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通报：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

再排演
——一个关于排演的剧本
文/马楠
演出在即，应到的演员没来，却有替身慢悠悠地准时报到，他手拿剧本、自信满满却又心不在焉，“我叫葛诺特•法伯”他说“开始彩排吧。”
演员、布景、灯光全都按部就班，但大家心生疑惑，思忖着来者必定另有所图，而缺席者则另有所指。脑中的万般假设若即若离，萦绕不去——来的人仿若幽魂，而未出现的人却因想象而愈发真实。

她们是谁？
缺席者：WHW（伊维特Ivet Ćurlin，安娜Ana Dević，娜塔莎Nataša Ilić，和萨比娜Sabina Sabolović）
她们收到了排演通知却以团伙形式失踪。有人质疑她们为什么自称WHW，觉得这与她们的失踪有关系，但是这样疑神疑鬼没有根据，她们早在2000年就以此自称，她们关心“什么（What），怎样（How）和为了谁（For Whom）”，于是引申了这个经济组织普遍关心的问题（“有限的资源和社会投入可以有多少实际产出？如何使用技术达到预期产出？如何在社会内分配？”what, the problem how many of every possible goods and services will be produced with limited resources and social input? How the choice of certai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which each good, chosen b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will be produced? and question for whom, that concerns distribution of goods among members of society?），将其转为艺术计划、理念和实现的问题并以此为座右铭。这个团队里的四位女士都擅长消失，先是个人消失在团体里，然后团体消失到舞台之外。当然，她们在某些时刻也会出现，比如在参展列表里，或在获得伊戈尔•扎贝尔文化理论奖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猜忌她们，实际上她们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为了这次排演她们做了大量关于60年代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研究，还编写剧本，何况她们并非一走了之，而是租赁了一位艺术家，并亲自把剧本交到他手里，由他来代替表演。

谁被租赁了？
代替出场者（被租赁者）：葛诺特•法伯（Gernot Faber）。
他左手香烟右手啤酒，长发、板鞋、长相丑陋，柏林墙倒塌之前他住在慕尼黑，自称“自由”艺术家、音乐人、业余演员，却是典型的浅尝辄止者……“不，等等，”他调整了一下面具，表情僵硬的说“我脸上是一个有着我面容的面具，这样人们就会认为，这不是我，而是一个想要成为我的人。”（Eine Maske meines Gesichts auf meinem Gesicht, sodass Menschen denken, das bin nicht ich aber jemand, der vorgibt, ich zu sein.）“但卸掉面具你是谁？谁在扮演葛诺特•法伯？”也许你会这样不耐烦地问，当站在葛诺特•法伯的对面时，我们会忍不住透过眼睛所在的两个洞向面具后窥探，但我们的目光立刻就因吃惊而凝固，因为那面具后也有一双眼睛在吃力地向外望，那双眼睛不想泄露身份，因而有些犹疑，似笑非笑，这双眼睛是奥利佛（Oliver Cole）的，“葛诺特•法伯不受我们任何一位的控制” 鲁兹（Lutz Krüger）和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Reuss）这样说，“他是一个没有底的图，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他们给了他一个名字和某些特征，也为他安排一些工作，比如个体小商贩、乐队经理人、业余演员等等，他有时会死掉（有倒在血泊中的相片为证），不过不用担心，他还会再活过来。“如何让一个人确实存在？”（How to make a person actually exist?）在葛诺特•法伯的一次外出活动中，鲁兹和塞巴斯蒂安抛出了这样的问题，随后他们一击反手，“一个人怎样才能消失？” (How a person can disappear?)加速将问题打向另一个方向。

为什么要租赁？
这个问题是给不在场者WHW的。09年策展11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她们将主题定为“是什么让人类活着”（What Keeps Mankind Alive），她们没有将这个无限苍凉的问题就此发挥而是指出其援引自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第二幕的唱词，将聚光投向了布莱希特的思考，投向戏剧作为艺术形式以及社会政治变革的工具，继而弥散于资本、新自由主义等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及其在商界、政界、学界、艺术界的解读和误读之中。在展览主题陈述中，她们写到：“今天，双年展已成为一种文化旅游项目。城市通过举办双年展，利用其良好的区域与国际交流优势，让自身在全球化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双年展被标榜成一种‘文化购物’，在这里，艺术被贴上了‘酷、有趣、娱乐性十足’等等的标签……布莱希特坚决抨击那些仅仅把艺术看成一种娱乐的，他称之为‘烹饪’（culinary）的行为，但同时他并不否认艺术品作为娱乐工具的作用。布莱希特提醒我们，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关键的问题不是快乐，而是艺术的功能……我们把布莱希特当成一种（红色）线索，它指引我们去对展览的结构及形式进行研究，一种我们称之为“在远处注视”（beyond looking）的，从观者（viewer）向更富有创造性的参与者（participant）的转变，甚至可以是共谋者（accomplic）。”
租赁、面具、距离，审视高度透明的体制并警惕它的逻辑，WHW说：“布莱希特邀请我们一次又一次去反思自己的身份，用业余演员的视角去观察身处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接受租赁？
为什么不呢？得知双年展排演是在中国上海，葛诺特•法伯很开心，为此他专程拜访乌苏拉教授，她往返于中德之间，是个值得咨询的专家。听说中国姑娘漂亮，啤酒便宜，还有路边小摊贩卖菠萝串，葛诺特更开心了，他喜欢人，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他自称是“生活艺术家”（Life Artist）并相信“普通生活中的艺术比你设想的要多”（There are more art in general life than you think）。但是被租赁也不全是好事，被租用意味着你不能随心所欲，意味着你的一部分功能被实现，但同时你也只是你的那部分功能，你要揣摩、要发挥功用、要承担被租赁的角色，你要透过租赁的面具去窥探后面的眼睛，但同样，那双眼睛也是拒绝交流的。是的，你有自由去发挥你的被租赁角色，但是，你真的自由么？
一天在动物园里散步，马克思•安德尔（Max Jorge Hinderer）很郑重地提醒葛诺特•法伯：“如果排演只是个借口，而被掩盖的是人文遮蔽下的剥削，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那些责难？”（How do you cope with these reproaches, like, that this Shanghai Biennale is sort of out of order, that it serves as a pretext, some humanistic concealment of this horrible exploitation situation?）他继续说道：“这些个面具都是分包商给套上的，当你有了面具，你就需要分包商，但是当你有了分包商，你就不得不跳这个水坑，那就是人们得不到任何报酬。”（These masks are always put on by the subcontractors. It’s possible: when you have the mask you need the subcontractor and when you have the subcontractor, you’ll handle the thing just like this, right down to the pit where people aren’t getting paid at all.）

排演现场
一面20米长的墙上勾勒出法国工人革命的漫画形象，葛诺特•法伯的形象也在其中：一会儿他站在工人队伍前方，同他们一起面对成排正在瞄准的士兵；一会儿他和三两士兵一起在相机前拍照；一会儿他又混在的人群中振臂高呼。墙上错落地挂着三台电视机，分别循环播放两份访谈录像和一张卡拉OK光盘。贴墙依次摆放着从旧衣柜中拆下的木板、衣架，德国人称之为沉默的仆人（Mute Servant），上挂着葛诺特•法伯的行头、废弃的打印机和洒满一地的皱折破旧的册页、斑驳破损的木工桌、白色木架、普通铁架桌上摆放着访谈文稿和卡拉OK歌词。有时，格诺特•法伯来到现场穿戴整齐，面向墙壁，随着卡拉OK屏幕，慢慢地念出正在变色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