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小枫的《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
来源：理论车间blog
如果用尼采眼光来看，导演还真应该是不道德的，导演要用其不道德的冒险来促进我们的道德思考，这才能道德，这是其艺术，阿尔托式的，换言之，艺术家比如说导演必须用不道德来道德。艺术家要用一种自己的政治，来政治地与我们搞政治，来激活那个大政治，这必然会使我们内心打翻几瓶醋，我们就感觉其不道德了。当然，我也与刘小枫那样认为李安是个很蹩脚的艺术家或德道家，他最多只不过是会看人眼钯来讲道的“智术师”。但那不是我评刘文的主题。
刘的这一个题目，我初看，是认为他可能是用双义来强调，我想，他一定是在用这个题目的表面意思和后面的深义来对比着刺激我们。但在文中，他就是认为他是不道德，理由只是，要教化，导演必须有过硬的道德和古典学术功夫，也许跟着他学希腊文和古典戏剧，才能来教化听众：“埃斯库罗斯说这个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如果一味追求真实，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戏剧家被降到了被描写对象同一个水平上。对应到李安的《色·戒》，就是这样，他境界太低。他写下《色·戒》这个作品，结果发现他是那么低的一个层次，还以为写了一个凸显了情爱的至上性，为了情爱可以把一切使命抛开，是情爱的一个突破。很多人都这样吹啊，包括几个美国的伪教授，都说他是对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读古希腊的作品。什么叫做情爱？把情爱推到什么位置，古希腊早就讲过了，包括我跟曲老师私下也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柏拉图就知道了。李安以为他讲到了什么是情爱，这表明他的文化层次很低。对基本的文学经典没有读过，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诗人教成年人就象老师教小孩子一样。老师的教育是哪里来的就是个问题。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 ”
我对刘的这种小贵族式的政治图谋的最大反感，就是这种表面上反政治其实极端自私的政治：他的政治就是要强迫我们听从他的教悔。他的教化政治的推理，出自一个自称哲学教师之口，真的是如福楼拜所说，露出了其幼稚的无能：
“因此人类社会没有办法来避免这样一个现实：人，的的确确是有差异的。可是在民主社会，它就把人的这种高低的差异取消掉了。你看这些古希腊戏剧都在探讨大问题，但是现在影视作品就没有这么大气，“大气”就是关心“大我”，涉及大问题。当然，民主政治好处就在于它提倡平等，君王不能独掌法律，在平等的成文法典面前，弱者和强者就有了平等的权利。贵族社会里面不讲法律，有礼法，有传统的规矩。礼法是上天给的，例如包办婚姻等等，它就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老人是过来人，有生命的经验。总之，民主讲的是平等的和谐，民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道德上抹平，在道德上不跟你区分。不相信，去读一下卢梭。所以，我们现在批判《色·戒》都找不到理由，就是在于你把道德差异抹平了。
总之，民主政体有两大信条：第一，权力属于多数人，是多数人的统治，你们搞传媒影视的要注意了，多数人可能是很优秀的，也可能是一种暴政；第二，自由的原则，谁都有权力提出他的“道德”的主张。而贵族政治提出，我们的政治首先要区分“好坏”、道德的“高”和“劣”、“美”与“丑”，这些东西是贵族政治的基础。所以，民主与贵族的冲突就是道德和自由的冲突，看我们现在，就是以“自由”来否定你的道德判断。由此，在影视创作、影视批评里，道德创作和道德批评就被看成是一个限制，一提这个就说你是“专制”。”
这个推理过程表面堂而皇之，其实内里真的是不堪一击的。我想，这样的推理的功夫，还怎么去教化那些他眼中的次等公民们？我都想，那些次等公民的推理，也会比他这个大学问家严密的多。到底谁轮得到去教化谁？
下面我们来看刘的著名的古典尤其是希腊语文的解释功夫。下文里，刘只是想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表现坏女人是会不道德的，主要是把当代社会中的女人带坏了，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很幼稚，不值一驳的，但刘要用一个大场面用古典戏剧来支持这个结论，这就是可笑的举动了。而我看，他对古典文本的理解，我看也是很幼稚，至少是任性胡来的，他太明显地将原文扭到刘自己想要的意思上来，到了很业余的程度：
“ 今天给大家讲其中的一个片段，讲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剧作《蛙》里面，对于欧里庇得斯的批判。欧里庇得斯是三大悲剧家的最后一个，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里面，很奇怪，他老是揪着欧里庇得斯不放，在攻击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最著名的攻击就出现在《蛙》。当时欧里庇得斯刚去世不久，他就编造了这样一出戏，这出戏就是酒神觉得著名的悲剧诗人都死了，很伤心，决定去阴间把一个悲剧诗人请回来。到了阴间，他见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是老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是最后一个比较出名的悲剧诗人。选哪一个回来就开始了一场竞赛。两个人开始辩论谁是好诗人。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谁是优秀的影视创作家。哪个好我们选哪个。这个场景就被称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第一个文本。因为有了一个评判：什么叫做好诗人。整个剧作就在讲这个事情，最后呢，选择的是把埃斯库罗斯领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欧里庇得斯呢？剧本里的理由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创作不道德。现在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为什么不道德，我们一会再来说，涉及的面比较多一点。回到古希腊时期，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批评尺度就是道德。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欧里庇得斯辩护，他说他也是道德的。因此，什么是道德发生了分歧。埃斯库罗斯的道德是传统的道德，而欧里庇得斯的道德是自由民主状态下的道德。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争论的例子，来看看他们在阴间的辩论——
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说，你经常写一些不道德的女人。
欧里庇得斯反驳道，我并没有写一些不好的女人啊，比如说妓女之类的女人啊。 埃斯库罗斯说，不是，你写的那些女人整天就是爱呀爱呀，爱过去爱过来，要么爱的要死，要么爱的要失足，这类女人就不是道德的女人。 欧里庇得斯说，你说的不对，我就是要写这样的女人啊，这些就是人生啊！爱就是要爱的死去活来的啊，你的作品中就是太缺乏情爱。 埃斯库罗斯说,我的作品中就就是没有这样的情爱才好，没有才是高贵的戏剧。 接着，埃斯库罗斯还说，你这样的诗人，净写别人的妻子爱这个、爱那个的，婚外恋啊什么什么的，或者婚姻的两难啊，完全陷入了情爱的纠缠中。 欧里庇得斯进一步说了，就算我写这样的女性的故事，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城邦，又有什么害处呢？ 埃斯库罗斯说，没有害处？你的害处太大了，那些好的女人，就是被你的剧作人物引诱的一个个服毒自杀。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的心中，包括男人女人天生都有外遇的欲望，但是被压住了。欧里庇得斯其实把人的欲望给诱发了出来。但现实里又收到压抑，所以干脆服毒自杀。从这个角度来讲，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这些女人自然是埃斯库罗斯攻击的对象。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安应该也属于被埃斯库罗斯攻击的那一类导演（剧作家）。 针对埃斯库罗斯的攻击：第一，表现情爱不应该；第二，表现情爱的方式对公共的道德有不好的影响；第三，影响了那些好女人的道德准则—— 欧里庇得斯是这样辩驳的，我写的那些爱情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我写的是真事啊，生活中有这样的女人啊！ 埃斯库罗斯就叹气了——我们把这个诗行翻译下，这些诗行都是原文翻译过来的—— “我的老天啊！当然是真实的，可是诗人总是应该把这一类的丑事遮起来，而非引出来教人。对于那些个孩子们应该由老师来教，而成年人则应该由诗人来教。” 那么意思很清楚，诗人的任务不是说反映真实，而是要教人。就好象小孩子长大需要老师教，那么成年人谁来教呢，就是诗人也就是戏剧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搞影视创作的。我们现在搞影视的，谁会想我要去教人呢？没有这个使命感，没这个义务感，没这个责任感。你看谢晋，多少人从他的电影里得到了感动，得到了支撑。这就是种教育啊！艺术家还是要和国家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而我们现在影视培养的大方向却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讲求自我表达。 埃斯库罗斯的这段话在1050行，接近这个剧作的尾巴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因为戏剧是拿给公众看的，是公共的艺术表达，在城邦里面本身就是政治，这与抒情诗、画画是不一样的，因为戏剧包括影视它本质上是公共化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关键的话：小孩子需要老师教，成年人也需要诗人来教。其实就是比喻成年人也像小孩子一样，不要以为成年人什么都懂，其实很多地方成年人是不清楚的，需要诗人来教。好，这是第一个涵义。第二个涵义，埃斯库罗斯说这个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如果一味追求真实，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戏剧家被降到了被描写对象同一个水平上。对应到李安的《色·戒》，就是这样，他境界太低。他写下《色·戒》这个作品，结果发现他是那么低的一个层次，还以为写了一个凸显了情爱的至上性，为了情爱可以把一切使命抛开，是情爱的一个突破。很多人都这样吹啊，包括几个美国的伪教授，都说他是对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读古希腊的作品。什么叫做情爱？把情爱推到什么位置，古希腊早就讲过了，包括我跟曲老师私下也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柏拉图就知道了。李安以为他讲到了什么是情爱，这表明他的文化层次很低。对基本的文学经典没有读过，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诗人教成年人就象老师教小孩子一样。老师的教育是哪里来的就是个问题。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 ”
讲了那么多，刘要的意思只是“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而李安在讲女人外遇和男人出轨，就不道德了。你用埃斯库罗斯去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用牛刀杀鸡了？
那么，刘对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们的对话的理解对头了么？首先，刘一边倒了。我凭常识的理解，那一文本里，埃和欧之间的对话是达到论争的平衡的，作者是要让他们各说各有理；在当代文学理论里，在我们熟悉的哲学论争传统里，这种“文以载道”和用不道德素材来表现我们当代人的道德思考之间的论争，是两派看法均衡的，实际上并没有哪一派说服的压倒了哪一派。在刘的推理里，他是一开始就认为“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这一派是胜的。我们反问他：谁说的？你认为是这样就这样了么？在最关键的地方，刘反而是很任性地不加论证的，这我认为是他的智性缺陷，不知是不是如阿都塞说，是政治上他无法不这样，还是真的是他不喜欢常识就能办到的日常推理，要走the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这一路，才出这种洋相的。
最要命的不是他持这种“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的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去反对他持这种看法的，我讨厌的是他的这种轻浮的解释古典文本的态度和做法！你不是在吹牛你指导着博士生去研究这些文本么？可是你连这么起码的阐释规则都不肯遵守！我认为，刘是故意歪曲这段戏剧文本里的论争，自己很矫情和做作，还卖弄给人看，结果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刘说，“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我说，哪怕要从古典文学作品里得营养，也不该像刘大师那样任性专制地去解释，我也相信一个高中生也一般都中天生不会犯他这种轻浮的解释孽障的。刘的这种古典戏剧解释，我认为，他基本是在胡来，不值得我们反驳的。
刘为什么那么地能用他的学问来轻浮，象学问专制者的要搞样板戏给我们看？我认为那是他的害怕真政治，就想来教化。民主社会货币社会和消费社会不好，因为它拉平道德和修养和思想学问？但我要问：凭你刘的这点文本解释细读功夫（而这是社会包养了你几十年让你专门经营的一种功夫啊），你凭什么说你被拉平了？你的解释埃斯库罗斯的文本的功夫里，真的有高出一个高中生的语文能力的地方么？你的解释这一段古典戏剧时反映出来的能力，显然我认为是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的么（刘用“嘛”）！
刘这是一种张狂的螳臂挡车式的翻译政治－解释政治－学术政治。他恐惧新政治，他就发嗲地来装出有什么高深的政治，我还以为他的题目里藏着一种斯特劳斯式的故意不向次等公民说真情的伟情呢，闯进去一看，却是如此的蹩脚的推理和结论，我真想说，刘小枫，你小子好胆大，我以为你是玩空城计呢，现在，我进来了，你毫无防备啊，你演砸了，我要不客气了。
刘小枫：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 (点我！）
来源：理论车间blog
如果用尼采眼光来看，导演还真应该是不道德的，导演要用其不道德的冒险来促进我们的道德思考，这才能道德，这是其艺术，阿尔托式的，换言之，艺术家比如说导演必须用不道德来道德。艺术家要用一种自己的政治，来政治地与我们搞政治，来激活那个大政治，这必然会使我们内心打翻几瓶醋，我们就感觉其不道德了。当然，我也与刘小枫那样认为李安是个很蹩脚的艺术家或德道家，他最多只不过是会看人眼钯来讲道的“智术师”。但那不是我评刘文的主题。
刘的这一个题目，我初看，是认为他可能是用双义来强调，我想，他一定是在用这个题目的表面意思和后面的深义来对比着刺激我们。但在文中，他就是认为他是不道德，理由只是，要教化，导演必须有过硬的道德和古典学术功夫，也许跟着他学希腊文和古典戏剧，才能来教化听众：“埃斯库罗斯说这个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如果一味追求真实，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戏剧家被降到了被描写对象同一个水平上。对应到李安的《色·戒》，就是这样，他境界太低。他写下《色·戒》这个作品，结果发现他是那么低的一个层次，还以为写了一个凸显了情爱的至上性，为了情爱可以把一切使命抛开，是情爱的一个突破。很多人都这样吹啊，包括几个美国的伪教授，都说他是对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读古希腊的作品。什么叫做情爱？把情爱推到什么位置，古希腊早就讲过了，包括我跟曲老师私下也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柏拉图就知道了。李安以为他讲到了什么是情爱，这表明他的文化层次很低。对基本的文学经典没有读过，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诗人教成年人就象老师教小孩子一样。老师的教育是哪里来的就是个问题。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 ”
我对刘的这种小贵族式的政治图谋的最大反感，就是这种表面上反政治其实极端自私的政治：他的政治就是要强迫我们听从他的教悔。他的教化政治的推理，出自一个自称哲学教师之口，真的是如福楼拜所说，露出了其幼稚的无能：
“因此人类社会没有办法来避免这样一个现实：人，的的确确是有差异的。可是在民主社会，它就把人的这种高低的差异取消掉了。你看这些古希腊戏剧都在探讨大问题，但是现在影视作品就没有这么大气，“大气”就是关心“大我”，涉及大问题。当然，民主政治好处就在于它提倡平等，君王不能独掌法律，在平等的成文法典面前，弱者和强者就有了平等的权利。贵族社会里面不讲法律，有礼法，有传统的规矩。礼法是上天给的，例如包办婚姻等等，它就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老人是过来人，有生命的经验。总之，民主讲的是平等的和谐，民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道德上抹平，在道德上不跟你区分。不相信，去读一下卢梭。所以，我们现在批判《色·戒》都找不到理由，就是在于你把道德差异抹平了。
总之，民主政体有两大信条：第一，权力属于多数人，是多数人的统治，你们搞传媒影视的要注意了，多数人可能是很优秀的，也可能是一种暴政；第二，自由的原则，谁都有权力提出他的“道德”的主张。而贵族政治提出，我们的政治首先要区分“好坏”、道德的“高”和“劣”、“美”与“丑”，这些东西是贵族政治的基础。所以，民主与贵族的冲突就是道德和自由的冲突，看我们现在，就是以“自由”来否定你的道德判断。由此，在影视创作、影视批评里，道德创作和道德批评就被看成是一个限制，一提这个就说你是“专制”。”
这个推理过程表面堂而皇之，其实内里真的是不堪一击的。我想，这样的推理的功夫，还怎么去教化那些他眼中的次等公民们？我都想，那些次等公民的推理，也会比他这个大学问家严密的多。到底谁轮得到去教化谁？
下面我们来看刘的著名的古典尤其是希腊语文的解释功夫。下文里，刘只是想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表现坏女人是会不道德的，主要是把当代社会中的女人带坏了，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很幼稚，不值一驳的，但刘要用一个大场面用古典戏剧来支持这个结论，这就是可笑的举动了。而我看，他对古典文本的理解，我看也是很幼稚，至少是任性胡来的，他太明显地将原文扭到刘自己想要的意思上来，到了很业余的程度：
“ 今天给大家讲其中的一个片段，讲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剧作《蛙》里面，对于欧里庇得斯的批判。欧里庇得斯是三大悲剧家的最后一个，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里面，很奇怪，他老是揪着欧里庇得斯不放，在攻击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最著名的攻击就出现在《蛙》。当时欧里庇得斯刚去世不久，他就编造了这样一出戏，这出戏就是酒神觉得著名的悲剧诗人都死了，很伤心，决定去阴间把一个悲剧诗人请回来。到了阴间，他见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是老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是最后一个比较出名的悲剧诗人。选哪一个回来就开始了一场竞赛。两个人开始辩论谁是好诗人。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谁是优秀的影视创作家。哪个好我们选哪个。这个场景就被称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第一个文本。因为有了一个评判：什么叫做好诗人。整个剧作就在讲这个事情，最后呢，选择的是把埃斯库罗斯领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欧里庇得斯呢？剧本里的理由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创作不道德。现在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为什么不道德，我们一会再来说，涉及的面比较多一点。回到古希腊时期，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批评尺度就是道德。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欧里庇得斯辩护，他说他也是道德的。因此，什么是道德发生了分歧。埃斯库罗斯的道德是传统的道德，而欧里庇得斯的道德是自由民主状态下的道德。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争论的例子，来看看他们在阴间的辩论——
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说，你经常写一些不道德的女人。
欧里庇得斯反驳道，我并没有写一些不好的女人啊，比如说妓女之类的女人啊。 埃斯库罗斯说，不是，你写的那些女人整天就是爱呀爱呀，爱过去爱过来，要么爱的要死，要么爱的要失足，这类女人就不是道德的女人。 欧里庇得斯说，你说的不对，我就是要写这样的女人啊，这些就是人生啊！爱就是要爱的死去活来的啊，你的作品中就是太缺乏情爱。 埃斯库罗斯说,我的作品中就就是没有这样的情爱才好，没有才是高贵的戏剧。 接着，埃斯库罗斯还说，你这样的诗人，净写别人的妻子爱这个、爱那个的，婚外恋啊什么什么的，或者婚姻的两难啊，完全陷入了情爱的纠缠中。 欧里庇得斯进一步说了，就算我写这样的女性的故事，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城邦，又有什么害处呢？ 埃斯库罗斯说，没有害处？你的害处太大了，那些好的女人，就是被你的剧作人物引诱的一个个服毒自杀。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的心中，包括男人女人天生都有外遇的欲望，但是被压住了。欧里庇得斯其实把人的欲望给诱发了出来。但现实里又收到压抑，所以干脆服毒自杀。从这个角度来讲，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这些女人自然是埃斯库罗斯攻击的对象。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安应该也属于被埃斯库罗斯攻击的那一类导演（剧作家）。 针对埃斯库罗斯的攻击：第一，表现情爱不应该；第二，表现情爱的方式对公共的道德有不好的影响；第三，影响了那些好女人的道德准则—— 欧里庇得斯是这样辩驳的，我写的那些爱情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我写的是真事啊，生活中有这样的女人啊！ 埃斯库罗斯就叹气了——我们把这个诗行翻译下，这些诗行都是原文翻译过来的—— “我的老天啊！当然是真实的，可是诗人总是应该把这一类的丑事遮起来，而非引出来教人。对于那些个孩子们应该由老师来教，而成年人则应该由诗人来教。” 那么意思很清楚，诗人的任务不是说反映真实，而是要教人。就好象小孩子长大需要老师教，那么成年人谁来教呢，就是诗人也就是戏剧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搞影视创作的。我们现在搞影视的，谁会想我要去教人呢？没有这个使命感，没这个义务感，没这个责任感。你看谢晋，多少人从他的电影里得到了感动，得到了支撑。这就是种教育啊！艺术家还是要和国家的命运、经历联系起来，而我们现在影视培养的大方向却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讲求自我表达。 埃斯库罗斯的这段话在1050行，接近这个剧作的尾巴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因为戏剧是拿给公众看的，是公共的艺术表达，在城邦里面本身就是政治，这与抒情诗、画画是不一样的，因为戏剧包括影视它本质上是公共化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关键的话：小孩子需要老师教，成年人也需要诗人来教。其实就是比喻成年人也像小孩子一样，不要以为成年人什么都懂，其实很多地方成年人是不清楚的，需要诗人来教。好，这是第一个涵义。第二个涵义，埃斯库罗斯说这个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如果一味追求真实，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戏剧家被降到了被描写对象同一个水平上。对应到李安的《色·戒》，就是这样，他境界太低。他写下《色·戒》这个作品，结果发现他是那么低的一个层次，还以为写了一个凸显了情爱的至上性，为了情爱可以把一切使命抛开，是情爱的一个突破。很多人都这样吹啊，包括几个美国的伪教授，都说他是对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没有读古希腊的作品。什么叫做情爱？把情爱推到什么位置，古希腊早就讲过了，包括我跟曲老师私下也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柏拉图就知道了。李安以为他讲到了什么是情爱，这表明他的文化层次很低。对基本的文学经典没有读过，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诗人教成年人就象老师教小孩子一样。老师的教育是哪里来的就是个问题。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 ”
讲了那么多，刘要的意思只是“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而李安在讲女人外遇和男人出轨，就不道德了。你用埃斯库罗斯去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用牛刀杀鸡了？
那么，刘对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们的对话的理解对头了么？首先，刘一边倒了。我凭常识的理解，那一文本里，埃和欧之间的对话是达到论争的平衡的，作者是要让他们各说各有理；在当代文学理论里，在我们熟悉的哲学论争传统里，这种“文以载道”和用不道德素材来表现我们当代人的道德思考之间的论争，是两派看法均衡的，实际上并没有哪一派说服的压倒了哪一派。在刘的推理里，他是一开始就认为“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这一派是胜的。我们反问他：谁说的？你认为是这样就这样了么？在最关键的地方，刘反而是很任性地不加论证的，这我认为是他的智性缺陷，不知是不是如阿都塞说，是政治上他无法不这样，还是真的是他不喜欢常识就能办到的日常推理，要走the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这一路，才出这种洋相的。
最要命的不是他持这种“所以我们诗人必须说有益的话”的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去反对他持这种看法的，我讨厌的是他的这种轻浮的解释古典文本的态度和做法！你不是在吹牛你指导着博士生去研究这些文本么？可是你连这么起码的阐释规则都不肯遵守！我认为，刘是故意歪曲这段戏剧文本里的论争，自己很矫情和做作，还卖弄给人看，结果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刘说，“我们学影视的一定要注意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营养，这样你才能教别人嘛。”我说，哪怕要从古典文学作品里得营养，也不该像刘大师那样任性专制地去解释，我也相信一个高中生也一般都中天生不会犯他这种轻浮的解释孽障的。刘的这种古典戏剧解释，我认为，他基本是在胡来，不值得我们反驳的。
刘为什么那么地能用他的学问来轻浮，象学问专制者的要搞样板戏给我们看？我认为那是他的害怕真政治，就想来教化。民主社会货币社会和消费社会不好，因为它拉平道德和修养和思想学问？但我要问：凭你刘的这点文本解释细读功夫（而这是社会包养了你几十年让你专门经营的一种功夫啊），你凭什么说你被拉平了？你的解释埃斯库罗斯的文本的功夫里，真的有高出一个高中生的语文能力的地方么？你的解释这一段古典戏剧时反映出来的能力，显然我认为是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的么（刘用“嘛”）！
刘这是一种张狂的螳臂挡车式的翻译政治－解释政治－学术政治。他恐惧新政治，他就发嗲地来装出有什么高深的政治，我还以为他的题目里藏着一种斯特劳斯式的故意不向次等公民说真情的伟情呢，闯进去一看，却是如此的蹩脚的推理和结论，我真想说，刘小枫，你小子好胆大，我以为你是玩空城计呢，现在，我进来了，你毫无防备啊，你演砸了，我要不客气了。
刘小枫：李安是一个不道德的导演 (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