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
作者：雷成
花溪CBD的建筑设计图发布后，这些奇形怪状的大楼图片很快就从建筑专业网站流传到一些博客和综合论坛上。
有人表示“很喜欢”，“建筑不一定非要方方正正的”，但反对和质疑之声也铺天盖地而来。
在大部分发表评论的网友看来，这些仿生、科幻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好像是“群魔乱舞”、“海洋生物的舞台”、“魔幻现实主义宫殿”、“外星人的住所”。不明就里的网友以为是政府出面组织了这次“实验”，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政绩工程”。
“我们花溪是真山真水，不要以整容的借口来毁容。坚决抗议！”一位贵阳网友说。
“看不出这些建筑物‘与自然的融合’，只觉得这么夸张怪异的大楼如果真的在梯田上建成，只会毁了花溪的原生态景观。”另一位贵阳市民说。
一位网友说，“越是这种造型非常规的建筑越烧钱……不知是外国事务所只能设计出这种华丽有余、厚重不足的东西，还是因为中国的东家们只欣赏这种东西？”
贵阳网友Mr．OK说：“那些在他国有想法却无处实现的建筑师终于有了机会，把中国当作了最大的实验场，居然地处西南偏僻之地的花溪都被盯上了。当真中国就不差钱？”
为什么跨国公司要跑到花溪去办公？
即便是在建筑专业论坛上，这组建筑设计图也被认为“过于疯狂”。
“一定要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吗？”有人质问。
“东拼西凑全球火花，合拢正好一堆垃圾。”一位叫“多立克”的网友形容道。
网友石开批评说，“那么多农田已经说明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你往上放啥CBD呢？一边说芝加哥不应成为未来城市的偶像，一边在梯田上放芝加哥的碎片？放错了地方的建筑多是城市的肿瘤。”
上海同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越剑说，从这组设计图中可以看出，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们对花溪并不了解，3天时间不足以让他们理解当地的文化。
这位贵阳籍的建筑师说，最基本的一点，穿越贵阳城区的南明河上游就在花溪，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做这样大尺度的东西是对环境的破坏，花溪的生态环境根本就容不下这么巨大的建筑群。
“这些外国建筑师可能之前连贵州都没听说过，通过MAD有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待了3天，做出来的设计怎么能融入既有的建筑群落和社会习惯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建筑学硕士常珏（化名）说。
常珏说，名单中有许多都是由于观念过于新潮前卫，在本国无法实现理想的建筑师。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表达自己、推行新的建筑理念和设计方法，而不是细心体察当地的地域文化。
“一个建筑建在什么地方，应该是有唯一性的。可这些建筑就好像飞碟一样突然降落下来，完全是凭空植入的，没有根。这些设计脱离了建筑的功能意义，超乎常人的认知，而更倾向于艺术行为。”越剑说，“但艺术是私人的，建筑是公众的，这种超现代的生活方式不适合当下的国情。”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越是造型怪异、扭曲的建筑，造价越高昂而不实用，后续维护费用还高得离谱儿，这“背离了建筑学本身的伦理道德”。
常珏还批评“没有一个建筑是强调节能的”。他说，这样做的后果是，即使后期使用技术手段来做补救，节能的效果也不会比在最初就把它纳入考虑范围更好。
还有人指出，在贵阳的郊区建造CBD简直是“异想天开”。
对于建设CBD的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一种说法是：足够的国际影响力；足够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处于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核心位置；聚集了各个方面的人才。仔细比对这些条件，这个西部欠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几乎无一符合。
在北京工作的贵阳籍建筑师汪剑柃说，CBD不是修几栋楼就可以一厢情愿搞成的，筑了“巢”也未必能引来“凤”。交通、物流、通讯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跟得上，区域经济、信息、人力资源等有没有优势和辐射力，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和考察。
“你总要给跨国公司足够的理由，为什么老外非要跑到花溪去办公？”汪剑柃说。
观念在图纸上显示，已是一种实现
对于同行的批评，MAD建筑事务所并未在论坛上正面回应，“我们只是提供信息和我们自己的观点”。
发言人陈小姐说，MAD对于批评的态度是开放的，这个实验本身就欢迎更多的人参与探讨和研究。网上论坛上的言论不能当成建筑评论来看，有些人的言论方式“非常个人化和情绪化”。
在接受采访时，陈小姐更乐于表述MAD在建筑上的理念，而对与开发商接触的细节却避而不谈。
她用“理解状态不同”来回应“这些建筑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批评，“要有新的尝试，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更多的可能性”。她澄清说，“我们不是3天就把设计拿出来了。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在当地考察、跟业主见面、开研讨会后，历经半年才公布最后的方案。态度是认真严谨的。”
关于花溪是否适合建CBD的质疑，陈小姐说，“我们的设计中也提出了我们的思考，包括对在这里建CBD的思考。”
“项目名称代表了开发商的一种期望，我们也给它增加了自己的设计理想，给城市中即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种想象。”她说。
作为建筑师，难道真的只将自己的设计作为一个实验，停留在纸上吗？陈小姐说，“我们想表达的观念在图纸上显示出来，这已经是一种实现了。”
也正因为只是一个实验，所以环保节能和后期维护成本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但陈小姐说，很多设计都在探讨用新的方式来实现环保节能。
那么，业主对设计方案是否满意？陈小姐说，“你不如直接问业主。我的工作是对我们自身的态度进行梳理和表达。”
中国成了寻求广告效应的业主和先锋建筑师共同的实验场
花溪CBD方案让众多网友联想到了早前央视新楼、国家大剧院和国家体育场引发的争议。在这些地标性建筑招投标中，本土人才全军覆没。
当真如MAD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城市实验室了吗？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创作热情吗？
建筑师越剑说，能够请来10多名国际建筑师，让建筑业界关注贵阳，说明开发商有前瞻性、有远见，即便是为“炒作”和造势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讨活动，为什么不增加国内外建筑师的对话？由国际前沿理念和本土观念相碰撞，从学术角度来说，不是更有价值吗？他为业界内这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倾向感到担心。
常珏说，外国建筑师确实整体实力比绝大多数国内建筑师要更为成熟和专业。对洋设计的崇拜是正常的，是进步的动力和方向。事实上，外国建筑事务所在中国设计了大量高质量、但并不大胆突出的建筑，受到瞩目的只是一小部分先锋建筑师。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符合国情，其更多的意义在于建筑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
“国外很明白实验建筑和建造建筑的区别。比如央视新楼的设计者库哈斯即便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鲜有作品真正实现的。”常珏说，但由于这些建筑师本来就习惯与媒体进行良性互动，在中国，媒体的过度关注使他们的设计有了额外的价值，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投资在他们身上来换取注意力。
“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热钱’来支持他们，新的‘热钱’需要足够吸引眼球的建筑来树立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建筑使先锋建筑师们实现了理想。随着二线城市的开发，先锋建筑师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常珏说。
常珏认为，媒体对建筑的评介往往是漂亮的图片配以简单的文字，这使越奇怪、越夸张的建筑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有奇思异想的建筑师往往占得先机。
“先锋建筑师目前是中国媒体的热点，是民众口诛笔伐的对象。花一笔不大的钱，做点有争议的作品，无论好坏，只要吸引眼球，就已经成功了。地块和项目得到了关注，随后的开发和销售就自然容易了。”
“所以应该说，中国成了寻求广告效应的业主和国外先锋建筑师共同的实验场。”常珏说。
中国不能成为妖魔鬼怪式建筑实验场
“这些设计就像是穿着时装去上班的模特，华而不实。看不到区域特色，看不到现有的城市文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评论家彭培根这样评价花溪CBD建筑群方案。
“这对贵阳市民的鉴赏能力是一种侮辱。市民的鉴赏力有时是最直觉和公正的。他们中也藏龙卧虎啊！”他说。
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立兹克奖”的评奖标准是：“作风严谨，功能良好，造型优雅”。彭培根说，这应该作为全世界通用的评价建筑作品的客观标准，“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一条也没有体现出来。”
“即便这只是个学术实验，对公众也有极坏的误导。把未经任何检验的设计图公之于众，会给市民们造成错觉，分不清好建筑和坏建筑的差别。”彭培根说。
近年来，这位加拿大籍的建筑学教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建筑设计应该“回归根本”：“做设计应该遵从‘形式服从功能’，好建筑应该是优雅的、亲切的。”
在他看来，最近10年中，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了很多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和“妖魔鬼怪一般”的建筑物。贵阳花溪CBD方案显然为这一论断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彭培根也是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2008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彭培根批判那些把中国当成“新武器实验场”的洋建筑大师，得到国际上两本最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之一、英国《建筑评论》的报道和支持。
“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比较浅，人们的视觉经不起冲击，一看特别新奇就觉得是好东西。实际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基浅，对西方文化了解也不深，所以就会选择一些妖魔鬼怪的或把时装表演的服装穿来上班的建筑。”
彭培根批评，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出的许多设计“追求完全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任何基本原则，把所谓的‘艺术’放于科学和哲学之先，这就好像驾马车时将马车放在马前面。”
而且，一些外国建筑师偏重个人喜好，在中国寻求为个人修建纪念碑的机会，这有悖于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彭培根说，“我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
他举例说：“比如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和许多建筑师一样，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超高层建筑物。”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被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
彭培根指出，之所以一些外国建筑师无法在本国实现理想，正是因为他们的设计通不过在“可持续发展”、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
他甚至希望上书普立兹克奖委员会建立一个“金酸莓建筑奖”，评选“最差建筑”，以“警告那些在作品中宣泄个人艺术偏爱的建筑师，教育建筑师更多地关注国际通用的职业道德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尊重的社会责任感”。
“在我国，‘建筑师’的头衔才30年历史，而西方国家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啦！当我们的宇航科技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时，我们的社会依然在付出沉重而惨痛的建筑学费。”他说。
彭培根呼吁“要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中国城市有生命力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师把中国文化吃透，再将她从现代文明的骨架再生出来表现在建筑设计上。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民族建筑师，一定会产生一批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的新一代建筑大师。”
作者：雷成
花溪CBD的建筑设计图发布后，这些奇形怪状的大楼图片很快就从建筑专业网站流传到一些博客和综合论坛上。
有人表示“很喜欢”，“建筑不一定非要方方正正的”，但反对和质疑之声也铺天盖地而来。
在大部分发表评论的网友看来，这些仿生、科幻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好像是“群魔乱舞”、“海洋生物的舞台”、“魔幻现实主义宫殿”、“外星人的住所”。不明就里的网友以为是政府出面组织了这次“实验”，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政绩工程”。
“我们花溪是真山真水，不要以整容的借口来毁容。坚决抗议！”一位贵阳网友说。
“看不出这些建筑物‘与自然的融合’，只觉得这么夸张怪异的大楼如果真的在梯田上建成，只会毁了花溪的原生态景观。”另一位贵阳市民说。
一位网友说，“越是这种造型非常规的建筑越烧钱……不知是外国事务所只能设计出这种华丽有余、厚重不足的东西，还是因为中国的东家们只欣赏这种东西？”
贵阳网友Mr．OK说：“那些在他国有想法却无处实现的建筑师终于有了机会，把中国当作了最大的实验场，居然地处西南偏僻之地的花溪都被盯上了。当真中国就不差钱？”
为什么跨国公司要跑到花溪去办公？
即便是在建筑专业论坛上，这组建筑设计图也被认为“过于疯狂”。
“一定要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吗？”有人质问。
“东拼西凑全球火花，合拢正好一堆垃圾。”一位叫“多立克”的网友形容道。
网友石开批评说，“那么多农田已经说明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你往上放啥CBD呢？一边说芝加哥不应成为未来城市的偶像，一边在梯田上放芝加哥的碎片？放错了地方的建筑多是城市的肿瘤。”
上海同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越剑说，从这组设计图中可以看出，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们对花溪并不了解，3天时间不足以让他们理解当地的文化。
这位贵阳籍的建筑师说，最基本的一点，穿越贵阳城区的南明河上游就在花溪，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做这样大尺度的东西是对环境的破坏，花溪的生态环境根本就容不下这么巨大的建筑群。
“这些外国建筑师可能之前连贵州都没听说过，通过MAD有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待了3天，做出来的设计怎么能融入既有的建筑群落和社会习惯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建筑学硕士常珏（化名）说。
常珏说，名单中有许多都是由于观念过于新潮前卫，在本国无法实现理想的建筑师。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表达自己、推行新的建筑理念和设计方法，而不是细心体察当地的地域文化。
“一个建筑建在什么地方，应该是有唯一性的。可这些建筑就好像飞碟一样突然降落下来，完全是凭空植入的，没有根。这些设计脱离了建筑的功能意义，超乎常人的认知，而更倾向于艺术行为。”越剑说，“但艺术是私人的，建筑是公众的，这种超现代的生活方式不适合当下的国情。”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越是造型怪异、扭曲的建筑，造价越高昂而不实用，后续维护费用还高得离谱儿，这“背离了建筑学本身的伦理道德”。
常珏还批评“没有一个建筑是强调节能的”。他说，这样做的后果是，即使后期使用技术手段来做补救，节能的效果也不会比在最初就把它纳入考虑范围更好。
还有人指出，在贵阳的郊区建造CBD简直是“异想天开”。
对于建设CBD的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一种说法是：足够的国际影响力；足够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处于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核心位置；聚集了各个方面的人才。仔细比对这些条件，这个西部欠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几乎无一符合。
在北京工作的贵阳籍建筑师汪剑柃说，CBD不是修几栋楼就可以一厢情愿搞成的，筑了“巢”也未必能引来“凤”。交通、物流、通讯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跟得上，区域经济、信息、人力资源等有没有优势和辐射力，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和考察。
“你总要给跨国公司足够的理由，为什么老外非要跑到花溪去办公？”汪剑柃说。
观念在图纸上显示，已是一种实现
对于同行的批评，MAD建筑事务所并未在论坛上正面回应，“我们只是提供信息和我们自己的观点”。
发言人陈小姐说，MAD对于批评的态度是开放的，这个实验本身就欢迎更多的人参与探讨和研究。网上论坛上的言论不能当成建筑评论来看，有些人的言论方式“非常个人化和情绪化”。
在接受采访时，陈小姐更乐于表述MAD在建筑上的理念，而对与开发商接触的细节却避而不谈。
她用“理解状态不同”来回应“这些建筑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批评，“要有新的尝试，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更多的可能性”。她澄清说，“我们不是3天就把设计拿出来了。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在当地考察、跟业主见面、开研讨会后，历经半年才公布最后的方案。态度是认真严谨的。”
关于花溪是否适合建CBD的质疑，陈小姐说，“我们的设计中也提出了我们的思考，包括对在这里建CBD的思考。”
“项目名称代表了开发商的一种期望，我们也给它增加了自己的设计理想，给城市中即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种想象。”她说。
作为建筑师，难道真的只将自己的设计作为一个实验，停留在纸上吗？陈小姐说，“我们想表达的观念在图纸上显示出来，这已经是一种实现了。”
也正因为只是一个实验，所以环保节能和后期维护成本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但陈小姐说，很多设计都在探讨用新的方式来实现环保节能。
那么，业主对设计方案是否满意？陈小姐说，“你不如直接问业主。我的工作是对我们自身的态度进行梳理和表达。”
中国成了寻求广告效应的业主和先锋建筑师共同的实验场
花溪CBD方案让众多网友联想到了早前央视新楼、国家大剧院和国家体育场引发的争议。在这些地标性建筑招投标中，本土人才全军覆没。
当真如MAD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城市实验室了吗？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创作热情吗？
建筑师越剑说，能够请来10多名国际建筑师，让建筑业界关注贵阳，说明开发商有前瞻性、有远见，即便是为“炒作”和造势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讨活动，为什么不增加国内外建筑师的对话？由国际前沿理念和本土观念相碰撞，从学术角度来说，不是更有价值吗？他为业界内这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倾向感到担心。
常珏说，外国建筑师确实整体实力比绝大多数国内建筑师要更为成熟和专业。对洋设计的崇拜是正常的，是进步的动力和方向。事实上，外国建筑事务所在中国设计了大量高质量、但并不大胆突出的建筑，受到瞩目的只是一小部分先锋建筑师。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符合国情，其更多的意义在于建筑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
“国外很明白实验建筑和建造建筑的区别。比如央视新楼的设计者库哈斯即便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鲜有作品真正实现的。”常珏说，但由于这些建筑师本来就习惯与媒体进行良性互动，在中国，媒体的过度关注使他们的设计有了额外的价值，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投资在他们身上来换取注意力。
“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热钱’来支持他们，新的‘热钱’需要足够吸引眼球的建筑来树立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建筑使先锋建筑师们实现了理想。随着二线城市的开发，先锋建筑师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常珏说。
常珏认为，媒体对建筑的评介往往是漂亮的图片配以简单的文字，这使越奇怪、越夸张的建筑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有奇思异想的建筑师往往占得先机。
“先锋建筑师目前是中国媒体的热点，是民众口诛笔伐的对象。花一笔不大的钱，做点有争议的作品，无论好坏，只要吸引眼球，就已经成功了。地块和项目得到了关注，随后的开发和销售就自然容易了。”
“所以应该说，中国成了寻求广告效应的业主和国外先锋建筑师共同的实验场。”常珏说。
中国不能成为妖魔鬼怪式建筑实验场
“这些设计就像是穿着时装去上班的模特，华而不实。看不到区域特色，看不到现有的城市文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评论家彭培根这样评价花溪CBD建筑群方案。
“这对贵阳市民的鉴赏能力是一种侮辱。市民的鉴赏力有时是最直觉和公正的。他们中也藏龙卧虎啊！”他说。
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立兹克奖”的评奖标准是：“作风严谨，功能良好，造型优雅”。彭培根说，这应该作为全世界通用的评价建筑作品的客观标准，“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一条也没有体现出来。”
“即便这只是个学术实验，对公众也有极坏的误导。把未经任何检验的设计图公之于众，会给市民们造成错觉，分不清好建筑和坏建筑的差别。”彭培根说。
近年来，这位加拿大籍的建筑学教授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建筑设计应该“回归根本”：“做设计应该遵从‘形式服从功能’，好建筑应该是优雅的、亲切的。”
在他看来，最近10年中，许多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了很多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和“妖魔鬼怪一般”的建筑物。贵阳花溪CBD方案显然为这一论断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彭培根也是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2008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彭培根批判那些把中国当成“新武器实验场”的洋建筑大师，得到国际上两本最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之一、英国《建筑评论》的报道和支持。
“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比较浅，人们的视觉经不起冲击，一看特别新奇就觉得是好东西。实际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基浅，对西方文化了解也不深，所以就会选择一些妖魔鬼怪的或把时装表演的服装穿来上班的建筑。”
彭培根批评，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出的许多设计“追求完全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任何基本原则，把所谓的‘艺术’放于科学和哲学之先，这就好像驾马车时将马车放在马前面。”
而且，一些外国建筑师偏重个人喜好，在中国寻求为个人修建纪念碑的机会，这有悖于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彭培根说，“我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
他举例说：“比如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和许多建筑师一样，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超高层建筑物。”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被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
彭培根指出，之所以一些外国建筑师无法在本国实现理想，正是因为他们的设计通不过在“可持续发展”、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
他甚至希望上书普立兹克奖委员会建立一个“金酸莓建筑奖”，评选“最差建筑”，以“警告那些在作品中宣泄个人艺术偏爱的建筑师，教育建筑师更多地关注国际通用的职业道德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尊重的社会责任感”。
“在我国，‘建筑师’的头衔才30年历史，而西方国家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啦！当我们的宇航科技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时，我们的社会依然在付出沉重而惨痛的建筑学费。”他说。
彭培根呼吁“要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中国城市有生命力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师把中国文化吃透，再将她从现代文明的骨架再生出来表现在建筑设计上。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民族建筑师，一定会产生一批把中国文化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的新一代建筑大师。”
牛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