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届艺术巴塞尔宣布“艺术无限”单元中62项艺术项目
转自“蔡影茜 Nikita的艺术空间”
策展作为问题
文：蔡影茜 Nikita，Yingqian Cai
2007年， de Appel出过一本名为《策展主题》的出版物， 书中汇编了来自24位作者的共20篇文章，尽管书名中有“主题”二字，但全书的编撰却并没有体现出强烈的主题性，既没有任何方法论或概论性的文章，作者似乎也是各说各话。这种貌似无主题的主题性，呼应了当代艺术话语实践的其中一种倾向，也反映了某种现实： 也许并不存在真正的所谓“策展理论”，有的只是各种倾向性（即“主题”），又或者是种种需要一一回应的、来自艺术内部或外部的“问题”。比较而言，“主题”似乎意味着历史、语境、对象和方法等已经相对确定，马上就可以进入一种展开讨论和相互引用的气氛当中；而“问题”则带出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出更多的问题，回答本身并不提供答案，只是将思考或对话的过程展开，在一来一回中提供不同的观点、方法和立场间遭遇的参照点。
在今年4月4日我和卢迎华的私信对话中，卢迎华提出：“策展问题可否既是一个question（问题），也是一个issue（议题、争论点）？”，而我的回应是：“当很多与策展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没有展开的时候，策展本身的确既是发问对象也是提问主体”。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共同主持“策展问题”这一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不仅会回应彼此的关注点，也会收集在实践中遭遇的，来自艺术家或其他同行的对于“策展”的种种疑问或争论，更欢迎《当代艺术与投资》的读者通过邮件、微博等发起提问。这是一项基于公开、透明和理性原则的话语实践，提问者需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开身份，回应的方式则主要是邀约、译介的署名文章或访问记录，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讨论或出版。
本期的两篇文章由卢迎华推荐，她在来信中写道：“这一期的两篇对2010年光州双年展的展评从不同的角度重提策展人意志与艺术家意志之间在一个展览中可能的博弈关系。它永远不是简单的其中一个服从于另一个的状态，而是在一个平台上的相互对话和相互塑造。卢迎华的文章从策展人的意志，以及此意志如何通过艺术家的工作传达出来的角度来观看光州双年展，而 Christy Lange的评论则把侧重点放在了艺术家的创作如何在策展人搭肩的框架中说话，并最终塑造了展览的意义和形态之上。”这段陈述看似并非提问，却包含了自“策展或策展人”这一概念和职业诞生以来，一个最萦绕不去的争论：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九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及其工作过程的纪录片，标题《Friendly Enemy（友好的敌人）》就是对“策展人/艺术家”关系的直接影射，盖住标题不看，影片内容却并不只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双年展策展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从一方面印证了无论公开与否，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都是策展的核心问题。当谈判、和解都已经成为实践者默认的共识的时候（这一点体制内外、独立不独立已无本质区别），重提这一层不言自明的关系，并不是为了强调所谓“策展人的时刻”及其“地位的上升”，而是从另一角度再次烘托出艺术家和作品这一策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策展人作为艺术家”或者说“策展人作为作家”这一争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主义关于艺术自治的传统及对这种传统既冲击又固守的双重挣扎。与悠久的艺术史相比较，策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仍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与艺术史先建立后推翻的进程相异，策展相关的一切，几乎都是一边自我合法化一边自反，因此，出现Jens Hoffmann这样直接引用法国作者电影理论为“作家策展人”振臂高呼的策展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更大量的策展人，包括本期两篇文章都提到的第八届光州双年展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 都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艺术家并以最佳的方式展示作品为前提工作的，难度最高的实际谈判往往也是围绕着支持艺术家实现作品并顺利开展展开。对艺术史、艺术家和作品的充分理解，应该说无论在Gioni还是在Hoffmann的策展实践中都是基础性的。
在双年展这一框架内展开策展人与艺术家、策展实践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讨论，可以令这一关系从日常的隐性状态，凸现为显性状态。在双年展的语境当中，策展的技术问题变得高度可见，甚至可以说立分高下，“所有的作品， 特别是那些从当代艺术领域以外引用的纪实照片、广告图片、电影、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和流行物品等，都严重地依赖展示语境，并为展览的陈述作出贡献。”[ii]双年展的发展与策展话语和实践的蓬勃是一种共生关系，对双年展的期望有多高，对策展人的诟病就有多猛烈，因此Christy Lange开篇便提出：“我们对双年展的诘问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策展人可以充分实现众人投诸其上的寄望。”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当代艺术策展，与传统的、主要对藏品负责的博物馆策展人有较大区别，但正如Michael Brenson在文章《策展人的时刻》[iii]中指出：“离开了现代主义，我又无法想象这些展览会。只有在现代主义中，我才会发现有关进步、教育、治愈和转型的信念可以集中地进行比较。只有在现代主义中，我才会不断的发现：对易受责难和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与英雄主义抱负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正在塑造着许多双年展策展人的身份。”
在中国的语境内，策展人和艺术家关系的争论长期停留在私人谈话或个别实践的层面之上，艺术家私下的忧虑或抱怨，与表面上策展人或机构的无所作为或话语强势形成反差，鲜见系统的批判、自反或公开的讨论。与艺术实践相类似，策展理论、实践的立和破几乎也都是同时发生的，面对着每日展览的开闭以及各种沟通，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对话、拉锯或调解已经不是一种假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策展人及策展批判也应体现出一种同步的自反意识。近期不少展览或项目的出版物，都以艺术家、策展人对话的方式呈现，可以被视为令两者关系变得可见的初步尝试。不过文字出版物的传播方式和读者有一定的限制，如何更生动或有机地将批判或对话整合进作品或展览的话语和视觉策略当中，可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更大量的博弈发生在实验性个展和主题性群展当中，将这部分经验加以研究、分享或理论化，固然是机构或策展人的责任，但艺术家的挑战与发问，始终是策展人工作的起点和对象。同处于某种共同的政治、社会语境之内，与谁共谋并非一种纯粹个人的选择，这里并不存在绝对的断裂、对抗和僭越，也不存在谁胜谁败的问题，如果说艺术界和文化界不对此进行持续有效的反思和对话，关于“进步、教育、治愈和转型”，也不过是另一轮虚妄的投射。
相关讨论或提问，欢迎大家通过微博私信：Nikita影茜http://t.sina.com.cn/nyqc或卢迎华http://t.sina.com.cn/1557564334；或发邮件至《当代艺术与投资》编辑部： curating@yahoo.com.cn ，来信请注明“策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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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ng Subjects，编辑Paul O’Neill，de Appel arts centre 2007年于伦敦出版
[ii] 卢迎华《策展人作为艺术家》，见后文
[iii] 迈克尔·布伦森 《策展人的时刻》，《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P66，2010年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策展作为问题
文：蔡影茜 Nikita，Yingqian Cai
2007年， de Appel出过一本名为《策展主题》的出版物， 书中汇编了来自24位作者的共20篇文章，尽管书名中有“主题”二字，但全书的编撰却并没有体现出强烈的主题性，既没有任何方法论或概论性的文章，作者似乎也是各说各话。这种貌似无主题的主题性，呼应了当代艺术话语实践的其中一种倾向，也反映了某种现实： 也许并不存在真正的所谓“策展理论”，有的只是各种倾向性（即“主题”），又或者是种种需要一一回应的、来自艺术内部或外部的“问题”。比较而言，“主题”似乎意味着历史、语境、对象和方法等已经相对确定，马上就可以进入一种展开讨论和相互引用的气氛当中；而“问题”则带出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出更多的问题，回答本身并不提供答案，只是将思考或对话的过程展开，在一来一回中提供不同的观点、方法和立场间遭遇的参照点。
在今年4月4日我和卢迎华的私信对话中，卢迎华提出：“策展问题可否既是一个question（问题），也是一个issue（议题、争论点）？”，而我的回应是：“当很多与策展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没有展开的时候，策展本身的确既是发问对象也是提问主体”。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共同主持“策展问题”这一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们不仅会回应彼此的关注点，也会收集在实践中遭遇的，来自艺术家或其他同行的对于“策展”的种种疑问或争论，更欢迎《当代艺术与投资》的读者通过邮件、微博等发起提问。这是一项基于公开、透明和理性原则的话语实践，提问者需在自愿的基础上公开身份，回应的方式则主要是邀约、译介的署名文章或访问记录，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讨论或出版。
本期的两篇文章由卢迎华推荐，她在来信中写道：“这一期的两篇对2010年光州双年展的展评从不同的角度重提策展人意志与艺术家意志之间在一个展览中可能的博弈关系。它永远不是简单的其中一个服从于另一个的状态，而是在一个平台上的相互对话和相互塑造。卢迎华的文章从策展人的意志，以及此意志如何通过艺术家的工作传达出来的角度来观看光州双年展，而 Christy Lange的评论则把侧重点放在了艺术家的创作如何在策展人搭肩的框架中说话，并最终塑造了展览的意义和形态之上。”这段陈述看似并非提问，却包含了自“策展或策展人”这一概念和职业诞生以来，一个最萦绕不去的争论：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九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及其工作过程的纪录片，标题《Friendly Enemy（友好的敌人）》就是对“策展人/艺术家”关系的直接影射，盖住标题不看，影片内容却并不只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双年展策展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从一方面印证了无论公开与否，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问题都是策展的核心问题。当谈判、和解都已经成为实践者默认的共识的时候（这一点体制内外、独立不独立已无本质区别），重提这一层不言自明的关系，并不是为了强调所谓“策展人的时刻”及其“地位的上升”，而是从另一角度再次烘托出艺术家和作品这一策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策展人作为艺术家”或者说“策展人作为作家”这一争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主义关于艺术自治的传统及对这种传统既冲击又固守的双重挣扎。与悠久的艺术史相比较，策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仍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与艺术史先建立后推翻的进程相异，策展相关的一切，几乎都是一边自我合法化一边自反，因此，出现Jens Hoffmann这样直接引用法国作者电影理论为“作家策展人”振臂高呼的策展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更大量的策展人，包括本期两篇文章都提到的第八届光州双年展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 都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艺术家并以最佳的方式展示作品为前提工作的，难度最高的实际谈判往往也是围绕着支持艺术家实现作品并顺利开展展开。对艺术史、艺术家和作品的充分理解，应该说无论在Gioni还是在Hoffmann的策展实践中都是基础性的。
在双年展这一框架内展开策展人与艺术家、策展实践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讨论，可以令这一关系从日常的隐性状态，凸现为显性状态。在双年展的语境当中，策展的技术问题变得高度可见，甚至可以说立分高下，“所有的作品， 特别是那些从当代艺术领域以外引用的纪实照片、广告图片、电影、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和流行物品等，都严重地依赖展示语境，并为展览的陈述作出贡献。”[ii]双年展的发展与策展话语和实践的蓬勃是一种共生关系，对双年展的期望有多高，对策展人的诟病就有多猛烈，因此Christy Lange开篇便提出：“我们对双年展的诘问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策展人可以充分实现众人投诸其上的寄望。”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当代艺术策展，与传统的、主要对藏品负责的博物馆策展人有较大区别，但正如Michael Brenson在文章《策展人的时刻》[iii]中指出：“离开了现代主义，我又无法想象这些展览会。只有在现代主义中，我才会发现有关进步、教育、治愈和转型的信念可以集中地进行比较。只有在现代主义中，我才会不断的发现：对易受责难和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与英雄主义抱负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正在塑造着许多双年展策展人的身份。”
在中国的语境内，策展人和艺术家关系的争论长期停留在私人谈话或个别实践的层面之上，艺术家私下的忧虑或抱怨，与表面上策展人或机构的无所作为或话语强势形成反差，鲜见系统的批判、自反或公开的讨论。与艺术实践相类似，策展理论、实践的立和破几乎也都是同时发生的，面对着每日展览的开闭以及各种沟通，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对话、拉锯或调解已经不是一种假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策展人及策展批判也应体现出一种同步的自反意识。近期不少展览或项目的出版物，都以艺术家、策展人对话的方式呈现，可以被视为令两者关系变得可见的初步尝试。不过文字出版物的传播方式和读者有一定的限制，如何更生动或有机地将批判或对话整合进作品或展览的话语和视觉策略当中，可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更大量的博弈发生在实验性个展和主题性群展当中，将这部分经验加以研究、分享或理论化，固然是机构或策展人的责任，但艺术家的挑战与发问，始终是策展人工作的起点和对象。同处于某种共同的政治、社会语境之内，与谁共谋并非一种纯粹个人的选择，这里并不存在绝对的断裂、对抗和僭越，也不存在谁胜谁败的问题，如果说艺术界和文化界不对此进行持续有效的反思和对话，关于“进步、教育、治愈和转型”，也不过是另一轮虚妄的投射。
相关讨论或提问，欢迎大家通过微博私信：Nikita影茜http://t.sina.com.cn/nyqc或卢迎华http://t.sina.com.cn/1557564334；或发邮件至《当代艺术与投资》编辑部： curating@yahoo.com.cn ，来信请注明“策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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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ng Subjects，编辑Paul O’Neill，de Appel arts centre 2007年于伦敦出版
[ii] 卢迎华《策展人作为艺术家》，见后文
[iii] 迈克尔·布伦森 《策展人的时刻》，《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P66，2010年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策展不是无中生有.
忽悠
两位最好的女策划人。
字斜的都没法看了，看问题也深不到哪里去
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