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至8月5日，新加坡第八届国际行为艺术节FOI8在Chan Hampe Gallery、Goodman arts Center Gallery和Singapore Art Museum举办，内容包括行为艺术文献展、
工作坊、作品现场实施和专题讲座。
12位国际艺术家包括：
来自波兰的艺术家Iza Tarasewicz (PL)、Waldemar Tatarczuk (PL)、Angelika Fojtuch (PL)、Zygmunt Piotrowski (PL)；
来自越南的艺术家Toan DucVu(VN)、Duc Minh Hoang (VN)、An Huy Nguyen (VN)、Nguyen Song (VN)、Nguyen Duong Hai Dang (VN)、Ngo Thanh Bac (VN)、Tran Luong (VN)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周斌。
新加坡艺术家七位：
Amanda Heng、Jeremy Hiah、Marla Bendini、Kelvin Atmadibrata、Jason Lee、Andree Weschler、Loo Zihan
更多信息：http://www.foi.sg
关于在此次艺术节上实施的行为作品《敏感词》，周斌有这样的描述：
每当接到艺术节的邀请信，我就开始为作品方案心神不宁，不断地有些想法，又不断地调整放弃，直到最后的呈报方案期限，不得已写上其时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案，而后面必然要附上一句：方案可能调整。这让不少程序严谨的主办方对我颇有怨言。这次我是第二次参加FOI艺术节，彼此熟悉，变本加厉到实施作品的前一天才确定方案，让他们赶快去准备需要的材料。
我想有这样毛病的人不会只是我一个。这是因为行为艺术每次的创作都需要和之前的作品拉开距离，每一次创作都是独立完整的作品，因而每一次的创作都有相当的难度，也决定了行为艺术家的作品作品产量不会太大。也因为如此，艺术家也更珍惜每一次的创作契机，希望能有好的新作品方案实现。最糟糕的情形便是苦思之下还是一案难求，不得已实施一件旧作品。虽然也有艺术家常常重复实施一个经典作品方案，强调每次作品的实施过程、现场环境、观众人群等因素的不同会是作品有新的变化，虽然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一直认为这对一次新的创作机会来说都是相当大的遗憾。
这次在FOI，实在没能构想出好的作品计划，我体验了这样的遗憾，实施了自己曾在《30天——周斌计划》中实施过的一件行为作品：《敏感词》，虽然作品实施的细节有了很大的改变，相较之前的版本更为有力完整，虽然作品的现场效果不错，但新的创作机会没有实施新的方案终归让我遗憾。
《敏感词》周斌行为作品
2012年8月4日、新加坡Goodman 艺术中心
实施过程：划破手指，在墙上写三个字“敏感词”，反复大声朗读这三个字，直到口齿失控、字序混乱、音调不清、恶心呕吐为止，用时18分钟。
无疑，《敏感词》的所指有着强烈的政治针对性，而关于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对现实政治进行不可替代的介入和发言，8月5日，在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举办的FOI8行为艺术主题讲座上，周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讲座题目是《回到语言：治疗行为艺术的热病》（提纲如下）：
引言：屠夫杀猪只需讲求“稳、准、狠”，而艺术家的创作则还要基于现实语境考虑到实施“稳、准、狠”的必要性和手法过程的独特性。
有次和一位国外艺术家聊天，他直言中国的行为艺术做得不好，之后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想必是因为语境的差异，使得这位国外艺术家在解读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时，没有受到作品所指的影响，对作品判断的重点集中在作品的本体语言方面，这时，很多作品的问题的确就凸显出来了。这位艺术家的直言对我是很有一些警醒作用的。客观地说，国内许多行为作品确实还停留在只顾一味情绪化的呐喊发泄，对行为方式的采用停留在工具化的简单挪用层面，缺乏从艺术媒介的角度对行为艺术进行持久的思考和实践。艺术并非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作为艺术家，认识到自己工作方式多方面的局限性是重要的，不能把艺术捧得太高也不必贬得太低。
在行为艺术的创作中，我始终认为，就精神层面而言，再宏大的主题也并不比对一滴水的感动更有力。我们常常看到，由于一件行为作品关注了宏大的政治与社会话题，其艺术水准便被无限拔高，作品价值似乎无须质疑了，这很荒谬。怀疑和诘问是当代艺术的天性，但不要使这种天性蜕变成滥情的道德冲动，使作品沦为价值观的宣讲或政治立场的陈述，而更应警惕的是因说教的需要使创作走向对广泛理解和认同性的过度追求，从而使艺术变得媚俗甚至哗众取宠。艺术并非一定要承载明确的含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要关注到生命经验和社会现实，同时也应注重对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语言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家面对艺术创作时的根本问题，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自身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试想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缺乏对艺术语言进行反复的研磨推敲，那工作会是一件多麽空洞的事情。我想，只要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从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经验出发，其必然会联结到整个社会现实的脉络，再结合对语言方式的同步思考，也自然会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有现实力量的艺术作品。
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并非是要艺术家抱着语言中心主义的态度，仅仅沉迷于创造出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也不是单纯去制造一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倾力建构一种区别于他者文化的别样美学；同样也不是对之前形成的艺术语言要简单化地颠覆，而是强调一种语言创新，包括恰当的挪用语言。艺术家是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艺术语言进行思考，最终的目标是找到一种有效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它基于我们对现实存在进行思考和表达的需求，是周遭问题的影子。
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也并非是要一味强调形式主义、排除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要让精神走向一种如中国传统士大夫般的逃避主义哲学。强调艺术语言的创造性、独特性，是为了让作品更好的做到言能尽意、入人魂魄。这里对艺术语言的要求是其对于作品表达的概念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准确度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艺术家在通过其作品对现实问题发言时，常因作品太过于“艺术”而使得提问方式与问题概念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受众被作品搞得一头雾水甚至反感排斥，而当一件作品拥有好的语言方式时，其语用方式不但具有独特性，同时艺术家的思考和作品的概念也通过这一方式被准确地传达出来。
在行为艺术的创作中，作品的言说方式在不同情景中具有丰富的机动性，艺术家应智慧而自信地进行无所不可的创造和去挪用任何一种有效的表述方式，语言是在表达的过程中不断生长的，它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在这里，艺术家的情感与思考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是重要的，此时需忘掉风格化的视觉语汇模型，甚至放弃做出“好作品”的欲望，此时的语言已从创造的维度转移至对事物选择判断与观察思考的维度上来。行为艺术的技法常常呈现出无不可、开放性的特征，似乎没有难度，但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你就始终过不去，得用大量的创作实践去翻越，难也就难在这里。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剑指迷恋于纯化艺术语言是一种艺术上的无耻行为、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阿多诺的警句并非是我们放弃语言实验的信条和借口，而是让我们明晰：尊重自身真实的情感和经验，保持对现实语境的敏锐觉察和追问，并通过准确、简明、尖锐的语言，传达出我们的思考与态度。
引用guest的发言：
无聊而且恶心
大家小心 5毛倍增最近
艺术之“内”与“外”——周斌与我的分歧
吴味
2012年7月26日，行为艺术家周斌在澳门参加完“以身观身·2012年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后深夜赶来深圳，第二天上午在深圳徐乔斯和大林的不艺术空间，我和周斌有一场近一个半小时的当代艺术问题讨论（徐乔斯也偶尔参与）。由于我将拙著《问题主义（第一卷）——当代艺术本体论》送与他们，所以讨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我的当代艺术“问题主义”主张及其相关问题。
周斌认为，我的“问题主义”关注的许多社会生活事件它本身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把他作为当代艺术来讨论似乎没有必要，因为社会生活事件涉及的范围更大，而艺术是一个很小的领域，艺术还是应该有它自己内部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指艺术方式的独特性以及艺术语言的合适性、准确性、唯一性，等等。这种观点，周斌于2012年8月5日在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所做的FOI8行为艺术主题讲座《回到语言：治疗行为艺术的热病》上，又做了某些方面的强调：
“……艺术并非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作为艺术家，认识到自己工作方式多方面的局限性是重要的，不能把艺术捧得太高也不必贬得太低。”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要关注到生命经验和社会现实，同时也应注重对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语言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家面对艺术创作时的根本问题，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自身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试想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缺乏对艺术语言进行反复的研磨推敲，那工作会是一件多麽空洞的事情。……”
“……强调艺术语言的创造性、独特性，是为了让作品更好的做到言能尽意、入人魂魄。这里对艺术语言的要求是其对于作品表达的概念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准确度的。……”
“……行为艺术的技法常常呈现出无不可、开放性的特征，似乎没有难度，但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你就始终过不去，得用大量的创作实践去翻越，难也就难在这里。”
……
我对周斌从艺术家的具体创作的角度对艺术语言的强调、对艺术语言表达观念的合适性、准确性、唯一性的强调，是完全赞同的。这里唯一要注意的是，我以为，实际上杜尚之后艺术不再存在语言实验的命题，而只有观念实验的命题；而今天的当代艺术，就我的问题主义思考，其观念实验命题就是意义诉求命题——即人的意义的诉求方式实验命题（“问题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命题）。所以，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只有在意义诉求命题的大前提下，“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能的，才不会掉进“语言中心主义”、“语言形式主义”的陷阱。
另外，作为艺术家个人的具体艺术创作要求，周斌强调“艺术内部”、“艺术本体”、“艺术语言”、“艺术独立存在价值”、“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的区别（引文第一段的隐含意思。在周斌与我的交谈中我也明确感受到）”等等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当代艺术的本体论发展要求，那就很有问题了。因为，从艺术史来看，艺术的任何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拓展都是突破艺术内部而走到艺术外部的结果，作为应该不断超越的当代艺术如果局限在“艺术内部”，是无法拓展出新疆域的。实际上，艺术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内部”，也从来不存在统一的不变的本质（本体），艺术的本质都是阶段性的，它处在不断的阶段变化中，所以，艺术的本体论是一种不断拓展、变化的本体论。周斌的这些观点与金锋很相似，金锋在六七年前就发表过有关“艺术内部”的观点，至今似乎依然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我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写了许多文章进行过深入讨论，如《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2006年写此文时我的“问题主义”关键词还没有诞生）、《圄于艺术的内部——金锋的<仿真警察>批评》、《金锋在倒退——兼评金锋的<为老太王小六存档>》、《走出杜尚，走出“艺术”——再谈“以女儿为裸模”的艺术意义》和《当代艺术实验：超越艺术—社会分离论——质疑鲍栋》等。
周斌的这些观点还是隐含着艺术本质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强调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的区别。而我的“问题主义”之所以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进行讨论，在根本上不仅是为了社会生活事件的进一步讨论本身，更是为了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拓展。即从人的特定问题针对性和人的新意义诉求的当代艺术观念角度看，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已经没有了区别，在这种新的当代艺术观念下，艺术的存在方式就会发生改变：艺术不再是艺术内部的，而是艺术外部的，不再是艺术语言实验的，而是社会问题反思的；不再是艺术本体的，而是人的本体的；不再是为了艺术意义的，而是为了人的意义的。总之，艺术不再是艺术的，而是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这样，当代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的形式、内容、功能、创作、批评、理论、鉴赏、展览、教育、传播、社会文化影响等等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艺术由此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有利于对人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拓展，人由此也就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正是从重新界定艺术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我才不断说：“没有艺术，只有生活；没有艺术家，只有人。”
这样的认识不是说当代艺术不再有语言，而是说当代艺术的语言不再是独立的命题，当代艺术的语言就是观念（意义），当代艺术的观念就是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就在特定观念——人的特定意义的独特追问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产生；艺术的特定意义产生了，艺术的特定语言就产生了，语言和观念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艺术语言与艺术观念的推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特定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比如我从“问题主义”角度评论的那些社会生活事件），不仅它的意义是那样独特，它的形式（语言）也同样独特。所以，真正的当代艺术创作根本不存在单独“研磨推敲”艺术语言的问题，更不存在“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的问题，不考虑艺术语言与观念的统一性必然走向“语言中心主义”、“语言形式主义”。也所以单从艺术——既往艺术的角度谈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
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这不是说要将艺术当做“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而是说在一种新的艺术（文化）观念——“问题主义”下，艺术就会发现那种已经“很有效”的社会生活事件中的意义——人的意义，它是以前的文化（艺术）方式不曾注意的，而这种终极层面的意义本来就是艺术极力诉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那些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当作当代艺术，这种社会生活事件的当代艺术与以前的前卫艺术（发展到当代艺术之前就是后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在艺术史上的上下文关系，是通过那种新的艺术观念而建立了，是那种新的艺术观念使艺术的能指超越后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泛生活（社会）语境化而深入特定社会文化问题语境、从而产生特定的人的意义（特定观念），艺术在本体论上就发生了艺术史意义的上下文变化。以这种新的艺术观念要求当代艺术，不是“把艺术捧得太高”，而是艺术在现实中的别样有效性已经呈现出了可能性；而在政治领域，这种别样有效性表现出的既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化的政治”（参见拙文《“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政治”——以<时代>周刊发表“割鼻女”照片为例》，《艺术国际网》吴味的博客2010年8月文章）。那种说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而不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在这种新的观念下，都成了问题。
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不仅是说那些社会生活事件需要艺术（文化）的支持，更是说艺术（文化）需要从那些社会生活事件中——即在艺术的外部寻求艺术本体论以及功能论发展的可能性。今天那些囿于“艺术内部”的当代艺术，面对那些在“艺术外部”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无异于作茧自缚，尽管它们不是把自己“贬得太低”。
2012年8月12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