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也是一种变化中的身体实践：评“变形计——新锐雕塑家八人展”
管郁达  雅昌艺术网专稿  2007-05-21 11:13:09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段短暂的活跃、冲动之后,中国当代雕塑创作仿佛落日余辉，目前正处在一个萎靡不振、青黄不接的低谷时期。
　　一方面，为获取 “当代文化”准入的门票，中国当代雕塑创作对所谓“当代性”展开了急切的追求和拥抱，这种追求和拥抱使当代雕塑在语言实验与观念变革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表现空间，但与此同时，所谓“当代性”标签的腐蚀作用也好比幽灵附体一样,使当代雕塑为“当代性”而牺牲身体经验，正日益异化为一种与个体生命体验无关的智力游戏和语言竞赛；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政治艺术、新历史主义、卡通艺术、女性主义、70后青春艺术、观念艺术等等，这些“国际化”的当代艺术主题如潮水般地涌进，并为中国当代雕塑界所挪用和拷贝，这一过程非但没有为中国当代雕塑创作回归本土身体经验带来新的推力，相反，只是加速了当代雕塑创作的商业化和“去中国化”进程。
　　与西方雕塑艺术注重透视法、解剖学、体量感和物理空间的科学表现方法不同,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追求一种体现宇宙生命、抒发个人灵性和身体感觉的审美意识和“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意志。在文化理想、美学精神与造型体系上自成天地。“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压倒东风，中国现代雕塑的先驱欲以西方写实主义的艺术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以“意象”表现见长的雕塑艺术精神，一如当年徐悲鸿先生等前辈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那样。这其中虽然不无创获，但总的来说，还是无的放矢，没有掐到问题的痛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实验中视觉革新的推手，来源于三股不同却又是相互关联的新“传统”动力：首先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转型重建；其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地方性知识传统；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启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以身体革命为核心的当下文化实践。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实践一部分的中国当代雕塑自然也不例外。这次“变形计——新锐雕塑家八人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上述分析判断的一种个案性的思考。
　　参加《变形计》这个展览的焦兴涛、张华、胡柯、肖时安、李玉端、陈铖、唐勇、邱霞八位雕塑家，在当代雕塑创作中各自不同的艺术实验方向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大致来说，他们的作品在雕塑语言和观念上都体现了一种更为开放、日常和个人的身体经验，这种身体经验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其中，焦兴涛混合超现实主义与波普意识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新物质”的身体世界观；张华的挤压变形手法，除了是对西方雕塑物理空间意识的颠覆外，还流露了当下身体欲望的矛盾；胡柯的《红色密室》挪用了红色革命图像，表现了身体与规训之间的冲突；肖时安作品中卡通手法与民间草根元素的混淆，解构了雕塑的体量感与空间性，具有一种身体游戏嬉皮性质；李玉端的作品具有一种音乐的韵律感和绘画性，将雕塑凝固的三维空间置换为流动的时间；陈铖的作品将观念与造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有一种现代感性的特征，又不失古典庄重的气质；唐勇对日常经验的重构，使个人身体表达重新获得了一种来自当下的活力；而邱霞的《乐神》系列，则带有一种含蓄的幽默感，使人联想起中国汉代陶俑那种“由内及外”的身体快感。
　　总之，《变形计》所体现出来的这些艺术倾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雕塑的希望，不在于那些由自命为精英的大脑编造和设计出来的文化艺术命题和乌托邦幻想中。按约瑟夫·博依斯（Joeph Beuys）的说法，“雕塑”或者“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首先并不是一个媒介概念，而是“改造我们生活世界”的“过程”，所有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物质媒介：现成品、语言、文字、图像甚至行为方式都可视为“雕塑”。
　　所以，“雕塑”首先是一种个人身体经验的实践，而且是在当下不断变动的现实中，联接和沟通历史与个体、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的实践。
2007年5月1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