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影艺家
© Wolfgang Tillmans
如果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该对家庭、社区、环境付出怎样的责任?我们如何超越制度性宗教的限制来推行世俗的信仰?在新作《今生:世俗信仰和精神自由》(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2019)中,著名的比较文学和人文学科教授马丁·海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探讨了信仰和自由的概念,涵盖了从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到卡尔·奥夫·克诺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等众多作家、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他提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永恒存在的奉献,而在于切实关心那些我们知道会失去的东西。“世俗的信仰是不稳定的”,海格隆德写道,“但它的脆弱性可以为我们的精神自由打开可能性”。
在《光圈》杂志中,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与海格隆德谈论了自己和精神意识的联系,以及摄影对于在线网络里“图像恐怖”的责任。提尔曼斯长期关注脆弱性的概念,他提出了关于时间焦虑和全球资本主义下社会团结的必要性的问题。如果一位艺术家可以在人群中创造有意义的联系,摄影能培养对世界的尊重吗?
© Wolfgang Tillmans
同时,我想知道摄影在这种追求里的角色是什么。大约十年前,有一些文章声称发现了一种带有宗教情怀遗传倾向的上帝基因。如果那是真的,我会说我拥有那种基因。我常常感到一种和精神意识的亲近,而摄影是那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把重点放在理解这种许多人都有的疏离感和缺失感,不从过往宗教上缺失的角度,而是一种许多人还未拥有的世俗的,自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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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建议里有趣的一点是,缺少对生命有限的愤怒。
是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主义者与反抗的概念息息相关,或者“即使”,即使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仍然在做让人类和平的事情,但在你的书和思想里完全缺少了那种愤怒,是温和的,你有因此受到评判吗?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今生》当然想具有变革性和革命性,但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更深入地成长,如何公正地对待我们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而不是去克服生命有限这种本就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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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根本上认为,我们需要连接,与他人连接是最有意义的。但你如何解释这种,对成为一个人的关注,以及对与自然、内在、水晶能量等的连接的关注?这种自我优化的精神并没有关注我们共同做的事情。
但你所说的异化形态所表达的对社会连接的渴望,可以转化为更社会更有助于解放的结果,这可以认识到我所说的“培养我们共同生活的世俗化的推动力”,而不是进入某种自我实现的幻想,设法逃离我们的共同生活。
作为摄影师,我长期观察自身的矛盾,一种是活在当下,一种是以实现某个时刻作为摄影的本质。这种生活让我充分意识到,无论是图像或实体印制品,没有什么是可以超越当下的。你有思考过摄影师的这个困境吗?
摄影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但试图抓住脆弱而短暂的瞬间,也试图以某种方式保存或追溯它。不是为了使他永恒,但这可以让它在活至未来被再次拾起。当你试图抓住一个瞬间时,你的欲望会被这一刹那的感觉所激发。但这不是与永恒有关,是与时空跨越有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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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认为,只要尝试抵消时间流逝,或保存记忆(通过摄影或其他手段),就可以证明我们对永垂不朽的渴望。但我认为这实际上只证明了我们想要活下去的欲望,让凡人活着的欲望,这和永垂不朽是非常不一样的。摄影就是这种欲望的具体体现。
人们认为摄影是在过去十年蔓延开来的。但在我看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小型傻瓜相机的销量已经有了大幅增长。当我看到他们拍下的照片,我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意自己拍下的画面,他们在意的是被看作拍照的人。所以他们想被看作对现状做了些什么,以回应他们所处的状况,而不是作为群体或处境的一份子。
你怎么看待你所思考的事情与社会联系问题之间的关系?你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对于连接的欲望的异化表达吗?还是里面有另一些真相?
你指出了痛点。因为在观察他人时,我会完全将自己置于事外。
是的。
当然,我拍照只是为了自己的想法,以及没来由的授权或分离。(笑)
在你的作品中,摄影在讨论解决社会连接问题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艺术和摄影谈论的不仅是某个事物,更是真实的事物,这些事物是具有全新意义的,也是被描述对象无法通过自身属性表现的。所以,这时正在发生一个转化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记录。我不认为摄影只是一种挪用的行为。
对。它也是一种转化。
我发现,语言往往指向是或不,黑或白,但我发现摄影两者兼有。这不是一种挪用行为,但我们依然在拍照——尽管是温和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中感到拥有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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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言,摄影不是简单地表现具象,也是一种转化的实践,那是不是存在一个关于对物体的忠诚的疑问?一个是否忠于并信任你所描述的物体的疑问。
如果我拍照是因为,想在同一主题中做更多,或者想要取悦某人,这时候那些意图就被注入照片里了,而那些意图就是别人在照片里看到的第一件事。如果你想通过拍照去控制局面,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你有一种谦卑的态度,那种谦卑,或是那种真诚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感觉到,可以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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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创造一个社会连接的形式,你认为这是一个摄影艺术的考验吗?尤其是你的创作。
他们可能会感觉到,噢,我知道那种感觉,或是,我知道那种味道。这是我唯一可以判断的连接,是感觉在这世上不那么孤独的时刻。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摄影是否培养了对世界的尊重?
摄影显现了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从而显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回应,我们的立场。摄影之所以在培养对世界的尊重,是因为它能唤起我们维护立场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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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的内省意识背道而驰,我选择用“团结”——“精神就是团结”。你是如何定义“团结”这个词呢?
我强调精神生活应该从社会和物质方面去理解,而不是冥想或超自然的方面。我想这与(社会)团结紧密相关。
我感觉这种物质主义正在干扰人们内心的平静。这样将瞬间转换成图像的迸发,正在创造更多物质,尽管它们只是数据,通常不再被印刷出来。但这个闭环到底是什么?这个短路做了什么?
有一种说法,大量图像的冲击和对Instagram的痴迷,正剥夺我们内心的平静。于是有人会依据冥想的平静或类似的角度来思考精神世界。相比之下,我对精神自由的定义是根据,我们是否有处理自己的时间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被大量的图像所吸引,我们就会失去控制时间的能力。
© Wolfgang Tillmans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看这些图像。
这样的对图像的关注,往往让你忘记你该做什么,忘记该先做什么,忘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艺术和摄影可以抵消这些,艺术恰恰没有通过社交媒体吸引人的方式引人关注。
你在书中写到,我们可花费的自由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不同寻常,如你解释,追溯到马克思和其他人。2005年,我在伦敦地铁里看到宜家的巨型广告牌,感到五雷轰顶,昨天发了一张它的图片给你。
噢,是的。
广告写着,“欢迎来到工作之外的生活”,一对夫妻在看书,下面写道,“如果你为厨房花费得少一点,你就可以工作少一点”。这在当年的伦敦出现,实在太奇妙了,那时伦敦是一个以高强度工作驱动的社会环境,当然,今天变本加厉。但这种如果你拥有多一点的金钱就可以花少一点时间工作的设想,就像当今存在这样的弹性的设想,是非常天真、乌托邦式的。它只能来自一家瑞典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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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将自由,和简单意义上的工作或休闲时间的自由联系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大量的实际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不到它们的目的和重点。然而,得到自由并不是不用工作,而在于能够从事并致力于有意义的工作和活动当中,可以肯定并承认你所做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我想,将不需工作和休闲看作自由,是非常简化概念的误导。但这同时也是一个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如何构成的现象。
是的。你有读过或熟悉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吗?他在我的生命中常常影响着我。他完全反对宗教和宗教权威,但他已经写了数十本关于精神、思维、哲学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要如何摆脱我收集到的每一个画面?使我的心灵完全新鲜和年轻,使它可以重新观察整个生命的活动”。
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推测的假设:把生命看得如此有活力,以致于否认生命的有限,否认任何生命形式需要依靠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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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在我最近给你写的信中,我在青少年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和“脆弱”这个词有了紧密的联系,在我初出茅庐时,把它用作艺术事业的笔名。
这个小故事令我着迷。
为什么你认为我们现在比15年前更能感觉到脆弱呢?
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是,与气候危机有关,生活环境本身的脆弱愈发明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还有社会的不稳定感的增加。尽管我们更脆弱了,在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里,我们的脆弱性并不是均衡分配的。我们有不同方式面对生命的有限和脆弱,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状况,并知道这是致力于改变社会状况的其中一部分。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做些什么。
正是如此。
我想聚焦在摄影上,以及摄影对人的影响,对人曾有或还未发生的回应。你最后有什么想法吗?我感觉人们对摄影充满了热情。它现在是我们世界的中心。但它从未被真正地讨论,因为缺少讨论。即便是艺术史家,也常常缺乏关于摄影的语言讨论。尤其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而非常有限的。
同时,越来越多的图像像文字一样使用。某种程度上图像正在替代文字,表情符号也正在变成文字,却没有关于这些人们正在使用的图像、表情符号的语言。
某种程度上,摄影成为我们面对真理和表达的焦点,当然了,因为摄影在历史上就被看作真相的载体,然而现在大家强烈地意识到摄影是如此容易被操控的。所以它成为了关于真相语言焦虑的焦点,我们需要去承认这种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语言变得更加细致微妙。
是的,当然。