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王南溟的艺术空间

针对1996年上海美术馆首届双年展打出的要跟国际接轨的旗号，我当时就在上海《劳动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说这是文化大跃进，这是我第一次写文章批评上海双年展和上海美术馆。除了双年展大跃进外，随后“美术馆时代的到来”的口号也一遍遍地在响，然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美术馆大跃进。201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还有一次世界博协大会，一批美术馆馆长热议上海美术馆馆场太小，这下上海美术官员想要把上海展览中心作为大美术宫的想法再次升温了起来，和全国的美术馆大跃进一样，这一场美术馆大跃进也成了上海文化建设的重头戏，馆场要大，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目标，然后当上海展览中心根本无法作为大美术宫的规划之后，又改到世博会的中国馆做大艺术宫，然后还嫌上海的美术馆太少，美术官员又看到一个有烟囱的厂房，马上联想到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决定做一个政府的当代美术馆，好像在上海选择了一个有烟囱的厂房做美术馆，马上也可以成为伦敦的泰特似的，这种毫无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脑袋在官方还很吃得开，我倒是建议，如果上海真的要建一个大的美术馆，最正确的是做一个放大的葫芦作为外形建筑，从外面一看就可告诉观众：不知道卖的是什么药。



政府的艺术规划都没有“政策过程”的，这个过程包括政策前的学术争论，政策议案时的各方利益群体参政议政，如果政策成形，那还有政策的评估，而这些艺术的规划都是一些画家式美术官员凭感觉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还不切实际的简单模仿西方的做法，比如美术馆不收门票，以此作为政府的形象工程，而不问什么是美术馆最为核心的，除了美术馆外，还有什么是重要的推动艺术发展的机构建设。

海外美术馆馆长一看上海美术馆当然就觉得太小了，特别是在举办上海双年展这么大的展览期间，但这些外来的美术馆馆长却不问这样的事实，上海美术馆还是一个出租场地的地方，而且租金很贵，没钱的艺术家是办不起展览的，特别现在艺术资本多了，画廊都在美术馆租场地包装自己的艺术家，而失去了美术馆的学术独立性，而且两年一度的上海双年展，也是美术馆内部人的游戏，像在卡拉OK包房，自点自唱。从1996年到2010年，上海双年展至少在制度上做得与国际接轨的方向更背离了，馆长还能亲自担任双年展策展人，一个小画家，做了上海美术馆馆长后，只热衷于拿着自己的作品到处参展，而没有任何的回避制度，也不见有什么美术馆的学术计划提供给专家参与。

一国事务只由本国专业人员自己知道，美术馆事务也不例外。在中国，美术馆一直没有承担起与商业分开的责任，国外美术馆馆长哪里知道中国的情况，就是他们再牛的美术馆馆长到中国来做馆长都会行不通的，除非他有本事把国外的捐款拿到中国的美术馆来用，但就像古根海姆美术馆馆长来中国，他的工作只不过是想让中国出资建一个古根海姆在中国的分店而已。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听这些美术馆馆长随便怎么说个建议，更不能借着外国馆长的话，做自己瞎眼的事。当然，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官本位的国度来说，美术馆馆长是个官，所以有国际著名美术馆馆长来上海，就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了。其实在国际上，美术馆馆长只是一个行政执行者，而且特别是民间的美术馆，馆长就是筹款人，这是一个由理事会、行政执行和学术自主三分的民主制度，三方独立彼此制约和互动的管理系统。

相比较国际上的大美术馆，上海美术馆肯定不大，但上海美术馆现在不是需要大，而是不要出租场地，如果新的美术馆很大，但还是要出租场地，那等于又建了一个打着美术馆的名义的租展空间。这就是说，当政府在讨论如何建设美术馆的时候，那先要从这一点上开始做起，这样上海美术馆虽小，但每个展览都是由自己主办和聘请专家策划的，而且有这个美术馆自己的学术目标，从而把美术馆的学术推广到社会上去。美术馆可营利部分只是针对门票收入、礼品店、咖啡馆，还有作品借展收入，而不是出租场地，因为出租场地办展览会影响美术馆展览独立性和价值判断上的失控，而门票收入、礼品店、咖啡馆，还有作品的借展收入都不影响学术的独立，这部分营利所得可以加入到美术馆经费中。但有一点，礼品店、咖啡馆、门票、借展收入，本来取决于美术馆的学术影响力，它们都是寄生于这个美术馆到底做出什么贡献和影响力这样一个前提为条件的。好的展览和好的收藏，都会让礼品店、咖啡馆、门票收入增加的，上海美术馆边上的星巴克生意这么好，而上海美术馆就开不出自己的咖啡馆，礼品店也一样，上海美术馆到底推出了什么艺术家，而同时让这位艺术家的礼品（衍生品）成为销售的热门货，这些不光是礼品的问题，而是一个美术馆的学术形象的问题。而上海美术馆靠着上海政府的公共财政，根据美术馆的资金标准，给予公共财政拨多一些款会有什么难度？难度不在这点公共财政拨款，而在于没有对美术馆这个非营利的机构有科学的认识。建议要建大美术宫的美术官员们不少，没有人建议宁可不建大美术宫，也要先不让上海美术馆出租场地的有没有，至少没有发出声音。建大美术宫时拿出国际美术馆馆长的建议，而要上海美术馆不出租场地的时候，怎么就不要国际美术馆馆长的来建议了呢？

形象工程照样是文化官员的追求，特别是上海那些由“没有学术脑细胞的画家”充当的美术官员，要把上海展览中心变成大美术宫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这个不成，还是想着建一个政府的当代艺术馆。在建之前，这些官员还是先想想我们能做什么，做学术？上海现在是个学术荒地，做思想？上海是一个海派小文人繁殖的地方，文化和艺术下没有深度，上没有前沿，每次美术馆举办的什么作品研讨会，就像是茶话会。当然上海也不是一个生产艺术家的地方，学院的教学力量太弱，培养不出什么艺术家，上海的艺术批评也很弱，这是一个一再被提起的事，为什么上海的美术批评这么弱？这应该是值得反思的，因为上海没有能培养艺术批评家的学院，当然搞艺术史的人会认为搞批评不是学问，美术史才是学问，但上海的学院也没有培养出美术史家，像上大美院史论系，既没有把学生培养成批评家，也没有把学生培养成美术史家，这种史论系要它做什么？还不如撤掉算了。

解决上海的这种局面，至少目前需要有这样两点做法。第一、作为最活跃和最有争议的当代艺术，不能先由政府来主导，而应该下放到民间，建立美术馆首先的条件是要有一定的藏品，而不是挂一个牌子，宣布新的美术馆成立了，而且不管是MOMA，还是古根海姆，都是用自己的藏品捐给社会，然后变成了美术馆的，这个建美术馆的程序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像上海的几家民间美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民生美术馆、外滩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其实也不能称为美术馆，因为它们从属于企业，而不是在法定意义上的非营利机构，或者称它们为大画廊更合适些），尽管有些民间美术馆确实在贴钱，像证大现代艺术馆（证大超超市之前），我们与其称它是美术馆，还不如说它虽然是企业行为，但确实是在尽美术馆的义务，如果哪一天学术积累和藏品达到一定的程度，连同展馆一起捐给社会，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美术馆。当然这还是民间的当代美术馆，而不是政府的美术馆，下放民间而不是政府主导，这也是建立当代美术馆的程序和民主社会的特征，这时的美术馆要考虑自己主打的品牌是什么？学术兴奋点又在哪里？到底有多少藏品能成为一个阶段的见证？竞争社会的秩序同样也会在民间美术馆有所体现；第二、还是大脑要换过来，不要再建什么美术馆了，中国首先不是建美术馆，而是要提供非营利艺术中心能够形成的社会条件，政府设艺术基金会，投放到民间的非营利的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学术地带，也是向美术馆输送新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地方，但这个非营利的艺术中心在中国还是个空白，结果是任何新的思想和艺术都根本得不到基金会的资助，非营利的艺术中心是学院之外推动新的艺术和学术的地方，没有了这种机构等于学生从学院出来，只有投入商业画廊而没有其它的选择，而美术馆又为了出租场地，让画廊在美术馆唱主角，这样的学术被商业牵着鼻子走，肯定非营利的学术就会枯竭。学术枯竭，即使有美术馆那也没有这么多新的艺术可被讨论，这样的美术馆造得越大越没有展览，这才是公共财政巨大的浪费，加上上海还有这么多像刘海粟美术馆、多伦现代美术馆、甚至徐汇艺术馆等等不伦不类的地方，如果它们都能称为美术馆的话（其实连同上海美术馆一样都是假美术馆），上海的美术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多到与画廊和非营利艺术中心的比例严重失调。

多点这样的骂声！！！

其实这个和中国当下整个艺术界的风气是一致的：没底气，就好假大空！

上次传言说上海美术馆要搬到世博园中国馆，到底是不是真的？虽然后来死命辟谣，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政府文化官员基本来自部队复员，是要干文化“大事业”的服从命令者，服从再加私心就是官方文化场。

其实官方介入当代艺术已经挺深的了

别老盯着官场，所谓的私人“美术馆”也不咋地，正如笔者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