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粪便、肥皂、巧克力、植物、血、毛发、尿液、灯泡以及许多在药房能买到的美容、卫生和医疗产品……进入20世纪以后，艺术家对材料和技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探索。其中很多材料和技术的持久性是未经检验的，还有一些则可以说是定时炸弹，随时有劣化的危险。

约瑟夫·博伊斯1963年的作品《油脂椅》

意大利艺术家皮埃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1961年的作品《艺术家之屎》

埃德华·拉斯查（Edward Ruscha）1970年创作的《巧克力房间》，这件曾在第3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用丝网版和巧克力制作的“墙板”铺满展墙。这件作品现为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为了应对这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美国策展人和修复师参加了一系列讨论会，旨在和当代艺术家进行更好的沟通，从而发现和记录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材料，以及他们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有怎样的设想。

这些讨论会的组织者是纽约非营利机构“当代艺术之声”（Voices of Contemporary Art，简称 VoCA）。该机构最近一次活动于4月19日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办，艺术家莎拉·奥本海默（Sarah Oppenheimer）和策展人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讨论了展示和修复当代艺术的难题。在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提供的30万美元经费的支持下，这些讨论会将持续到2018年。

VoCA在2月在迈阿密鲁贝尔家族珍藏馆（Rubell Family Collection）举行讨论会的现场，这是该机构2015年的第一场活动。在讨论会上，策展人、修复师们分享了有关当代艺术保存和修复的经验和看法

变质的展品

迈阿密当代艺术协会注册主任兼展览经理凯莉·尼尔（Kerri Kneer）谈到一件使用麦片和牙膏的作品，由此为整个讨论会定下基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会让牙膏不变干。”她问道。此外，“这样的作品，我们应该在它变质的过程中继续展出吗？还是只能由着它这样？”

美国华盛顿赫什霍恩美术馆和雕塑公园（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雕塑修复师葛文·瑞安（Gwynne Ryan）说，与艺术家的对话必须涉及“作品背后的创作意图和动机”，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经葛文·瑞安修复过的安妮·汉密尔顿（Ann Hamilton）作品《重叠抄本》（Palimpsest）于2013年4月至9月在赫什霍恩美术馆和雕塑公园展出。这件装置作品中除了纸、水箱等材料外，还有活生生的蜗牛和生菜。该馆工作人员在过去20年间与艺术家保持着联系和合作。

其他发言者还在如何克服艺术家的抗拒心理方面给出了建议，有的艺术家认为作品的维护保养不是他该操心的事，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艺术家不愿意高调谈论自己的制作方法，生怕这会抹杀作品的“魔力”。

为一个企业收藏担任修复师的露丝·德尔弗雷斯诺·吉连（Ruth del Fresno Guillem）说，至少有一个艺术家在作品经她修复后，前来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在向艺术家介绍某些材料的脆弱性时，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一些自我意识。“这是在剪掉他们创造力的翅膀。”她说。

保留蛋黄酱

还有一位修复师回忆了她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已故艺术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对话，当时的话题是为什么他的一幅30年前的画不会变干。现任ArtCare公司总裁的拉丝汀·莱文森（Rustin Levenson）曾问德·库宁，为什么这幅画至今还是发黏的。艺术家“瘫坐下来，嘴上咕哝着，“大概是因为蛋黄酱吧”。莱文森记得当时德·库宁一脸的尴尬，说：“这就好比我做了套衣服，结果袖子掉了下来。”但莱文森没有要求他改变这种做法。“如果那美妙的色彩是用蛋黄酱实现的，我可不想它改变。”她说。（但是后来经科学分析发现，德·库宁没有使用蛋黄酱。）

威廉·德·库宁1964年的作品《萨格港的女人》。德·库宁的同侪也曾表示他有在画中使用蛋黄酱，但针对其作品的分析结果中却没有找到任何蛋黄酱或蛋彩的踪迹。然而，他在1964-1965年间确有使用食用红花籽油来作画

在和艺术家商谈时应该有哪些人在场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瑞安强调，最重要的是应该取决于怎样的人员组合对作品最有利。还有一位发言者提醒大家，最有效的谈话应该是修复师和艺术家单独进行——不要有策展人、画廊主或者任何利益相关方——“因为艺术家考虑到今后的买卖可能会有所保留。”

有的策展人可能不喜欢有外人介入到自己和艺术家的往来中，但丹佛艺术博物馆（Denver Art Museum）的土著艺术副策展人约翰·鲁卡维奇（John Lukavic）说，他们现在提倡和修复师“携手”合作。他表示，在和艺术家讨论的时候“喜欢让修复师也参与进来”。

还有人提到了应该如何记录这些谈话。瑞安说赫什霍恩美术馆和雕塑公园在考虑将自己的录像文献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交媒体活动，但其他人表示，坦诚对话的最好记录工具应该是耳朵和笔记本。瑞安讲述了一次跟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克劳德（Christo Claude）的对话，她发现只要有摄像机在，这位深谙媒体之道的艺术家就会“照本宣科起来”。VoCA总裁兼旧金山现代美术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收藏和保护总监吉尔·斯特尔雷特（Jill Sterrett）强调了“多方记录”的重要性，因为艺术家和工作室助理对同一件事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记忆。撰文／Laura van Straaten  译／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