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Sharp，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波普艺术家，他设计的著名的Bob Dylan的海报和同时代的Stanley Mouse、Rick Griffin和Milton Glaser一起成为迷幻海报的经典。Martin Sharp为《Oz》设计了大量的封面、卡通和插画，他往往在服用LSD之后测试新的创作体验，全视觉化的“神奇剧院”特辑被誉为英国地下出版刊物中最伟大的创作。
『新视线』×Martin Sharp
作为伦敦嬉皮文化的中心人物之一，The Pheasantry是不是更像一个乌托邦？围绕着这幢房子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你们之间？
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期，伦敦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当时住在King's Road，那是一个时装特别兴盛的地区。跟Philippe Mora和Frayer Matthew合租了一栋房子，真的很好玩。Frayer现在是个很出色的大学教授。认识Eric Clapton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Eric是Jenny Kee介绍给我认识的。Jenny是个很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她当时在Speakeasy俱乐部工作，我第一次跟Eric Clapton见面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The Pheasantry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室。很多人都跟我说，那段时间肯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其实我现在也很好啊！说实在的，在我以后的工作里面，很多的想法都是在那个时候生成的。
你在The Speakeasy俱乐部里和Eric Clapton的遭遇看起来是那么传奇，那个时期你一共大概设计了多少唱片封套？之后还在设计吗？
我为Eric设计过两个封面，都是他在Cream乐队时期的作品。还有为Mighty Baby乐队设计过唱片封套，也是我蛮喜欢的。接着几年也设计过别的，我到现在仍然非常热爱设计。最近也为Tiny Tim设计过，即便他在13年前已经过世了，我到现在还在为他做设计！
就言论的开放性而言，目前的环境和当初你们那个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现在的“政治上的正确”是不是更加糟糕？现在有可能出现一本像《OZ》这样的杂志吗？
我觉得这要看到底是谁在掌控。像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照顾到这么多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年轻时也曾为言论自由的问题牵涉在一些官司中，但都是在悉尼，我与伦敦那宗官司是没有关系的。我并没有参与“School Kids OZ”那期的创作。至于“政治上的正确”这个问题，很多东西在表面看来的确是政治正确的，但底下经常都会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或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候可以很幽默，我最喜欢幽默而且讽刺的东西。当然这只是在我心情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代表你有能力用一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事。我认为尽力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
电影版的《Hippie Hippie Shake》你看过没有？觉得怎么样？
之前我也看过剧本，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资料搜集并不完善。他们只是用了我的名字，然后根据他们的喜好制造了一个角色。我觉得把一些话硬跟一个真实的人扯上关系是很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到底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呢？我觉得他们利用了我的名字。虽然我授权在电影里使用我的作品，但那是我对大众发表的东西，当涉及到我私人名义的时候，那就不同了。我总共出现的55场戏全都是虚构出来，没有一场是真实的。我知道拍一部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是像现在这样，我宁愿没有我的角色。我不希望成为某些人的想象世界中的一个角色，尤其他们所表达的都不是事实。电影是立体媒体，很多看电影的人看到什么就会相信什么。我觉得它没有呈现出60年代的感觉，至少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问题是，我们现在距离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每个人对那个时期的印象都不一样，有不同的回忆。我觉得这可以是很好的电影题材，而且每位演员都演绎得很好，可能还是剧本的问题吧。其实有另外一部由休·格兰特（Hugh Grant）主演，叫《The Trials of OZ》的老电影， 我觉得好看多了。
你在伦敦也待了一段时间。你怎么看待伦敦和悉尼的差别？哪一个城市更像家？
虽然我是在伦敦认识Eric Clapton和Tiny Tim的，但我觉得我为Tiny Tim做的设计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他们两位都给我很多意见，我们也受到了伦敦国际文化的影响。我在2002年回去过伦敦一次，我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头了，感觉当然会有点不一样。我一直都很喜欢伦敦，但我现在在悉尼也过得非常开心。而且我是个澳大利亚艺术家，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新视线』 采访 Ann 撰文 卢涛
『What's More』
The Pheasantry - 坐落于伦敦国王路152号，Cream时期的Eric Clapton曾居住与此。
『新视线』×Martin Sharp
作为伦敦嬉皮文化的中心人物之一，The Pheasantry是不是更像一个乌托邦？围绕着这幢房子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你们之间？
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期，伦敦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当时住在King's Road，那是一个时装特别兴盛的地区。跟Philippe Mora和Frayer Matthew合租了一栋房子，真的很好玩。Frayer现在是个很出色的大学教授。认识Eric Clapton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Eric是Jenny Kee介绍给我认识的。Jenny是个很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她当时在Speakeasy俱乐部工作，我第一次跟Eric Clapton见面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The Pheasantry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室。很多人都跟我说，那段时间肯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其实我现在也很好啊！说实在的，在我以后的工作里面，很多的想法都是在那个时候生成的。
你在The Speakeasy俱乐部里和Eric Clapton的遭遇看起来是那么传奇，那个时期你一共大概设计了多少唱片封套？之后还在设计吗？
我为Eric设计过两个封面，都是他在Cream乐队时期的作品。还有为Mighty Baby乐队设计过唱片封套，也是我蛮喜欢的。接着几年也设计过别的，我到现在仍然非常热爱设计。最近也为Tiny Tim设计过，即便他在13年前已经过世了，我到现在还在为他做设计！
就言论的开放性而言，目前的环境和当初你们那个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现在的“政治上的正确”是不是更加糟糕？现在有可能出现一本像《OZ》这样的杂志吗？
我觉得这要看到底是谁在掌控。像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照顾到这么多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年轻时也曾为言论自由的问题牵涉在一些官司中，但都是在悉尼，我与伦敦那宗官司是没有关系的。我并没有参与“School Kids OZ”那期的创作。至于“政治上的正确”这个问题，很多东西在表面看来的确是政治正确的，但底下经常都会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或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候可以很幽默，我最喜欢幽默而且讽刺的东西。当然这只是在我心情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代表你有能力用一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事。我认为尽力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
电影版的《Hippie Hippie Shake》你看过没有？觉得怎么样？
之前我也看过剧本，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资料搜集并不完善。他们只是用了我的名字，然后根据他们的喜好制造了一个角色。我觉得把一些话硬跟一个真实的人扯上关系是很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到底是谁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呢？我觉得他们利用了我的名字。虽然我授权在电影里使用我的作品，但那是我对大众发表的东西，当涉及到我私人名义的时候，那就不同了。我总共出现的55场戏全都是虚构出来，没有一场是真实的。我知道拍一部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是像现在这样，我宁愿没有我的角色。我不希望成为某些人的想象世界中的一个角色，尤其他们所表达的都不是事实。电影是立体媒体，很多看电影的人看到什么就会相信什么。我觉得它没有呈现出60年代的感觉，至少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问题是，我们现在距离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每个人对那个时期的印象都不一样，有不同的回忆。我觉得这可以是很好的电影题材，而且每位演员都演绎得很好，可能还是剧本的问题吧。其实有另外一部由休·格兰特（Hugh Grant）主演，叫《The Trials of OZ》的老电影， 我觉得好看多了。
你在伦敦也待了一段时间。你怎么看待伦敦和悉尼的差别？哪一个城市更像家？
虽然我是在伦敦认识Eric Clapton和Tiny Tim的，但我觉得我为Tiny Tim做的设计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他们两位都给我很多意见，我们也受到了伦敦国际文化的影响。我在2002年回去过伦敦一次，我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头了，感觉当然会有点不一样。我一直都很喜欢伦敦，但我现在在悉尼也过得非常开心。而且我是个澳大利亚艺术家，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新视线』 采访 Ann 撰文 卢涛
『What's More』
The Pheasantry - 坐落于伦敦国王路152号，Cream时期的Eric Clapton曾居住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