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国强：今天我也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
文/刘林|来自: 艺术时代
早期抵达中国的西方观察家惊奇地描述到，无论他们所见中国人从事如何卑贱、繁重的劳动，却始终流露出幸福和满足的神情。而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巨大当代优越感的人们来说，那些可怜人们的幸福无疑是基于无知。
笛卡尔的“主体性”被确立至今，作为个体的人日益得到强调，却将作为共性的“人”的概念抛诸脑后。而最后被西方目击的传统中国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心满意足，关键即在于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能够将自己非常贴切地安置在历史之流中，无论是与创世——末世式的基督教式，还是与祖宗崇拜——轮回的中国式的历史的连结，核心精神被均匀地分配在每个人的头上，那是一种让人倍感舒适的如影随形的认同感——如果这一点没有让社会一边倒而发展为另一种乌托邦形式的话。
当代的情况恰恰相反：向后回溯，历史断裂；向前眺望，前程似漆。当代艺术也毫不例外，它越是强调自己作为“时间同志”的当下感，造成的孤独就越强烈。在缺乏上下文关系的存在感觉中，因为不需要对此时此地以外的时空负责，天堂和地狱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因为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偶在。对于艺术家来说，未来与他无关是显而易见的，而历史作为一种任由摆布的死物不过是他在这个疯狂世界中招摇撞骗的成本或素材。他不需要考虑与时间及整体之间的神圣连结，他冷漠的从传统的哭墙上刮下点文化的残渣，抹在没有灵魂的当代躯壳上，再兜售给那些并不想去拆穿这种虚妄的同样自以为是的人。
历史中对于精神核心的普遍感受，现在沦为个体对后者的想象——就像在电影《37C°2》中，贝蒂对不可能的事件充满渴望——或许本文作者就是这样一个想象个体，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以想象代替体验，以浮光掠影的感受代替永恒的体验。他将感觉的碎片组织成一副虚构的文化景观，出入于各种艺术场合填补灵魂空虚，并寻找根本不存在的“中心”，而当这种想象个体化为参观安迪•沃霍尔的人流涌入美术馆时，因为不解苍蝇和前者到底在结构上保持了怎样的一致性，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保持了怎样的一致性，他们最后那点脆弱的想象力也瞬间都荡然无存了。
俗话说得好：世上本有路，因为泥足深陷的人多了，于是便没了路。在这个孤立的时空坐标上，主体越来越自由，生命感觉却越贫弱，越发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如果说凯鲁亚克笔下那帮年轻人一直“在路上”是因为他们曾从上一站来并正往下一站进发，那我们的处境就是，在此，却不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