咱们有些艺术家在国际上相当有影响，与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我们几个人本身的能耐有多大，其实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期。所以那个时候选择在国外工作，我想和在国内是不一样的。现在回来工作，我希望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你可以简单地想一下，往后的十年，在中国工作会比在国际上、在纽约工作要有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舞台。
《生活》：你的意思是，1990年代容纳各种背景艺术家的国际潮流已经没那么强了？
徐冰：对。为什么呢？如果现在每个策展人再强调东方文化，说身份的问题等等，已经不是很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情。
我觉得整个世界由科技和技术带动，很多概念发展得特别快，你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领域里，是会有风险，因为会有更多的问题和更有意思的参照，能让任何东西包括艺术可以进展得更快。
《生活》：你真的打算彻底回来，把重心移到这边？
徐冰：在美院工作，我觉得肯定要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儿。当然在美国的工作还在继续，还有过去的一些计划都要完成，纽约的工作室也还继续。
今天的中国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
《生活》：我有一个中央美院毕业的朋友，看了你在2005年写的《给年轻艺术家的一封信》，觉得特别好，认为你说清楚了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包括我看过你其他的访谈，我觉得你除了做艺术家之外，对教育也是有理想的。
徐冰：有各方面的考虑吧。比如说我个人的考虑，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是一个更好的艺术家，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吧。我觉得现在中国崛起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文化和艺术肯定要崛起，但不是想崛起就能崛起的，确实有很多条件和因素。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是最适合现代艺术生长的环境，它有太多错综不定的文化现象和局面，有太复杂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形态，完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状态。它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它是一种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传统，也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是所有这些因素所促成的、绝对只有咱们这个国家、只有这个时期才存在的，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四不象，特别的复杂，特别的丰富。你很难说它是哪一种形态，西方人搞不清楚，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它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到底会怎么样？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大家不知道。任何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就因为有未知的因素。如果大家清楚将来会怎么样，那就说明它没什么了不起的。
《生活》：我们曾经都很向往纽约，因为它价值观多元化。把纽约的丰富性和中国的丰富性对比，区别在哪里？
徐冰：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丰富性远远超过纽约。纽约是很丰富，而且很深厚，但是它也很模式化。整个艺术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是由什么样的一部分人在左右，它的活动范围和形式，包括艺术家从学院毕业以后，开始在纽约找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和画廊接触，怎么样被美术馆注意……这一套东西都太成熟太程式化了。这么多年来，我也太了解、太熟悉了。太熟悉的东西，你就觉得没有意思。
《生活》：中国有很多不可捉摸的东西。
徐冰：对，纽约你可以看到一个结果，而中国是谁都不知道结果，但谁都能感觉到它蕴含着极强的可能性，一种很伟大、很有价值的东西将会出现，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将向人类社会展示一种新的文明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在这么多营养和因素的促合下最终形成。
《生活》：但大部分人都持很悲观的想法，认为中国社会表面的丰富下掩盖的是价值观的单一，就是说以金钱为主导。
徐冰：负面的东西是必然的，任何社会都会这样。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说，悲观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生活》：进入生活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徐冰：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很多很无奈的、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只能看一个大体的方向，大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如果只是在国际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用于艺术的创作等等，那是不够的。或者说我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如果谁有本事把中国这样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文化因素来运用于未来的文化建设，或者说运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不是说环境不给你机会、条件和因素，实际上是看你自己本事够不够大。从这些角度讲，我要继续往前走，要继续地做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感觉是艺术的核心
《生活》：前段时间中国发起了各种创意论坛，不管它有没有意义，大家也是因为感受到创造力在中国的缺失。这也是艺术教育面临的大问题，很多孩子从小就被扼杀了创造力。在这方面，你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抱负？
徐冰：在自己的创作范畴内，你可以做得很成熟。而要把你的理想推进，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愿意努力，而且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做，虽然可能不尽如人意，就看天意吧。
《生活》：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徐冰：我过去在学校教书，有十几年。我在西方这些年，在各个艺术院校、美术馆做过一百多场演讲，而且有校外的研究生辅导，最后我对艺术教育有了自己的想法。总的看法是东西方艺术教育都有问题，问题表现出来不一样，但是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理解艺术的切入点是有问题的。艺术圈特别是艺术教育很习惯于从艺术的量化因素入手。有些东西很容易教，比如说材料、风格、流派、色彩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量化的成分的，所以艺术教育往往会陷到这里面去。至于你所说的创意或者说艺术的感觉那部分，其实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也就很难落实到教学中去，但是这又是艺术最核心的部分。
《生活》：东西方艺术教育的区别呢？
徐冰：从量化角度入手考虑艺术的人，只要从材料等方面看到一点点的区别，就会视为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艺术态度，所以就容易有一种排他性。西方的排他性在于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中国的排他性是对现代艺术、对综合材料等等有一定的敏感和警惕，其实问题都一样。
这样让教学和对艺术的理解陷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不开放的态度。真正的开放态度、真正的前卫应该是没有任何界定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作为你的因素、作为你考虑的范畴来面对和尊重的，你只要限制某一种东西，排斥另外一种东西，就肯定是狭隘的。
《生活》：最近，我看到吴冠中先生说，自从照相机发明之后，他觉得现实主义到今天应该完结了。
徐冰：我觉得不会，现实主义不应该完结，为什么呢？现实主义完结，其实是从学术上来认识的，学者和艺术家总容易从学术风格、流派这些学术因素来认识艺术。很多人没有从人和社会、人的视觉和人的习惯、是什么东西引发人类艺术这些根本问题来考虑。我有时候就想投影、视频为什么那么流行，不是说它是最新的，是高科技的，实际上它真正流行的原因是取代了传统艺术中视觉的成分，当代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