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

----------- 展览在哪里？
                                                                          蒋崇无



“社会”“主义”既是工作起点，也是工作方向。“社会”与“主义”间的交互关系在这里被引入艺术和艺术现场。

“社会”“主义”两个独立的词并置而成的“社会·主义”而并非“社会主义”，当在现场所产生的对读解经验的捕获，既有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呈现，又有对“社会主义”的肢解。然而这里的呈现与肢解的针对性是“社会主义”概念和现实，这并不是初衷。我们的初衷是还原“社会”的社会性现实进入艺术现场，以及提出“主义”在艺术现场的虚构。为此，我们将艺术空间清空，抽离出作为艺术的“作品主体”，让所有来参加画廊酒会的人们在进入空空荡荡的现场瞬间，由参观艺术作品的“客体”身份，转瞬成为“主体”身份。此时的画廊酒会的社会现实被凸显。对“作品主体”被抽离后所产生的现场主客体转变，并非完全针对“艺术作品主体性”的消解，也不完全是针对参观艺术品“经验”的挑战和质疑。因此将“作品主体”抽离并非完全出于“观念”的需要，而更多的是出于“功能”的需要，将社会“显影”于现场的功能性需要。“显影剂”是媒介不是目的。

将“社会”不动声色地引入现场，并凸显其社会性，一方面考察“社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考察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与现场主体的“社会”的关系。在回望历史的节点上考察当下崛起中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以及与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对应关系时，让我们不安的不仅是社会现实中的结构性紊乱，更让人失望的是当代艺术的自主性缺席。在非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艺术若要起到其在社会文化中相应的精神作用，首要任务是进入社会的结构层面提供自主语言的文化精神，交互构成鲜活的自足。在这个节点上，尽管社会的结构性紊乱让人不安，但我们总不能重回极左的时代，或更为遥远的农耕时代。当代艺术同样不能继续“东施效颦”地模仿西方，以及对社会无谓的嘲讽。因此，在我们这里不是“艺术已经死亡”的问题，而是“艺术如何诞生”的问题。  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并非政治家，对社会现实的改造几乎无能为力，艺术家只是在艺术范畴内考察“社会”。对于“社会”，艺术家不仅仅只是社会的旁观者，又是社会这一“群体”中的一员。艺术家“个体”的自我独立性，以及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关系同等重要。独立的平等关系与蕴涵关系是考察“社会”的基础。由此才可能产生的“主义”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尽管目前只是个虚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论断在今天仍要矫枉。

在“社会·主义”的现场，我将我近期艺术项目的考察对象“老张”邀请到酒会中，同时让画廊的清洁工和油漆工在现场各司其职，还原他们的酒会客人的主体和工作主体，与在场的所有参加者处在平等的常态的社会境遇中从而隐没作品性。借此申明我的工作态度，立场，方向与方法。於其说在现场被抽空的艺术代码致使观众身份有所转换，不如说作为艺术家“个体”向大家提示对元社会真切的观照远远要比对“艺术作品”的观照更为重要。现场用空荡荡的空间与白墙去刷新大家对待“艺术作品”的观照惯性，也是对大家的交底。我们或许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开始起底了。

在空荡的现场，艺术家“个体”被同等引入这个画廊社会的“群体”。艺术家考察的“社会样本”也同等地被引入。这是一个相互蕴涵的关系也是双向考察的开始，大家都抛弃所有不必要的社会辎重，在自主语言的寻访途中轻装上阵，从最真切的最富有情感的“society（伙伴）”开始，纳入转译，编码，的工作中，逐步筹措语言准则及体系，朝向姑且叫做“主义”的方向演进。语言的筹措同样是“个体”与“群体”，“社会”与“艺术”的双向需要，任何形式的移植于嫁接都不能满足三者的本质需要，我们所处的社会如此，艺术如此，作为艺术家的个体同样如此。

正如一位年轻观众进入画廊现场后脱口而出“展览在哪里？”。其实我们期冀的展览真的还没有，这里只有行动。

——————————————————————————
社会·主义

——被展示的情感主体

                                                            孙建春

[sub]
[/sub]
2009年9月的上海，一年一度的ShContemporary 2009（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举行在上海引来了比平时远为密集的当代艺术展览，这一时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和画廊空间都在举行着或学术或商业的展览。全世界各地赶来的各色皮肤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都聚集在这个亚洲的国际都市里做着同样的行为。

看完这些以不同名义组织的数目众多的展览和更为众多的作品，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之间到底具有多大的差异，如果离开了那些作品标签，我们是不是能够区分艺术家的身份、种族、知识背景、社会背景。。。

当代艺术正在呈现出全球化统一性的诸多特征。

现代性本身是个全球化的主题，它在不断吞噬着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性，社会及社会群体的变革是对资讯强大和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必要反映。正如上海有了自己的双年展和艺博会，从表面来看，城市在试图以国际化的一切要求为标准在建立自己的规范，但不是社会群体结构中每一环节都能以相同的节奏做出调整，中国社会在这三十年的迅速变化中建立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景象，同样，也遗存了无数的心理疾患，虽然，都市消费文化的影像、记号、符号，体现出的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就像是一剂安慰药，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由政治社会遗存的心理习性与消费文化冲突时的伦理和道德裂变。消费者同时又是迷茫者和猎奇者，这种双重及多重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惯性势必留下心理缺失和文化不适的后遗症，这需要有一个相对的时间来进行调和与谈判。

这种快感和痛苦混合的迷狂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地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消失了，相反，当代艺术似乎更热衷于证明消费文化被确定无疑地接受，主体更为得体地表现出对语境与情境范围的适应力，它既不能表现为某种控制的失控，更不能表现为更为严厉的控制。当代艺术的作品和展览都越来越显现的同样高雅和绚烂，展览样式和作品样式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一致。——大家都很“当代”，包括衣冠楚楚的观众。具备了现代性的常识，就能把握到一个当代艺术展览的制度，展览的呈现基本不会离预期太远，基本一致的形式，连“意外”也是默契的、有约定的。展览的组织者和观看者都熟知潜在的规则，观众则最大限度地把器官打开并朝向这个可见的世界，展览的现场非常和谐地确立了创造者（艺术家）和阅读者（观众）之间关于阅读和欣赏的制度。大家都在先验被决定了制度下愉快地消费着展览。这使得展览这一组织样式很有趣而有效，有点类似于通灵论的“点金术”，诸多的行为一旦通过它，就会变得“煞有介事”，变得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真正有创造力的似乎不是艺术家和作品，而是这个模式和结构，正是它把很多的恶作剧定性为伟大的艺术，并写入历史，它证实了诸多行为的合法性。

然而，它从未证实过自身的合法性。

当代艺术的展厅里——人们是在阅读作品，还是在扮演一个阅读作品的人？这点一直让我怀疑。正如我怀疑作品经常是在扮演作品，艺术家们经常是在扮演艺术家。

在这个名为“社会·主义”的活动里，展厅空荡洁净，没有任何可阅读和欣赏的，看展览的人群并没有如期阅读到任何“作品”，他们甚至并不错愕，本能的警觉让他们变得更加的矜持，也就是片刻过后，他们露出宽慰的笑容“不错，好主意！”“牛逼，有想法！”非常迅速地，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具有正确性”的批判模式，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很超脱“这个展览我以前看过。。。”只有年轻的学生们满脸疑惑地在问：“展览在哪里？”

观众的成熟程度总是让人意外，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早就学会了最迅速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哪怕预期变成了白墙，他们也是那么从容和淡定，观赏立即变成了一个秀，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表演。我们不妨把这个现场当成一个作品，人们从各式各样的地方赶来观看彼此，每个擦身而过的人才是他们看到的真正的作品。

所以，我们不再选择展示那些大家都默契和熟知的“情感的形式”，而是直接展示了刚刚经历了三十年剧烈变化的“情感的主体”，当然，这也包括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