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李消非，“Assembly Line-Entrance”展览现场，2013，Starkwhite Gallery, 奥克兰.

艺术家李消非出生于湖南，现居住、工作在上海，1998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近年以“流水线”为课题拍摄了几组录像作品，这些作品在国外广泛展出，最近的两个个展，“A Packet of Salt”与“Assembly Line — Entrance”相继在新西兰举行。我们在此邀请他谈谈这一系列创作中的故事以及他对自身创作的看法。

“流水线”项目分成三个系列，最初的是访谈系列，第二个系列是无声系列， “一包盐”是现在正在做的第三个，日常系列，类似油盐酱醋这些东西。三个系列是我现在划分出来的，以前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觉得需要一些逻辑，需要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去做。

最初是从采访一个印刷工人开始的。当时在他的工作区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说要不来我的空间吧。最开始他特别不自然，然后我把摄像机放在边上，完全当它不存在。在我问到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脸上总会出现一些很奇怪、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他，我就说可不可以去他的工厂里面看看，他马上就答应了。一到他的工厂就什么都不需要说了：这个环境就会产生这样的表情。但当时我看到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这个机器很漂亮，那个机器很漂亮，它们的运动非常漂亮，所以我很兴奋地把这些都拍下来了。拍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素材，放了几个月吧，后来我想到，其实人跟机器是一种完全平行的关系，有时交错在一起，我想采用切片的方式——人、机器，人、机器——把他们穿插起来。我试了以后觉得效果挺好，让人产生又真实又虚幻的感觉，就沿用这种方式继续拍，拍了后面的老板、主任，等等。

我拍的所有这些厂，我从来都不觉得里面的人很难过，每个工厂都洋溢着一种很重、很强、很集体的又很浪漫的情绪。我说的浪漫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一说到流水线好像就想到工人很辛苦地在干活，苦大仇深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有一个做出口不锈钢器皿的厂，有一个环节是压模，人在机器下面不停地根据机械的节奏动，那种感觉特别奇妙，你完全能感觉到他跟那个机器是同步状态，而且你会感觉他还很享受。又比如我在惠灵顿拍了一个屠宰场，进去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但我看那些工人干得开开心心，一点事都没有。人与机器永远是一种矛盾关系，社会的发展让我们所有的产品完全依赖流水线，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深的，我想挖出里面最矛盾的、关系性的东西——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是这个也是那个，这样的关系。

这两年我也在国外拍一些工厂，从找工厂的方法上，文化差异就特别大，在中国你要找所有身边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人，反正到最后我进了这个厂接待我的人，他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在国外非常不一样，比如我去瑞典，你要写个邮件向每个工厂介绍一下自己的简历，什么人邀请你到瑞典的，介绍完了等别人回复。回复以后再确认，如果可能的话，你去工厂先看一看，坐下来先谈，你拍这个干什么，你将来要做什么用，当然没有签合同了，但是来来回回的Email很多很多。可是到最后的效果非常不好，因为你说要拍两个小时，到了两个小时可能你就得走了，他们的安排就是这样。反倒是中国这种方式特别简单。

以前我去一个工厂如果没有机械我就特别失望，现在觉得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前些天我去了镇江的恒顺醋厂，一个朋友认识里面的一个经理。去了以后结果是只能看建筑。人家就是一句话：我们这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受国家专利保护的，你不能进去。一句话就能把你开多少路花多少时间都一笔勾销了。但只能看建筑我觉得这在我的设想之中，这是我基本能想象的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恰好是我想做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反倒觉得特别奇怪。

所以最后出来的作品怎么样，只是这个项目很小的一个部分，更有意思的是生活里的关系，包括我与外面的邮件联系，每个人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前几年我的素材来源主要还是工厂，这个是流水线的基本概念。下一步我想做的是关于人的思维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为什么会那么快地做出一个决定，是我们惯性的流水线式的思维方式产生出来的。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做关于社会关系的，我们每天的email，它拓开了另外一个课题。到最后我希望跟不同学科的人进行交流，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访谈系列拍到第三、第四个的时候，我就不太想用这种纯对话的方式了，我想实际上更多的问题是不需要去说的，画面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很多东西了。所以无声系列都是我就特别喜欢的画面，每个画面我都是要做精心筛选的。

到了我现在做的这个日常系列，尤其在“一包盐”这个作品以后，我感觉自己介入得更深了，对问题的看法也深刻得多。盐只是个媒介，我不是要去讲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或盐是怎么工作的，我只是讲盐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意义，或者说人和盐的关系。我后面还拍了“一只螃蟹”、“一块巧克力”：一只螃蟹是我在挪威北面一个的城市拍的，那里生产的螃蟹是全世界最贵的一种，也是这个地区唯一的经济来源；巧克力厂是在新西兰拍的。我到了世界上几乎最远的两端，相距几万公里，实际上看到的东西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白人统治，每个人都可以说英语，到处都有中国人出现。尤其是超市里面呈现出来的样子，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进去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收银台是什么样子的，都非常格式化。我唯一找到不同的就是海水的颜色。

到新西兰的南岛时，我觉得天堂也不过如此了吧。可是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家乡也很漂亮，山清水秀，怎么好像现在只有南岛这唯一的一块净土似的。我们的进程速度那么快，不只是中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矛盾的，我们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呢？但我们只能接受，没有选择，流水线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只剩下英语，每个人都吃着同样的东西，所有民族性的东西全部消解掉了。人人都没有选择，你就是要去吸收雾霾的。

我的展览多起来也就这一两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在学校里（教书），还在画画，那时候画画是没有人邀请你参加展览的，都是做录像、做很酷的行为才会有机会，我刚好没赶上这个时间，然后有时间准备做的时候，我就去做苏河艺术馆了，从此之后就变成一个艺术工作者。这几年因为做“非艺术中心”很辛苦，如果我自己不去赚钱的话真的很难养活这里。所以可能别人会觉得我一直在做策划、组织或者行政上的事情，不觉得我是个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对很多人来说我还是个新的艺术家。

— 文/ 采访/宫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