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别处；正因为作为机构的哲学系里压根没有哲学，哲学才对我们如此重要
来源：理论车间
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同一个：写理论是为了使自己激进，走向激进的途径是写理论。
写理论就是不要去写那些称作论文的温吞水式的东西。要达到一定的激进，这理论才算有点意思。如果只是去说大家都同意的东西，或假装自己肚里有大家都不明白的微言大义，那你去写研究论文好了。
我想这回答了我自己经常遇到的责问：你干吗这么激进？
是的，因为对这事儿有那么大的兴趣也就是利益在其中，这是我的社会分工了。我为了写理论，必须将自己的立场弄得很激进，后者是前提。
巴迪厄那句mieux vaut un desastre qu’un desetre，与其得到沙漠还不如得到灾难，被我解释为“最坏的斯大林式恐怖也比最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要好”，这是为了激进：必须与我的同伴在这样一条边界上划出是非、作出严重抉择。我们做理论，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政治立场上作出这样清晰的选择。
许多的事儿都纠缠在这里。而尤其关注到我的为什么要去弄理论。齐泽克说，不在这一立场上作出选择，弄理论有个什么意思呢？
布莱希特说，在非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写理论和搞恐怖活动。而巴尔特认为，理论就是一种话语恐怖主义，用语言来搞恐怖主义活动。
（二）
巴迪厄、齐泽克和朗西埃都认为，我们被一种政治共识包围着，它的远端是美国大学的里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研究式的批判与解放理论，近处，是我们身边的可能是80%的想要珍惜柏林墙倒塌后民主的胜利、不想让文革和1968式专政灾难重演的人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这个共识可以分别称作：自由主义-议会共识、中产阶级政治共识、财富-知识共识、后意识形态共识。中国的主导阶级很愿意听话的知识分子拿出他们的知识和分析来批判和指引，我们的中产阶级就愿意用专家和科学家来统治社会，我们的大学里就是拿着基金会和公司的巨额经费的专家在统治。所以，专家、教授和科学家是不会去写理论的，他们激进，是为了向这个共识秩序献媚。正是他们的存在，会使巴迪厄这样的知识分子显得是不讲理的恐怖分子。
齐泽克说，a fundamental Denkverbot, the prohibition to
think. Today’s liberal-democratic hegemony is sustained by a
kind of unwritten Denkverbot similar to the infamous
Berufsverbot in Germany of the late 60s — the moment one
shows a minimal sign of engaging in political projects that aim
to seriously challenge the existing order, the answer is
immediately: “Benevolent as it is, this will necessarily end in a
new Gulag!” （《重复列宁》）。在中国，情况不正是这样着？！对思想的根本的禁止，不是来自专制者的高压，而是来自我们身边这些苦口婆心、婆婆妈妈的饶舌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者。他们中很多还不是得到很多既得利益的人，而是，在我看来，患了一种历史创作症：他们认为，当前现实是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成功果实，这样的好日子是功拜我们听任专制者改革开放的结果，一激进，文革和整风马上开始，知识分子自己首当其冲，所以，适可而止地批判几下就可以了。
齐泽克说，美国学院激进知识分子是假激进，这是因为，他们的终身教职所依，就是那一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他们愤怒，想改变一切，但内心里最不愿意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稍许改变。他们最会喊改变，但内心最恐惧改变。在中国，难道情况会有两样？
是的，我们对理论还应有更高的标准：像本雅明说，我们不光要看这个理论是宣称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还应看这个理论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论是实践！理论是武器！
在艺术中，我们也看到，那些标榜自己很激进的艺术家，尽量将自己弄得很sensational，来引起关注，好让自己被吸收为体制的一部分，如蔡国强，此毛还以此为荣，公开夸耀自己的机会主义。
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同一个：写理论是为了使自己激进，走向激进的途径是写理论。
写理论就是不要去写那些称作论文的温吞水式的东西。要达到一定的激进，这理论才算有点意思。如果只是去说大家都同意的东西，或假装自己肚里有大家都不明白的微言大义，那你去写研究论文好了。
我想这回答了我自己经常遇到的责问：你干吗这么激进？
是的，因为对这事儿有那么大的兴趣也就是利益在其中，这是我的社会分工了。我为了写理论，必须将自己的立场弄得很激进，后者是前提。
巴迪厄那句mieux vaut un desastre qu’un desetre，与其得到沙漠还不如得到灾难，被我解释为“最坏的斯大林式恐怖也比最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要好”，这是为了激进：必须与我的同伴在这样一条边界上划出是非、作出严重抉择。我们做理论，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政治立场上作出这样清晰的选择。
许多的事儿都纠缠在这里。而尤其关注到我的为什么要去弄理论。齐泽克说，不在这一立场上作出选择，弄理论有个什么意思呢？
布莱希特说，在非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写理论和搞恐怖活动。而巴尔特认为，理论就是一种话语恐怖主义，用语言来搞恐怖主义活动。
（二）
巴迪厄、齐泽克和朗西埃都认为，我们被一种政治共识包围着，它的远端是美国大学的里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研究式的批判与解放理论，近处，是我们身边的可能是80%的想要珍惜柏林墙倒塌后民主的胜利、不想让文革和1968式专政灾难重演的人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这个共识可以分别称作：自由主义-议会共识、中产阶级政治共识、财富-知识共识、后意识形态共识。中国的主导阶级很愿意听话的知识分子拿出他们的知识和分析来批判和指引，我们的中产阶级就愿意用专家和科学家来统治社会，我们的大学里就是拿着基金会和公司的巨额经费的专家在统治。所以，专家、教授和科学家是不会去写理论的，他们激进，是为了向这个共识秩序献媚。正是他们的存在，会使巴迪厄这样的知识分子显得是不讲理的恐怖分子。
齐泽克说，a fundamental Denkverbot, the prohibition to
think. Today’s liberal-democratic hegemony is sustained by a
kind of unwritten Denkverbot similar to the infamous
Berufsverbot in Germany of the late 60s — the moment one
shows a minimal sign of engaging in political projects that aim
to seriously challenge the existing order, the answer is
immediately: “Benevolent as it is, this will necessarily end in a
new Gulag!” （《重复列宁》）。在中国，情况不正是这样着？！对思想的根本的禁止，不是来自专制者的高压，而是来自我们身边这些苦口婆心、婆婆妈妈的饶舌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者。他们中很多还不是得到很多既得利益的人，而是，在我看来，患了一种历史创作症：他们认为，当前现实是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成功果实，这样的好日子是功拜我们听任专制者改革开放的结果，一激进，文革和整风马上开始，知识分子自己首当其冲，所以，适可而止地批判几下就可以了。
齐泽克说，美国学院激进知识分子是假激进，这是因为，他们的终身教职所依，就是那一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他们愤怒，想改变一切，但内心里最不愿意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稍许改变。他们最会喊改变，但内心最恐惧改变。在中国，难道情况会有两样？
是的，我们对理论还应有更高的标准：像本雅明说，我们不光要看这个理论是宣称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还应看这个理论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论是实践！理论是武器！
在艺术中，我们也看到，那些标榜自己很激进的艺术家，尽量将自己弄得很sensational，来引起关注，好让自己被吸收为体制的一部分，如蔡国强，此毛还以此为荣，公开夸耀自己的机会主义。
你说的齐泽克英文是啥?本雅明是说walter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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