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马赛风景
法国古老的港口城市马赛坐落在地中海边缘，与欧洲大陆相连，面向地球之南，与欧洲大陆有着深刻的联系。
本届双年展从一座十九世纪的别墅开始，室内由当代艺术家和当地活动人士设计和装饰。宣言展的全部项目将在整个城市展开，一直持续到10月9日，最后，所有内容将在同一时间展现。超过100个场地将在整个展览期间使用。
我们采访了Kalmár（他以前也是马赛这座城市的居民），聊了聊关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气候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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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Kalmár
Q：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策划这个展览项目是什么感觉？
A：我们是“疫情双年展”（笑）。当然，这样做有很多原因。马赛这个城市代表了我们面临的许多全球性挑战。现在也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美好时刻”——三周前，我们看到了25年来的第一次政府更迭：拥有了一个左翼绿色联盟和第一位女市长。在过去两年里，宣言展团队受到市政府的邀请，在某种程度上以保密的方式在工作，当时的市政府对我们展览的期望可能与我们自己截然不同。有些关键因素，原来的市政府未必赞同。
Q：展览的第一个焦点主题是“家”。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产生的吗？
A：2018年11月5日，马赛市内一栋建筑倒塌，造成8人死亡。它成为了当时马赛政府衰落的代表性事件。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围绕住房发生的问题，在我们在这里工作时就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现在随着政府更迭，这个致力于变革的展览也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也是这种积极变革的表现。
Q：你希望如何影响这座城市？
A：即使是在疫情前，我们也一直认为，本届宣言展最重要的是需要与当地观众对话。那时候，我们也是想要一章接一章地展开。场地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它试图规避某种形式的贫困旅游（poverty tourism）或财产侦察（property scouting）。在巴勒莫的第十二届欧洲宣言展上，人们谈论的更多的是当地的财富和宫殿，而不是艺术本身。
Q：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展览将在全市的各个机构展开。你为什么特别选择与个别机构合作？
A：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作为民主支柱的机构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当这些机构受到一些常态冲突的威胁时。
我们确实与不同机构合作。例如，展览的第一个章节是格罗贝-拉巴迪博物馆（Musée Grobet-Labadié）的“家”，这是一座十九世纪的房子，业主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把里面的收藏捐赠给了马赛市。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在看谁的收藏，这又是谁的想法的表现？参观博物馆就像逛街。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根本负担不起，你也不是其中的一员。马赛拥有60%到70%移民人口，是个白人社会，而资产阶级的世界却是这座城市里95%的人口都无法企及的。
Q：欧洲宣言展一直被认为是以当地参与为中心，而开幕式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以前都是全球观众蜂拥而至），你认为这种蜂拥而至的局面是否非常重要？
A：我发现这真的是一种解放。不同的章节将连续开展，直到10月9日为止。因此，你可以避免去全球旅行，这在目前不太可能实现。国际观众在10月9日之后才能看到所有的作品。在此之前，连续的开幕都是为当地观众准备的，他们是第一批看到一切的人。
Q：欧洲宣言展与一些当地社会活动团体进行了合作，而这些涉及到马赛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你能给我举一个如何“配对”的例子吗？
A：艺术家Martine Derain是一个社会活动团体的成员，多年来，她记录了一个移民居住社区的住房危机。Derain追溯了法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在战后是如何将移民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历史，如今，在资源匮乏的时刻，他们又试图利用种族主义将这些人从中产阶级化的机制中驱逐。
当然，双年展这种形式的另一面是加剧了中产阶级化，所以这是我们一直非常注意避免的事情。我们没有刻意使用废弃的建筑，而是直接介入城市与机构的中心。
这其中也有生态方面的考虑。如果有基础设施，为什么不使用呢？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机构——不仅在马赛，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为一小部分人口运作？你走进这里的任何一家博物馆，会发现观众主要都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为什么在这些背景下没有更多的声音？所以问题是，未来的公民制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发展民主制度。
Q：针对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在展览项目中你是如何应对的？
A：例如，我们的教育项目的同事在私人档案馆工作。有一个由私人所有的关于酷儿性行为的档案，在一个小联排别墅里运行，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通过观察这些不同的“社会考古机构”，引入这些机构与通常被排除在外的不同声音，并揭示其内在结构，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与马赛居民的真实生活经历有不同（甚至更好）的联系。
仅仅有代表性是不够的。“说正确的事情”和“做正确的事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要从结构性上消除机构的一部分不公正条件，就必须指出一些制度上的谎言。我认为这是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的“学习曲线”，再加上当前的疫情情况，现在挑战都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为什么我们在全球疫情的时候选择继续而不放弃？资金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双年展上。我们感到，我们在危机前讨论的许多问题，在危机期间是被放大了。从很多方面来说，危机已经发生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可见，更加明显。
Q：有没有哪位艺术家因为疫情和2020年出现的全球问题而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了改变？
A：Ken Okiishi讲述了他作为亚裔美国人的经历。他总是觉得被歧视，因为从以前起，他在旅行时就会带上口罩，人们因此嘲笑他。
Marc Camille Chaimowicz是波兰后裔，在战后的法国长大，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移居伦敦。由于患有肺气肿，自三月以来，他只能在凌晨五点独自在附近的街道上行走。他本来应该在坎蒂尼博物馆（Musée Cantini）做展览，这是他目前为止在法国最大的项目，但却未能完成。于是他转而创作了一部一部被重构的历史作品，叫做《Here and There》。作品提出的问题是，“这里”由什么构成，“那里”由什么构成。
如果巴勒莫的欧洲宣言展是关于共存的，那么马赛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如何共存，还有我们要如何建立新的关系和新的社区意识。怎样才能重新发现，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东西是什么？一场疫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一起，以及相互关心和责任感意味着什么。
Q：你能分享一些展览中的亮点吗？
A：举个例子，Cameron Rowland有件作品是一个在美国被用来监视缓刑人员的装置。对他们来说，戴上这种设备后，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牢房。
还有Jana Euler的《Radieuse》，这幅画是她在马赛做住院医生时画的。它描绘了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马赛的住宅项目Cite Radieuse，有两只骆驼躺在建筑前。它暗示了现代主义的殖民层面，利用了一种文化美学，即把北非作为建筑项目的试验场。
Martine Darien是拍摄aubagne街房屋的摄影团体的一员，这条街的建筑倒塌了。你可以在古老的府邸里看到他们家族收藏的艺术珍品，还有一幅反映不同社会现实的图画，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
我们也展示了Black Quantum Futurism的作品《Oral Futures Booth / Cabine des futurs》，这是一个费城的团体，聚焦社会住房问题。他们设置了一个展台，让人们可以回忆起家对他们的意义。在房子对面，他们建造了一个公共舞台，供当地的音乐家和团体使用。他们质疑线性时间的概念，以及它是如何将社会现实定义为不可改变的。
Q：像在巴勒莫举办的第十二届欧洲宣言展一样，是否有可能在马赛也留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遗产或结构？
A：我认为会有可能。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可能知道，他们的机构是可以演化的——民主从来不是静态的。
与展览并行的还有不同的活动，包括People’s Assembly，将随机邀请100人来讨论对城市重要的问题。这个项目由Hedwig Fijen发起，也是宣言展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但我认为它应该在其他城市继续。
考虑到我们刚刚在这次选举中看到政治转变，我认为我们可以对此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以更加“公民”的方式处理对制度问题。我希望一些非常幸运的巧合能让城市中的人们，也能让这些机构最初为之服务的人，看到它们的价值，看到它们能够发展，并从中看到自己。
*法国马赛进行的第十三届欧洲宣言展将在当地多个地点进行，时间将持续至11月29日。
文丨Kate Br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