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不扎堆是全国出名的，艺术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主意，即使很熟络的朋友也很少在学术和创作上进行讨论和交流。即使有几个人曾在相似的时间里做相似倾向的作品，不过从来没哪个人挑个头对此发出宣言或者仪式。曾有策展人评论家来归纳总结，不过当事人本人不以为然。

　　这就是城市赋予上海人的性格，在高速公路和飞机普及之前，上海与伦敦巴黎的距离比它和中国内地之间都要近，文化成熟地比其他地方更早，各种文化的文本在这里交汇，每个人都可能是深藏不漏见识广博的，都有自己独特文本背景。

　　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艺术家本地人居多。他们各自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艺术是一生的戏，可以慢慢来”艺术家丁乙这样解释，这与北京众多“北漂”艺术家的状态有很大区别。当需要在一个陌生城市短时间站住脚跟生存下去，就需要强劲的拼劲，和主动的团结力。这也是为何在北京创作的当代艺术家会赋予作品更强烈的情感，而上海艺术家相对更加理性。

　　不过上海依然有相对集中的艺术家工作室区域，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莫干山50号内，大多艺术家已经成名成腕儿了。

　　薛松是最早在这里建立工作室的，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曾上海歌剧院做过一段时间舞美。2000年他第一个搬到M50。“这儿离家近、也便宜得很，就是刚来的时候啥都没有，老鼠个头倒不小”。

　　自搬到莫干山，薛松就一直在一座老水塔旁的工作室里。历经十几年，空间已经有点儿老旧，跟北京的艺术家动辄面积上千的大Loft不能相比。他的工作室曾失过火，后来他一直说这是作品中使用烧过的印刷品和灰烬进行创作的灵感源泉。这种带着模糊的政治波普意味，又保持适度的幽默与抽象的拼贴风格使他逐渐在国内外声名远扬。平面、感性的，又指向暧昧的批判性，同时又能广泛涵盖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个人等包括万象，正是如此，薛松的作品被当做上海的代表性形象。

　　丁乙是紧随薛松搬了进来：“我1998年买房子是在郊区，地方不小，但半年后，我觉得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呆着跟这个城市脱节了，辗转几个地方之后，也选中了莫干山这里。”

　　那时候这里已经有了一些画廊，艺术家也多了起来。工厂业主喜欢把房子租给艺术家，因为原本租用这里的印刷、缝纫加工厂，100平米恨不得挤进30个工人，管理起来很麻烦。而且艺术家来了，国内外媒体也常常来访，M50的知名度提升，周围地价也炒了起来。

　　丁乙的工作室没什么标示，不熟悉他的人找不到，平时大门也不开。但M50人人都知道他。他在20多年的创作里一直在用“十”及“X”两种符号，在有限的画布上用枯燥的重复创造出极具市场价值的作品。

　　1996年，劳伦斯何普林骑着自行车拜访艺术家，在丁乙的画室里坐了一下午，然后在他酒店走廊的小画廊里推出丁乙的第一个个展，一张十示的作品第一次卖到了800多美元。不久之后，何普林也把画廊开在莫干山50号，一开就是20多年。

　　丁乙第二次卖画，已经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参加了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带去威尼斯的一组9张作品卖了1万美元。他的作品很快被称为中国抽象艺术“令人震惊的案例。”早期的这些藏家应当十分自豪自己的眼光，如今丁乙的作品几乎件件都要百来万。

　　上海曾经有这样一个没有场地的展览：“快递”展——策展人在报纸上登广告，留了一个快递公司的电话号码。当有观众想看展览需要打电话话，快递公司就会安排人把这个展览(一个装满40个艺术家作品的行李箱)送到观众家里，打开箱子将40件作品一一展示。前卫的展览形式不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而这个展览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花场地费。

“快递展”

      上海年轻艺术家这么穷?且不说租场地地价高，年轻艺术家在刚出道很难获得商业画廊的支持。在务实的商业社会，老牌本土画廊称为画商，其实更加准确。他们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里，低调理性地经营着买进卖出的生意，跟着市场风向倒换库存，对新事物和新艺术家保持绝对的宽容与接纳，但对于冒险投入新市场则十分保守。

　　没背景的年轻艺术家依靠艺术生存很艰难。这种困境曾把一群对录像、摄影、装置有共同的兴趣的上海年轻艺术家紧密联系在一起，逼出了极强的展览实现和现场变通能力，以及对各种资源整合能力。

　　杨振中、杨福东、徐震、飞苹果，一群浪荡着创作的艺术青年，就是在城与乡的“流窜”中开始了一系列展览策划。1998年，在晋元路310 号几个人自找场地、自筹资金、自己操办，租借了一个房地产楼盘的地下室，以展览场地“晋元路310号”为名组织了一个联展。紧接着1999年徐震、杨振中与飞苹果组织的“超市”艺术展，在淮海路上一个六七百平方米的商场里租了一块地方，邀请了30多个艺术家为这个“超市”订做作品。这成为上海当代艺术从沉寂走向“繁华”的拐点，之后众多的地下独立策划展览，构成了上海前卫艺术火爆的景观。

　　从一开始，这群人就显示出对于以“年代”或者“风格”为展览策划的鄙视和不满，也实现了一种独特“规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策展，也并非刻意远离官方的“地下”;艺术家和批评家都有权对于展览方向和细节进行无保留的讨论和争辩;参展审核针对于作品而不是作者;参与者分摊展览费用和展览工作;既保持独立的态度，也拥抱任何商业赞助的可能。

　　这群人紧密团结在几个人周围，有时新鲜血液猛增，也有人黯然离去。很难用创作思路、媒介或者风格定义他们，每个人个性风格都棱角鲜明，思想方式甚至背道而驰，根本无法用标签去归纳、命名。而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独立于上海所有谱系之外的对艺术的立场，以及在展览、活动、项目策划上的创新准则。这让其中佼佼者能以成熟面貌迅速走向国际艺术舞台埋下伏笔。

　　如今这群人，大部分功成名就成了艺术家，甚至把艺术干成了实业。2009年，徐震成立了文化公司“没顶公司”，以团队创意和公司形式运营艺术创作，产品是“披着商业外衣的艺术品”。2013年，没顶公司推出了“徐震”这个品牌的作品与相关展览，同时没顶收编了比翼艺术中心在莫干山的场地，将在2014年开办为“没顶画廊”，还将辛苦维系多年的Art-ba-ba网站收编，用公司的商业收入完成网站非盈利的理想。

　　2010年，杨振中、刘建华、杨福东、“没顶公司”搬到位于桃浦的M50创意园的工作室，这里也曾经是上海纺织厂的老厂房，除了艺术家工作室，香格纳画廊的展库、上海泓盛拍卖的藏品库。这里曾让艺术家又回到10年前的活跃状态，一个马拉松式的当代艺术讨论—“未来的节日”，和时间跨度将近4个月的“桃浦大楼”把四十几个艺术家团结起来，进行了艺术展、诗歌、讨论、戏剧、电影放映、音乐演出等包罗万象的活动，让桃浦地区充满艺术乌托邦式的庞杂与狂欢。每个到场的人都艺术家的热情感染，似乎一切又回到创造力和想象力鼎盛的年代。

　　很快，在桃浦艺术区被众多活动带动起来成为文化焦点之后，这里的租金又水涨船高，“没顶公司”已经搬离桃浦去了更远更便宜的松江，其他尚未搬走的艺术家们也在寻找新的落脚点。艺术的价值无论怎样都挡不住快速膨胀的经济利益的冲击，新一代年轻艺术家或者蜗居在城内家中创作，或者搬迁到更远的地区，这已成为艺术发展的一个模式和宿命，尤其在务实主义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