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所以也需严肃对待孩子们对我的道德审判了，往前看却也要面对我的长辈们的错乱，有时是老年痴呆甚至大小便失禁。后者是我和同学和朋友碰面时常要认真提及的事。我没有特权豁免这样的两面被夹击。事实上，这证明我的世界正开始崩解。

我的世界，好嗲的说法。它是被安放在一个幻想的支架上的，也就是说，像拉康说，它只是一个被忘了浇水的盆景。有部美国小说叫做The Planet Is All About Me，它是要去证明这星球是因为我而重要，连大海泛起的某一个波浪也是“关于”我的。它鼓励我们倒过来：将世界真的全部当作幻觉fantasy，就是那盆景也不要了，只要那个托住盆景的支架就够了。那是一种伟大的功夫。我落进的处境是相反：开始老了，也就是说，那个使我的世界美好的fantasy，被我自己抽掉了。

德里达们我想也有这种痛苦，但他们有他们的瓦雷里、他们的布朗肖和他们的纪德，我的处境相当地不妙。回看我过去的几十年，在我的存在式焦虑当中，我没法在汉语里找到那样的人，连鲁迅此时在这事上头也是安慰不了我的(你知道，鲁迅私底里是有欧洲幻觉来自我安慰的)。没办法，我捧住的是巴尔特，而他正是使我知道人生最后几年的自己的世界的分崩离析的元凶。1979年9月的某一个下午，他坐在大皇宫的小广场上的咖啡桌前，看到的“全是这些便秘的欧洲人”，只看到一个要饭的摩洛哥人。

有一个幻想被抽掉也很致命，那就是“美国大学”这一幻觉这一块基砖。它就像美国的自由民主下的法治共识下的生活幻景那样曾鼓舞我在错乱的现实里要乐观要坚信安得下自己的一张书桌。但是，这“美国大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是的，哈佛大学供养了美国的自由民主，但不也正是哈佛大学在为我们培养金融大鳄（你要出得起十七万美元（商学院学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大陆的哈佛人，成为我们的高管），不正是它在为阿甘本说的这个全球集中营、这个金融自由资本主义无限奥斯维辛培养党卫军军官？为了我的读和写的劳动显得体面，我必须支持这个叫做庞氏骗局的金融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文凭和名望的盖章机构的自我生产？

回说我前辈的错乱。我感到他们错乱，他们还先说我狂妄得疯了呢。所以，作为下一辈，作为基本孝道，我是的确不应该太与他们理性地争论的。也就是说，对待的长辈的学术和道德以及政治错乱，是与对待他们的大小便失禁一样的，要拿出我的全部的诚心来。是的，后一件事会使我更严肃更负责起来，因为我自己的世界都开始崩解了，不这样，不就全乱套了么？



转自理论车间博客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