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燃点 文： 梁舒涵

赵要, 《你看不见我 No. 8》, 2012。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赵要个展。

北京公社。2012年6月12日至8月12日。

“重新展现”（restaging）作为一种再呈现的手段在近来的艺术界逐渐开始盛行，例如行为艺术的教母级人物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的那次大型回顾展。其中数件经典的行为艺术作品被再次放置在当下进行。正如古典大师们的作品被一再带到各大博物馆进行反复巡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艺术作品的再次展现也意味着向经典的不断靠拢。

赵要此次在北京公社的名为“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的个展与上一次在同一个空间的展览“我是你的黑夜”相隔仅仅整一年，而且两次展览的气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同一地点、几乎同一内容的展览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相继进行两次，似乎有些“不按套路出牌”，仿佛变化了的只是展览的名称而已,而且此次展览仍然采用了上一个展览的画册。毫无疑问，艺术家和展览机构对此必定会有其思考和解释。至少，当我们的观看和对照足够仔细的时候就可以见证赵要的想法一年来的“生长”过程。

例如，展厅西墙上的粉红色锯齿状装置《我是你的黑夜No.3》（2011）在这次展览上经过了放大和拓展。艺术家用一块同样形状和几乎同样颜色的铁皮对原先墙上的图案进行了立体化的处理，将其与去年的这件作品首位连接起来，并且经过墙角的折叠一直延续到地面，从而赋予了一件平面化的作品以空间的牵涉。而这也令作品的解读变得更加云谲波诡，在图形化到物质性的衔接与转化过程当中或许暗示了柏拉图关于真理与影子的比喻，抑或当代仿像文化的影射。也让那些谙熟晚近艺术史的观者产生了对库苏斯（Joseph Kosuth）的作品《一把与三把椅子》（1965）的联想。

赵要在此次展览中似乎更醉心于对作品类别、形式的探讨。他把去年展览上的几件带框布面作品直接复制在了墙壁上（例如《很有想法的绘画I-259(2-1)》），尽管作品的位置较去年相比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却在形式的转换中让这些架上作品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性。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微妙的调整，作品的“件”的概念被减弱，从而凸显了展览本身作为一件作品的企图。

赵要的这些作品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转瞬即逝的，和天马行空般的感觉，这个展览与其说是由不同作品构成的，不如说是艺术家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创造的一个另类的视觉和心理景观或场域，并且通过那些难于明确归类的装置、雕塑、影像、绘画营造出立体的体验和幻想。

(图片由艺术家及画廊提供) 

赵要, 《你看不见我 No. 1》, 2012。

赵要, 《你看不见我 No. 4》, 2012。 

赵要，《超有想法的绘画I-10》，2012。

赵要, 《你看不见我 No. 7》, 2012。

赵要, 《你看不见我 No. 5》, 2012。

艺术界LEAP展评：

赵要：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展览现场，2 012年 北京公社

赵要最近个展“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几乎原样复制了去年的个展“我是你的黑夜”。这很容易被视作一个“一次性”展览，一种过期作废的策略，这样的理解也不无道理—“你看不见我”是对展览体制和当代艺术生产的一次直接击打，这种方法既称不上多新鲜也没有多难于理解。它的有效性同当下环境紧密相关，可视作挤压和粘滞状态之下艺术家主动的一种应激反应。它并不具备对规则的破坏性，仅在提示。无论是当代艺术中“新”的问题，重复的意义等等，都将问题摆在了台面之上，并且提供了更深入讨论的切入点。不过更小范围去看时，赵要的勇气反而不是表现在同展示机制之间产生的摩擦，以及引发各种质疑和阴谋论所要承担的风险—受训已久的观众很难真正为其所动，表面的、可视的“新”也并非真的是我们在谈论当代艺术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向的自绝后路：接下来还能怎么弄？一次轻巧的逃离反而制造出一个更艰难的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当然无论何种展览都不具备生死攸关的决定意义，艺术家也无需把自己禁锢于某一种逻辑中，在这里，赵要所在的guest小组在过去半年中的实践也需要被纳入考量的范畴，以集体名义出现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开放和大量的实验机会，让他有可能从运动、活跃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停歇的反馈中推进自己的想法。不过当“行动”本身成为了一种正确，行动着的人也需要反躬自问，是否“在行动”就可以心安理得？无论制造事件还是产生新的局面，这些“愿望”往往在“行动”的名义下逐渐消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并非完全是“我是你的黑夜”的再一次呈现，虽然艺术家本人强调去对比单件作品间的细微差异并无太大意义，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仍在局部和细节处做出了修改，无论是尺寸、材质还是肌理，形式在这里仍然是重要的。在一切智力游戏和立场差异带来的怀疑、议论和争辩的热闹散去之后，我们倒可以再次心平气和地去观察展厅里的那些“物”的变化（对比之下会发现其实变化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细微），将时间轴拉回到一年前，去考虑艺术家首次将这些形式放置于展示空间之内时的逻辑（甚至包括彼时引发的看法和判断），以及它在一年后“增生”出的部分中所暗藏的讯息—这部分是不确定的、可供继续质疑和讨论的—如果此次展览仅仅是观念层面的一次尝试，为什么仍要附带形式的变化？

这种“不坚决”也许恰恰是展览中有趣的部分，它不是彻底的干燥和纯粹的概念编织，赵要的态度也并没有如表面看去那么强硬和确定，作品形式做得充分与否仍然可以成为他的纠结点—赵要在“做展览”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做作品”—这似乎是艺术家既试图抛弃又割舍不下的矛盾之处，也是这种混合了艺术家和策展人功能的新的创作身份携带的矛盾之处。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展厅中坚实存在之物本身所应获得合法地位和尊重，无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的身份都无从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