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砧断续
有着与你相同的迷惑和感慨，我已作了半个世纪的挣扎，才有些明白，艺术家的挣扎不过是讲究姿态而已，也就是那些“挣扎”的姿态，后来成为“艺术”。
我的悲伤往往是由于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件迫使我思考。思考的结果，我与那些事件仍然无关。唯此悲伤，算是和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件有过接触了。
“毁灭”是否与“创造”同为文化之必要，尽管布莱克、叶慈、杰弗斯相继若有所悟地吟咏过来，我却因之更不安了。
希腊—定要特洛伊战争?耶稣必得有希罗·凯撒?爱情的殿堂规定建立于排污泄秽的区域?这岂非绝望，虽然已经绝望了。
举世称颂的事物人物，有一大半无不令我疑虑，而多次是此种疑虑显出价值来——在这早已失落价值判断的时空里，我岂非将自始至终无所作为?
像哥德他们，就单说哥德吧，他点亮了很多灯(好伧俗的比喻)，有些，至今亮着(我们感觉—直会亮的)。另些，已暗下去(以此类推，亮着的也不会一直亮)。还有些，当时也许就不甚亮，过后熄去(谁也免不了要作大量徒劳无益的事)——需要再有人点亮些灯。路仍是这祥的路，行者日渐稀少，暗了更乏人走。
原先哥德他们照亮的路，也只供后来像哥德他们那样的人走(不知还有什么人来点灯以供什么那样的人走)。
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连伧俗的比喻也懈怠打了。
真的有“时代的局限性”这么回丧气败兴的事。真的有超越此种局限性的那么回心壮神旺的事。
或曰：即使超，超不远。
对曰：即使不远，超了。
而局限性中人又怎知远与不远。
“艺术是……”
艺术并非“艺术是……”。不会是这是那，是这是那，乃这乃那——怎会是艺术。
倡言“艺术是……”者，1．存心搅胡涂，自有阴毒目的。2．未必存心搅胡涂，因系胡涂人，动辄胡涂。未必胡涂人，是被搅胡涂了。
还可以叙叙十九世纪末的一则莫须有的旧事：“为艺术而艺术”，既非胡涂人，也不是被搅胡涂，大抵属于意气用事，拙于词令，为艺术而艺术？不可能。
古代有几个品性恶劣的文人，曾经用文字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一己之本来面目；现代文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现代文人十分开心地用文字把自心的种种恶劣如数抖出来，而且相互喝彩，而且相互“而且”。
描写自己的梦，悼念别人的死，最易暴露庶士的浅薄。
猜想康德最初排列出“两律背反”来的时候，觉得有趣而快乐。
无法猜想康德到后来是否也感到乏味而沮丧。
伟人，就是能把童年的脾气发向世界，世界上处处可见他的脾气。不管是好脾气坏脾气。
如果脾气很怪异很有挑逗性，发得又特别厉害，就是大艺术家。
用音乐来发脾气当然最惬意。
“无知”，如果是没有“知”，缺乏“知”，那只要起“知”、增“知”就行了——事情并非这般寻常，事情很不寻常，事情是“无知”不承认“知”，始终拒绝“知”。
或人说：“这太深奥，我不懂！”
别以为彼有所逊，或有所憾。彼说这句话，是居高临下的。
犹记童年的中秋夜宴邀客名单上，魏晋人士占了大半，柳敬亭、王玉生也是请的，宋代理学家一个也不请。
杨恽、嵇康，那样的牺牲，正是没有“牺牲精神”的结果。司马迁有“牺牲精神”。
奥登吊叶慈，中途说到别人身上去，奥登代表时间发言，宽宥了吉卜灵的观点，也施赦了克劳台，因为他，诗写得好。
我来吊叶慈，真不想说到别人身上去，中国近季的人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诗，这样，这。
弄虚作假者最容易被认作富有才华，因为太多的人是想弄虚而弄不成，想作假又作不像。更有太多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虚什么是假。
一般人，不读书，不交友。
某些人，耽读坏书，专交恶友。
也有人读了许多高尚的书，来往的朋辈却是低三下四的脚色。那是因为他没有认为他读的书是高尚的，他把高尚的书当作低三下四的书读。
牛顿如果生在鞑靼人或阿拉伯人中间，就只不过是一个凶犯或流氓。
是的，霍尔巴赫先生。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从小出入牛顿的实验室，及长，会成为牛顿第二?
像莫扎特、萧邦、莎士比亚、普希金，一开始就归真反璞似的。
谈列夫·托尔斯泰，可以这样谈：
一个人，也是文学家，天性纯极了，品行之美，无可指摘，他写很多很厚的小说，本本猥琐窳陋……
就这样，谈完了。
常听说，托尔斯泰作为人，不好，不够好。
托尔斯泰作为人，还可以更好。但用不着太好，太好就不是托尔斯泰。他已经太托尔斯泰了。
后于托尔斯泰的人，写了不少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全无多大意思，没有读者，没有——托尔斯泰已经不在——这些批评，只对托尔斯泰有意思，对别人毫无意思，别人又不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复活》……别人再悖谬、再虚伪，与托尔靳泰无涉，所以托尔斯泰再悖谬、再虚伪与别人何涉?
托尔斯泰有错，他这种错，别人不会再犯，所以谈托尔斯泰的错，对于别人不成其为教训。
托尔斯泰是一只羊，逃走了，迷路了，死了。后来的人关于托尔斯泰的批评，是亡羊补牢，好吧，补牢。牢里已没有羊，牢里咩咩叫的都不是羊，都不会逃的。
文字载负了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文字又载负着庸琐的谬见、卑劣的性格。本来，后一种被玷污的文字似乎会迅即绝灭的，但有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一切，有待于此类读者减少，减少的过程估计是缓慢的，大约一两千年光景。这是个可能性。另外还有个可能性是：所有的读者终于全部将被玷污的文字读得津津有味了，载负伟大的高尚的思想和情操的文字悉数湮没，那过程估计是较快的，大约，一两百年光景，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早就已经开始了吗?
与某种人谈论，像坐地下车，窗外一片黑，到终点站，不下，回……仍不下，复到终点站——彼认为与我作长途旅行，沿路景色连绵，款款清语好伙伴。
在艺术上，—个天才攻打另一个天才，挨打的天才并无损伤。两个天才对打，打完了仍是两个天才。一个天才遭另一个更大的天才猛打，事息，小一号的天才依然故天才。
人们热中于探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病态。我以为能这样写众生的病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必定具有一时难以为词的“健全”，这优越的“健全”，才是大奇——探究陀思也耶夫斯基的健全性，被探究者与探究者，双重难能可贵。
蒙田不事体系，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更其深得我心。
轻轻判断是—种快乐，隐隐预见是一种快乐。如果不能歆享这两种快乐，知识便是愁苦。能借知识而判断既成的人史，预见将成的人史，快乐会从是非善恶的隙缝中滋溢。可是只宜轻轻、隐隐，逾度就滑入武断流于谬见，不快乐了，因为，不配快乐了。这个“度”，这个不可逾的“度”，文学家知道，因为，不知道，就不是文学家。
或者，自我生物学这一科目，便是我在研究着的。
如果探求的是质的新奇，那么，一时无人理会，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后，有可能得到理会，付之赞叹。如果探求的是形的新奇，那么， 一时无人理会，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后，嫌陈旧了——在这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大有人探求形的新奇，少有人探求质的新奇。
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大抵是这样。偏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本身先天性乏质，也就少有求质的愿望，于是纷纷顺势投入求形的潮流中。二十世纪至此已呈凋零，也无所谓料理后事。要来的，将是以质取胜的另一类艺术。两千年为始终的轮回，凡起首的，总是以质的特异为征候。
战斗呀伤痕呀牺牲复活呀，这种是罗曼·罗兰的东西。
颂赞的诗歌，虔敬的奉献，都不是上帝喜悦的，上帝喜悦的是证明他的存在，所以宗教家百次千次地在作证明，绝不能停。停，上帝就不存在了。
“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畸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于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致恼恨他们，反使可怜他们了。”
蒙田和帕斯卡之所以能这样娓娓清谈，是缘于都不曾见过一个浑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浑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在文学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学不是武器。
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这样一种人，很不容易道破。
试道而破之：只有正义感，没有正义。
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艺理论家就这样终其一生。在某国。
床自己从屋脊上下来，桌子自己从床上下来，椅子自己从桌上下来，这是聪明的床聪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里不下来了。
太阳照着屋脊，不久太阳下山，夜，夜尽，屋脊上又显出床、床上桌子、桌上椅子——文艺史家就这样写下来，而且拍了照片。在某国。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洲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一具锁，用一个与之不配的钥匙去开，开不了，硬用力，钥匙断在锁里。即使找到了与锁相配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而且锁已经锈坏，别以为那个与锁相配的钥匙就开得了——在比喻什么?
现代艺术是竹花。
懦弱会变成卑劣。懦弱，如果独处，就没什么。如果与外界接触，乃至剧烈周旋，就卑劣起来，因为懦弱多半是无能，懦弱使<
有着与你相同的迷惑和感慨，我已作了半个世纪的挣扎，才有些明白，艺术家的挣扎不过是讲究姿态而已，也就是那些“挣扎”的姿态，后来成为“艺术”。
我的悲伤往往是由于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件迫使我思考。思考的结果，我与那些事件仍然无关。唯此悲伤，算是和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件有过接触了。
“毁灭”是否与“创造”同为文化之必要，尽管布莱克、叶慈、杰弗斯相继若有所悟地吟咏过来，我却因之更不安了。
希腊—定要特洛伊战争?耶稣必得有希罗·凯撒?爱情的殿堂规定建立于排污泄秽的区域?这岂非绝望，虽然已经绝望了。
举世称颂的事物人物，有一大半无不令我疑虑，而多次是此种疑虑显出价值来——在这早已失落价值判断的时空里，我岂非将自始至终无所作为?
像哥德他们，就单说哥德吧，他点亮了很多灯(好伧俗的比喻)，有些，至今亮着(我们感觉—直会亮的)。另些，已暗下去(以此类推，亮着的也不会一直亮)。还有些，当时也许就不甚亮，过后熄去(谁也免不了要作大量徒劳无益的事)——需要再有人点亮些灯。路仍是这祥的路，行者日渐稀少，暗了更乏人走。
原先哥德他们照亮的路，也只供后来像哥德他们那样的人走(不知还有什么人来点灯以供什么那样的人走)。
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连伧俗的比喻也懈怠打了。
真的有“时代的局限性”这么回丧气败兴的事。真的有超越此种局限性的那么回心壮神旺的事。
或曰：即使超，超不远。
对曰：即使不远，超了。
而局限性中人又怎知远与不远。
“艺术是……”
艺术并非“艺术是……”。不会是这是那，是这是那，乃这乃那——怎会是艺术。
倡言“艺术是……”者，1．存心搅胡涂，自有阴毒目的。2．未必存心搅胡涂，因系胡涂人，动辄胡涂。未必胡涂人，是被搅胡涂了。
还可以叙叙十九世纪末的一则莫须有的旧事：“为艺术而艺术”，既非胡涂人，也不是被搅胡涂，大抵属于意气用事，拙于词令，为艺术而艺术？不可能。
古代有几个品性恶劣的文人，曾经用文字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一己之本来面目；现代文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现代文人十分开心地用文字把自心的种种恶劣如数抖出来，而且相互喝彩，而且相互“而且”。
描写自己的梦，悼念别人的死，最易暴露庶士的浅薄。
猜想康德最初排列出“两律背反”来的时候，觉得有趣而快乐。
无法猜想康德到后来是否也感到乏味而沮丧。
伟人，就是能把童年的脾气发向世界，世界上处处可见他的脾气。不管是好脾气坏脾气。
如果脾气很怪异很有挑逗性，发得又特别厉害，就是大艺术家。
用音乐来发脾气当然最惬意。
“无知”，如果是没有“知”，缺乏“知”，那只要起“知”、增“知”就行了——事情并非这般寻常，事情很不寻常，事情是“无知”不承认“知”，始终拒绝“知”。
或人说：“这太深奥，我不懂！”
别以为彼有所逊，或有所憾。彼说这句话，是居高临下的。
犹记童年的中秋夜宴邀客名单上，魏晋人士占了大半，柳敬亭、王玉生也是请的，宋代理学家一个也不请。
杨恽、嵇康，那样的牺牲，正是没有“牺牲精神”的结果。司马迁有“牺牲精神”。
奥登吊叶慈，中途说到别人身上去，奥登代表时间发言，宽宥了吉卜灵的观点，也施赦了克劳台，因为他，诗写得好。
我来吊叶慈，真不想说到别人身上去，中国近季的人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诗，这样，这。
弄虚作假者最容易被认作富有才华，因为太多的人是想弄虚而弄不成，想作假又作不像。更有太多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虚什么是假。
一般人，不读书，不交友。
某些人，耽读坏书，专交恶友。
也有人读了许多高尚的书，来往的朋辈却是低三下四的脚色。那是因为他没有认为他读的书是高尚的，他把高尚的书当作低三下四的书读。
牛顿如果生在鞑靼人或阿拉伯人中间，就只不过是一个凶犯或流氓。
是的，霍尔巴赫先生。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从小出入牛顿的实验室，及长，会成为牛顿第二?
像莫扎特、萧邦、莎士比亚、普希金，一开始就归真反璞似的。
谈列夫·托尔斯泰，可以这样谈：
一个人，也是文学家，天性纯极了，品行之美，无可指摘，他写很多很厚的小说，本本猥琐窳陋……
就这样，谈完了。
常听说，托尔斯泰作为人，不好，不够好。
托尔斯泰作为人，还可以更好。但用不着太好，太好就不是托尔斯泰。他已经太托尔斯泰了。
后于托尔斯泰的人，写了不少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全无多大意思，没有读者，没有——托尔斯泰已经不在——这些批评，只对托尔斯泰有意思，对别人毫无意思，别人又不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复活》……别人再悖谬、再虚伪，与托尔靳泰无涉，所以托尔斯泰再悖谬、再虚伪与别人何涉?
托尔斯泰有错，他这种错，别人不会再犯，所以谈托尔斯泰的错，对于别人不成其为教训。
托尔斯泰是一只羊，逃走了，迷路了，死了。后来的人关于托尔斯泰的批评，是亡羊补牢，好吧，补牢。牢里已没有羊，牢里咩咩叫的都不是羊，都不会逃的。
文字载负了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文字又载负着庸琐的谬见、卑劣的性格。本来，后一种被玷污的文字似乎会迅即绝灭的，但有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一切，有待于此类读者减少，减少的过程估计是缓慢的，大约一两千年光景。这是个可能性。另外还有个可能性是：所有的读者终于全部将被玷污的文字读得津津有味了，载负伟大的高尚的思想和情操的文字悉数湮没，那过程估计是较快的，大约，一两百年光景，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早就已经开始了吗?
与某种人谈论，像坐地下车，窗外一片黑，到终点站，不下，回……仍不下，复到终点站——彼认为与我作长途旅行，沿路景色连绵，款款清语好伙伴。
在艺术上，—个天才攻打另一个天才，挨打的天才并无损伤。两个天才对打，打完了仍是两个天才。一个天才遭另一个更大的天才猛打，事息，小一号的天才依然故天才。
人们热中于探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病态。我以为能这样写众生的病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必定具有一时难以为词的“健全”，这优越的“健全”，才是大奇——探究陀思也耶夫斯基的健全性，被探究者与探究者，双重难能可贵。
蒙田不事体系，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更其深得我心。
轻轻判断是—种快乐，隐隐预见是一种快乐。如果不能歆享这两种快乐，知识便是愁苦。能借知识而判断既成的人史，预见将成的人史，快乐会从是非善恶的隙缝中滋溢。可是只宜轻轻、隐隐，逾度就滑入武断流于谬见，不快乐了，因为，不配快乐了。这个“度”，这个不可逾的“度”，文学家知道，因为，不知道，就不是文学家。
或者，自我生物学这一科目，便是我在研究着的。
如果探求的是质的新奇，那么，一时无人理会，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后，有可能得到理会，付之赞叹。如果探求的是形的新奇，那么， 一时无人理会，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后，嫌陈旧了——在这若干十年若干百年，大有人探求形的新奇，少有人探求质的新奇。
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大抵是这样。偏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本身先天性乏质，也就少有求质的愿望，于是纷纷顺势投入求形的潮流中。二十世纪至此已呈凋零，也无所谓料理后事。要来的，将是以质取胜的另一类艺术。两千年为始终的轮回，凡起首的，总是以质的特异为征候。
战斗呀伤痕呀牺牲复活呀，这种是罗曼·罗兰的东西。
颂赞的诗歌，虔敬的奉献，都不是上帝喜悦的，上帝喜悦的是证明他的存在，所以宗教家百次千次地在作证明，绝不能停。停，上帝就不存在了。
“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畸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于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致恼恨他们，反使可怜他们了。”
蒙田和帕斯卡之所以能这样娓娓清谈，是缘于都不曾见过一个浑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浑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在文学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学不是武器。
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这样一种人，很不容易道破。
试道而破之：只有正义感，没有正义。
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艺理论家就这样终其一生。在某国。
床自己从屋脊上下来，桌子自己从床上下来，椅子自己从桌上下来，这是聪明的床聪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里不下来了。
太阳照着屋脊，不久太阳下山，夜，夜尽，屋脊上又显出床、床上桌子、桌上椅子——文艺史家就这样写下来，而且拍了照片。在某国。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洲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一具锁，用一个与之不配的钥匙去开，开不了，硬用力，钥匙断在锁里。即使找到了与锁相配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而且锁已经锈坏，别以为那个与锁相配的钥匙就开得了——在比喻什么?
现代艺术是竹花。
懦弱会变成卑劣。懦弱，如果独处，就没什么。如果与外界接触，乃至剧烈周旋，就卑劣起来，因为懦弱多半是无能，懦弱使<
顶
如果脾气很怪异很有挑逗性，发得又特别厉害，就是大艺术家。
看来偶做不了艺术家了^
更不说大艺术家了
看来偶做不了艺术家了^
更不说大艺术家了
悟不空
猛猛的看~~傻傻的顶
◎.◎ 就看你～猛看！
顶上来~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有空就看,有空就看......
不错的文章！
伟人，就是能把童年的脾气发向世界，世界上处处可见他的脾气。不管是好脾气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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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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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逼！
好文章啊！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