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经济观察报
在7月27日仇子明被通缉事件发生后，区志航从广州飞到北京。他拍下了在经济观察报社门前裸体做俯卧撑的照片，存入《那一刻》系列，这是他用身体记录社会节点性事件的第十年。2010年2月，他的摄影作品《那一刻》系列被荷赛奖组委会授予“当代热点组图”荣誉奖。从山西黑砖窑到上海的“楼脆脆”、央视大火、谷歌退出中国及最近的唐骏学历造假、方舟子被袭案……区志航的照片拼接起来，几乎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社会重大事件回忆录。
访谈区志航 媒体人 行为艺术家
经济观察报：来《经济观察报》拍摄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区志航：我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个周末，就来了。我是做媒体的，所以在拍摄之前会考虑选人少的时间，周日早上不到九点，报社没人上班，居民也还没出门，我就开始试角度，因为报社门口太小了，第一张在食堂门口，构图是斜的，后来把机器架到了正对着你们报社大门单元楼的门洞里头，我紧挨着那个楼，这才拍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选择“那一刻”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仇子明这件事，你决定来还是不来，基于什么做判断?
区志航：节点性的重大社会事件。什么是节点?比如宜黄县的强拆，我没有去，我认为强拆事件是从唐福珍开始的，她是节点。现在讯息太发达，大事的发生频率比十年前、五年前高太多——其实不是数量多，而是以前的恶劣事件没有渠道裂变成重大公共事件。但是节点性事件还是有限，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去事发地做裸体俯卧撑，有何作用?为何会有这个念头?
区志航：最直接的作用，或者说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新闻人是喜新厌旧的，今天是头版明天就过去了，后面源源不断地在发生新的事。这些过去的事，拉长了历史时期来看，仍然是“当下”，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可是我们的生活变换得太快了，人们忘记得也快。我希望用这种视觉上比较强烈和明显的符号，让人们记得这些地方，这些人，这些事。
经济观察报：裸体本身在中国就比较敏感，俯卧撑从2008年开始成为敏感热词，你又专门到出大事的地方做裸体俯卧撑，没人封杀你吗?
区志航(笑)：还真没有，估计是因为我循序渐进。最开始我是用身体记录到过的地方，90年代在巴黎的酒店里拍了裸体的照片，后来拍身体与城市景观的合影，再到后来有意识地做“国家级标志性人文景观”的拍摄，我认为裸体有特殊的诉求，在当代艺术中跟人性和质疑有关，西方社会的裸体是一些抗争、质疑。
2000年左右才开始拍社会事件的时候还没有“俯卧撑”这词，最初选这个姿势，是因为裸而不露，我还是有点闽南文化里的含蓄的，它还有点“五体投地”的意思。到了 “瓮安事件”，这词在网上火了，我一下子被网友疯狂转载，传统媒体跟进做大面积报道，那时候才觉得可能危险了，台里也挺紧张的，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邀请我的《景·观》系列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家群展，大家才松了口气。后来也一直没遇到什么阻碍。
经济观察报：那你拍摄的时候遇到过阻碍吗?最难的事是什么?
区志航：阻碍没有，但有人帮助过我。先说说我拍摄的过程，到了当地后都要先去考证事发地，这件事比想象中困难许多，因为很多报道里都没有写清楚到底在哪儿。我记录“那一刻”，就一定要找准地方，谢朝平的家非常难找，很多媒体同仁为了保护他，地点写得很模糊。后来我只在小区里拍了一张，事后《南方周末》一个记者打电话告诉我地址，这个作品我以后还是要想办法完成，现在它只做了一半。
方舟子家也是，我在石景山那一带走了很久，问了居委会，大家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哪里被打的。后来我去了那一带的派出所，就说我要去“大同人家”餐馆等朋友，朋友说就是方舟子被打的那个地方，人家才告诉我。考证完地点，我就等一个没有人经过的时刻。如果等了一下午还是人来人往，就多待一天，第二天清晨去拍。
说起帮忙的人，举个例子吧，山西的一个黑车司机，我拍摄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很惊讶，告诉我，他早就看过我的作品，家里收了好几本有“那一刻”作品的杂志，没料到可以碰到我。那几天他就带着我去出事的矿井，本地人找起来就方便多了，后来我到了山西就打电话给他。
经济观察报：这个姿势普通人都能做，虽然是你做出名的，你担心有人复制你的想法，抢先一步去某个事发地做俯卧撑吗?
区志航：区式俯卧撑不可复制。它有两个要素：在公共空间裸体、清晰地与节点性事件相连。它要求你必须对这个社会密切地关注，判断什么做，什么不做，还得有那个魄力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我52岁了，如果没有我这个年纪，对社会的关注不够，判断力也不够，到了我这把年纪的，估计也没有我的颠覆性，做一个“体验型的现实主义者”还是需要勇气的。
经济观察报：你打算一直“撑”下去?
区志航：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已经做了超过250件作品。决定要做“那一刻”，就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只要发生大事，你就得去拍。我想，也可能就做十年?或者不断地撑下去，撑不动了我就趴在那儿，那种愚公移山式的记录，会让观者有共鸣吧。
在7月27日仇子明被通缉事件发生后，区志航从广州飞到北京。他拍下了在经济观察报社门前裸体做俯卧撑的照片，存入《那一刻》系列，这是他用身体记录社会节点性事件的第十年。2010年2月，他的摄影作品《那一刻》系列被荷赛奖组委会授予“当代热点组图”荣誉奖。从山西黑砖窑到上海的“楼脆脆”、央视大火、谷歌退出中国及最近的唐骏学历造假、方舟子被袭案……区志航的照片拼接起来，几乎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社会重大事件回忆录。
访谈区志航 媒体人 行为艺术家
经济观察报：来《经济观察报》拍摄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区志航：我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个周末，就来了。我是做媒体的，所以在拍摄之前会考虑选人少的时间，周日早上不到九点，报社没人上班，居民也还没出门，我就开始试角度，因为报社门口太小了，第一张在食堂门口，构图是斜的，后来把机器架到了正对着你们报社大门单元楼的门洞里头，我紧挨着那个楼，这才拍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选择“那一刻”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仇子明这件事，你决定来还是不来，基于什么做判断?
区志航：节点性的重大社会事件。什么是节点?比如宜黄县的强拆，我没有去，我认为强拆事件是从唐福珍开始的，她是节点。现在讯息太发达，大事的发生频率比十年前、五年前高太多——其实不是数量多，而是以前的恶劣事件没有渠道裂变成重大公共事件。但是节点性事件还是有限，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去事发地做裸体俯卧撑，有何作用?为何会有这个念头?
区志航：最直接的作用，或者说我最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新闻人是喜新厌旧的，今天是头版明天就过去了，后面源源不断地在发生新的事。这些过去的事，拉长了历史时期来看，仍然是“当下”，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可是我们的生活变换得太快了，人们忘记得也快。我希望用这种视觉上比较强烈和明显的符号，让人们记得这些地方，这些人，这些事。
经济观察报：裸体本身在中国就比较敏感，俯卧撑从2008年开始成为敏感热词，你又专门到出大事的地方做裸体俯卧撑，没人封杀你吗?
区志航(笑)：还真没有，估计是因为我循序渐进。最开始我是用身体记录到过的地方，90年代在巴黎的酒店里拍了裸体的照片，后来拍身体与城市景观的合影，再到后来有意识地做“国家级标志性人文景观”的拍摄，我认为裸体有特殊的诉求，在当代艺术中跟人性和质疑有关，西方社会的裸体是一些抗争、质疑。
2000年左右才开始拍社会事件的时候还没有“俯卧撑”这词，最初选这个姿势，是因为裸而不露，我还是有点闽南文化里的含蓄的，它还有点“五体投地”的意思。到了 “瓮安事件”，这词在网上火了，我一下子被网友疯狂转载，传统媒体跟进做大面积报道，那时候才觉得可能危险了，台里也挺紧张的，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邀请我的《景·观》系列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家群展，大家才松了口气。后来也一直没遇到什么阻碍。
经济观察报：那你拍摄的时候遇到过阻碍吗?最难的事是什么?
区志航：阻碍没有，但有人帮助过我。先说说我拍摄的过程，到了当地后都要先去考证事发地，这件事比想象中困难许多，因为很多报道里都没有写清楚到底在哪儿。我记录“那一刻”，就一定要找准地方，谢朝平的家非常难找，很多媒体同仁为了保护他，地点写得很模糊。后来我只在小区里拍了一张，事后《南方周末》一个记者打电话告诉我地址，这个作品我以后还是要想办法完成，现在它只做了一半。
方舟子家也是，我在石景山那一带走了很久，问了居委会，大家都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哪里被打的。后来我去了那一带的派出所，就说我要去“大同人家”餐馆等朋友，朋友说就是方舟子被打的那个地方，人家才告诉我。考证完地点，我就等一个没有人经过的时刻。如果等了一下午还是人来人往，就多待一天，第二天清晨去拍。
说起帮忙的人，举个例子吧，山西的一个黑车司机，我拍摄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很惊讶，告诉我，他早就看过我的作品，家里收了好几本有“那一刻”作品的杂志，没料到可以碰到我。那几天他就带着我去出事的矿井，本地人找起来就方便多了，后来我到了山西就打电话给他。
经济观察报：这个姿势普通人都能做，虽然是你做出名的，你担心有人复制你的想法，抢先一步去某个事发地做俯卧撑吗?
区志航：区式俯卧撑不可复制。它有两个要素：在公共空间裸体、清晰地与节点性事件相连。它要求你必须对这个社会密切地关注，判断什么做，什么不做，还得有那个魄力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我52岁了，如果没有我这个年纪，对社会的关注不够，判断力也不够，到了我这把年纪的，估计也没有我的颠覆性，做一个“体验型的现实主义者”还是需要勇气的。
经济观察报：你打算一直“撑”下去?
区志航：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已经做了超过250件作品。决定要做“那一刻”，就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只要发生大事，你就得去拍。我想，也可能就做十年?或者不断地撑下去，撑不动了我就趴在那儿，那种愚公移山式的记录，会让观者有共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