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ablo España

公共艺术在尝试着扮演超越仅仅是城市装饰的角色时，常常具有显著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特点。如今当我们发现公共艺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壮观化”和制度化的一部分时，它的潜力并不好说。

说起当今的公共艺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它已经成为了社会政策的追随者。每当某个机构组织了或赞助了一个公共艺术事件时，他们总是得意洋洋。举个例子，最近很火的一个艺术节“白色之夜”（法语Nuit Blanche，还有“整夜”的意思），它首先由2002年出现在法国，后来发展到欧洲和美洲的各地。“白色之夜”是一个年度艺术事件，维持时间就是一个晚上，在这一个晚上，艺术中心、美术馆、剧院和音乐厅都会延长开放时间，迎接观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而且免入场费。各种独立艺术项目也会在这些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特别是城市中的纪念广场和远离交通的街道。这些场地都聚集满了对文化艺术充满热情和渴望的市民们。

让我们来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白色之夜”艺术节的图像吧：罗马、热那亚、蒙特利尔、多伦多、柏林、马德里、圣彼得堡、特拉维夫、圣保罗、巴黎……从中很容易就能理解阿多诺（Adorno）对于文化产业的一种偏见，对于他来说，这些活动不过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一部分。这些照片中，大量群众跟着文化体验活动随波逐流，不禁使我们想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大型军队演习。文化成为了一种统治和操控群众的工具，像纯粹的政治宣传。“文化”正越来越偏重于对于“文化表演”的庆祝，并且带有宣传性的外观。正是这些权威界的政治宣传在支撑着这些文化事件，投射出一幅充满诱人的现代性的景观，给群众一种富有文化的，可以博览天下的假象。有趣的是，虽然这些艺术事件是以一种体验性、社会化的方式呈现的，是一个提供公民参与的舞台，然而这种参与，以及其所涉及到的更多繁琐的日常困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市政府一句话拒绝。所以说尽管公共场所看上去就像集会一样简单纯粹，是一个可以争辩、对话、偶遇的场所，但实际上，它是被高度监控的空间，在其中，一切例外和不合群都将被铲除。

对于那些认为民主高于一切的人来说，艺术，就是这个永无止境地对话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对艺术的并不完美的现状也只能默许。我们也许不该把城市空间想成一个单纯的公正的场所，而应该视为冲突，从冲突中我们通过艺术活动来解放公共空间，不论是物质的空间上，还是象征意义上。

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艺术家的角色变得妥协，因为他/她得操控作品中的含义，使它和活动中其他产物一样，不超过“文化（或社会）表演”的中立态度。不然，艺术家们就要面对一个常见的情况：如果他们自命不凡脱离整个系统，它们就有可能被冠以“不相干”的称号（从而失去了继续展示某个作品的权利）；换句话来说，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从事创作，哪怕以最小的自由限度，它们都必须服从于艺术体系的命令。文化政策总是在不断更新以激励创造性能量，但当它激发出了那些能量，它又使它们自生自灭。因而，问题就不仅仅在于作品的内容，而是在于作品在何时何地被创造出，如何传播，我们必须对于严格考虑到细节和周围环境。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非对称，不平衡的活动课题，一个混合产物。此种混合并不是由于缺乏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公理，使得这个实践能够适应任何环境。 

 
Santiago Sierra, No, Global Tour. Times Square, New York, 2009. Courtesy prometeogallery by Ida Pisani/Milano, Lucca and Galeria Helga de Alvear/Madrid. 在时代广场展示的《No，全球巡演》

里面与外面

说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桑迪亚戈•希耶拉（Santiago Sierra）的项目《No, 全球巡演》，这个作品包括一个很大的“NO”字，然后把它带到世界各地。这个单词由卡车运送，每次只停顿一小会儿时间展示。这个“NO”字在从意大利到德国的时候，经过一些荒凉的前东德的旧工业城市。到了柏林后，它被安装在一个地铁站前的Atelier Doukupil的梯形屋顶上。当它被运到布鲁塞尔时，被摆放在北约总部前面。随后它飘洋过海，来到多伦多的“白色之夜”艺术节上，然后从那里转运到纽约，摆放了华尔街和时代广场。然后，“NO”到达了迈阿密，再次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它目前仍在旅途中……

这个项目将被拍成一部“公路电影”来完结，这部片自将记录下“NO”在各种不同的景色前，散发它自身的的意义：否定，反符号化。它像一种集体呼喊，来回应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的社会失调，总感觉有些什么不对劲或做错了。

《NO，全球巡演》这个作品不仅表达了公共艺术的展示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它进入了又离开了艺术体系，寻求属于它自己的一种传播方式。那一个光秃秃，看起来又没什么特别的“NO”，在不同的情况下，有能力成为一种具体的反抗象征。在马德里，这个“NO”被转换为铅字模板和贴纸，由一个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组织起来的团体“一切为了行动”（Todo Por la Praxis），联合了一些临近机构，作为一种抵抗运动，反抗将城市中心中产阶级化，把一些贫民区变为商业场所。同样在马德里的一个移民聚集区Lavapiés，这个作品被作为对于政府在社区内设置监控摄像头的抗议。

艺术与社区

与社会运动以及社区合作，成为渴望得到社会影响力艺术家们的一种必经的战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次的台北双年展中土耳其艺术家布拉克•德里尔（Burak Delier）的作品，名字叫《反击》（Counter-Attack），是基于一种微观行动，类似游击战的方式，帮助普通群众反抗体制。在台北，德里尔和台湾原住民合作，这些原住民属于社会边缘人员，他们居住在由他们自己建造起的摩天大楼脚下的破茅屋中。艺术家帮助他们创造了一个海报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会胜利”，人们从摩天大楼上望下来就能望到这个横幅。这个口号看起来有力，但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讽刺意味，它用这个短语来指出政府对少数群体的驱赶和亏待。这个作品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在于，艺术家与这个特定的社区合作创作他的所有作品，这样，社会上的现金流就能扭转方向，流到这个原本不可能触及到的群体。

 
Burak Delier, We will Win, “Counter Attack: The Intervention Team”. Taipei, Taiwan, 2008. Courtesy of the artist. “我们会胜利”来自台北的“反击：干涉项目”

说到和社区合作，不得不提的是一个叫做“公园小说（Park Fiction）”的项目，它由Christoph Schaefer和Cathy Skene首先发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圣保利的一群居民和艺术家们打算设计建造一个公园，但是不是建在任意一个未使用的土地上，而是在在一处政府刚刚批准了一个私人计划的土地上。这个项目背后的理念是在于，居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接管城市的管理。在集合了一群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邻里居民以后，一场漫长且复杂的抗议就开始了，最后成功了，政府到后来都忘记了原先的计划。于是，这个争执的中心，港口大街（Hafenstrasse）的几个居民区，通过协商，被转变为了汉堡港口岸边的一个公园。而且，通过这个过程，社区居民之间的一种默契和联系也形成了，于是当一个项目结束后，他们马上又投身于一个新的项目。这个总项目于2002年在Documenta 11向公众展出，这也向我们展示了艺术与政治交涉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一些激进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想要完全抛弃艺术，那么最近的一些创作者是希望继续从事艺术，只不过脱离艺术体系，那样的话是他们得到的是光明坦白的平台，不用屈从于被安排的命运，也不用增加对于自由创作的限制。

政治宣传

继续这个话题，从一个更加偏激、更加具体、更加政治化的角度来看与社会有关的行动，我们可以参看很多阿根廷艺术团体，它们的作品都是对于现实的主动干涉。由于政府的取款限制以及相继的社会暴乱带来的经济崩盘，使得一些参与性很高的艺术活动相继进行。这些活动通常是与社会运动和政治改制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想起类似于由“省略”（Etcétera）团队发起的Mierdazo行动，他们在国会讨论政府预算的时候，向国会大楼投仍粪便。还有一次“街头艺术团”（Grupo de Arte Callejero）和“儿子女儿为了身份认同与正义反对沉默和被忽略”团体（H.I.J.O.S - Hijos e Hijas por la Identidad y la Justicia contra el Olvido y el Silencio）联合起来反对在镇压市民后被免罚的军队成员。在类似于以上两个的其它许多艺术行动中，有一个是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图扩大，上面布满了在军事独裁中被虐待的士兵的住宅。

 
Grupo Etcétera, Mierdazo, Group Performance.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02.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Mierdazo”项目

现已解散的团体“流行影印工作室”（Taller Popular de Serigrafía）的作品专注于为各种反对主流运动提供带有它们自己的标示的海报，标语和张贴画。他们的“动作模式”（modus operandi）项目就是把他们的点子介绍给参加集会的人们，集会者自己决定哪个标示被取用和生产，哪个淘汰。在政治运动支配下，艺术成为了一种工具，艺术家是生产者，群众们决定该做什么。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发现，艺术被仔细地伪装起来，仿佛成为了一种别的什么形式，在预定的条件下，满足了某些特定的问题的需求。这使我们想起美学资源能够使某些政治行为更为敏感的功效，你完全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事实上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害怕，只要我们不去假装认为一个艺术家的行为的企图是纯粹的、重要的，或者认为艺术只会涉及到“元语言”的问题，而被生产艺术，指明艺术方向的社会削弱了。如今，我们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对付政治宣传，而后者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已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

（作者Pablo España是艺术团体“民主”（Democracia）中的一员，马德里欧罗巴大学的艺术教授，Nolens Volens杂志的主编；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立》（Neutralizados, Empatía Ediciones, 2009.）“民主”在最近参与活动：法国波尔多的“Evento 2009”，2008年台北双年展，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







来源：ARTPULSE
翻译：daftv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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